后期闻一多并非“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

后期闻一多并非“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

《血色》说：“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那些演说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进入40岁以后，总体上说，闻一多的性格较之年轻时相对偏激”。这个评论明显不符合实际。

在闻一多身上，激情与理性并不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而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并存，既有激情又有理性，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有时激情多一点，有时理性多一点，有时结合得很好。这种情况无论是青年闻一多还是斗士闻一多都是如此，并不因年龄之大小而有太大的区别，更不存在青年时理性多于激情，后期反而激情多于理性，更偏激的问题。

一、八篇演说表明后期闻一多既有激情又有理性

《血色》说闻一多的那些演说“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为此我们选出他在1943～1946年7月15日发表过的8篇有代表性的、影响比较大的演说试作解剖分析，看看历史的真实面貌究竟是如何。

第一篇是1943年11月13日发表的《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这是闻一多根据自己一次讲课内容整理的文字稿。他介绍并肯定了田间的诗，说它像鼓声一样，“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称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这堂课不仅给新诗，而且给社会的前进指出了一个光明的方向。

第二篇和第三篇是1944年5月3日晚闻一多在联大历史学会举行的“五四”2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及8日在联大文艺晚会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后来分别以《五四历史座谈》、《新文艺和文学遗产》为题收入了《闻一多全集》。两篇讲话的基调和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要和大家“里应外合”，再次打倒孔家店。他说这是他积数十年读古书的心得才得出的结论，其中既充满高度的激情，又具有高度的理性，是二者高度结合的结晶。

第四篇是在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有位先生在会上大讲“教师不该谈政治”，闻一多即席发表演说，强调现在连人的起码的生活都不能保障，还谈得到什么学术研究，“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演说用词相当尖锐，情绪确实也有些激动，但他的道理是对的，是非常理性的。

第五篇是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会上的讲话。闻一多不仅大大赞扬了鲁迅，而且当众作了自我解剖，并且转身向鲁迅遗像鞠躬以示忏悔。这篇演说是激情与理性高度结合的光辉典范！没有高度的理性，不会有如此入木三分、发人深省的言论和举动。

第六篇《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是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当时，盟军不断取得巨大胜利，而国民党军在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攻中，溃不成军，几个月之内丢失大批城市和豫、湘、桂大片土地，西南大后方人心惶惶，纷纷强烈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紧急挽救危局，昆明各界立即开会响应。闻一多在演说中号召人民紧急动员起来，自己保卫自己。

第七篇是1946年6月28日在民盟举行的各界招待会上的讲话——《民盟的性质和作风》。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进一步加紧了法西斯统治，民盟是其重点打击对象之一。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宣传解释工作，民盟云南省支部召开了各界人士招待会，几位省支部的领导人都发表了演说，闻一多着重讲了民盟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人，但不是无原则的和事老；民盟成员的手上没有一丝一毫血腥味儿，这双洁白的手和无数拿锄头的手，开马达的手，打算盘的手，拉洋车的手，缝衣煮饭、扫地擦桌子的手……团结起来，就能扭转历史，创造奇迹，就能制止内战。

六、七两篇讲话，满怀一腔热血和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摆事实讲道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最后，就是《最后一次的讲演》。讲演虽说是在情绪高度激昂悲愤时讲的，但关于反动派“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反动派将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在人民面前倒下去等分析与判断，则是对客观现实科学的分析和结论，绝对不是只有激情，而少理性的演讲。

仔细看看这8篇演说的原文，可以深深地感到把这些演讲说成是“大话空话”，“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是不能令人信服和理解的。

二、一二·一运动中保持高度的理性，并不偏激

闻一多斗士阶段从事的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支持和帮助同学们开展了一二·一运动。抗战胜利不久，反动派血腥镇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昆明同学，打死四位师生，打伤数十位同学，史称一二·一惨案。同学们奋起反击，斗争持续近四个月才结束。闻一多坚决站在同学们一边，当参谋，当顾问，并充分运用他的特殊身份在教授会内同反动的国民党、三青团教授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整个运动中，他十分重视斗争策略，掌握火候，掌握分寸，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例如，惨案前商量召开反内战晚会时，他考虑到蒋介石武装改组了云南省政府，形势急剧恶化，建议演讲人不要邀请特别激进的教授，而邀请国民党籍爱国教授以及具有中间色彩的民盟教授；后来晚会遭反动军队开枪开炮威胁，同学们愤而罢课，他为了保护同学们少受损失，对罢课有所保留，几天后就劝同学们复课，不要感情用事。

惨案发生后，他怀着极大的悲痛和仇恨，与同学们并肩战斗，又写文章又发表演说，痛斥反动派。罢课进行了20多天后，同学中开始出现松懈情绪，运动有失去中间同学同情的危险；同时反动派怕事态扩大，答应了部分复课条件，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精神，指示运动要适时转弯，适可而止。这时他也有“复课之事不能再拖了”的想法，恰好与地下党的精神不谋而合。

运动后期闻一多几次主动登门拜访学校主要领导人——他当年的老师梅贻琦，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说之以理。这些谈话产生了非常好的效应，为运动善始善终做出了积极贡献。梅贻琦基本消除了疑虑，采取了比较公正客观的态度，公开发表谈话澄清事实真相，积极推动地方当局尽可能满足同学们的复课条件。

运动转弯的过程中，少数同学思想不通，对罢委会领导不满，闻一多积极而耐心地做那些有偏激情绪同学的思想工作，帮助维护了同学们之间的团结。

所有这些都说明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中并非“激情多于理性”，“相对偏激”，相反，是把激情和理性结合得十分恰当，非常精彩。

【注释】

[1]谢泳：《血色闻一多》，31页，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2]谢泳：《血色闻一多》，94页，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3]谢泳：《血色闻一多》，27页，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4]谢泳：《血色闻一多》，25页，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5]侯方岳：《忆闻一多同志》，《闻一多纪念文集》，201～20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6]闻一多：《致父母》，《闻一多全集》第12卷，1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华罗庚：《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闻一多纪念文集》，1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8]闻一多：《致闻亦博》，《闻一多全集》第12卷，39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9]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84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10]闻一多：《致家人》，《闻一多全集》第12卷，20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1]康伣：《忆闻一多先生》，《闻一多纪念文集》，28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12]闻一多：《致饶梦侃》，《闻一多全集》第12卷，2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3]闻一多：《妇女解放问题》，《闻一多全集》第2卷，41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4]唐登岷：《回忆民主战士闻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19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15]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闻一多纪念文集》，264～26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16]闻一多：《闻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29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7]即布尔什维克。

[18]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宇宙风》第147、148期合刊，1947年3月1日。

[19]谢泳：《血色闻一多》，99页，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