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衲本二十四史》与《衲史校勘记》

《百衲本二十四史》与《衲史校勘记》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报载2005年上海书展上，上海图书公司博古斋一套线装古籍《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以18万高价被读者购走，创最高零售成交价。据笔者所知，上一年博古斋也曾售出一套《衲史》，售价15万元。一年中又涨了3万元！不过在重视《衲史》经济价值同时，我认为更应该了解它的学术价值及其编印前后的种种人与事。

《衲史》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从1930年8月出版第一种《汉书》起，到1937年3月最后一种《宋史》，历时7年。其实，张元济在《汉书》出版前20年已开始准备。清乾隆年间《明史》编成，在原有二十一史基础上再增加刘珣《旧唐书》，成武英殿二十三史。后四库馆臣又从《永乐大典》等典籍中辑得薛居正《旧五代史》，《二十四史》遂由此得名。于是钦定武英殿本（简称殿本）也自然成了最为流行的本子。但殿本编纂者对许多当时容易找到的宋元善本弃之不顾，疏于校勘，以赝乱真；而且出于“文字狱”原因，任意删削，窜改作伪。其讹、衍、缺、脱之严重，早为清代学者所诟病。张元济有感于此，决心重校并辑印旧本正史，以还古本之本来面目。

《百衲本二十四史》

选定底本，是辑印《衲史》关键一环。宋元旧本历经岁月沧桑，存世本来就不多，完整的更属稀罕。即使宋元古本，亦有优劣之分。因此每一种史都要找多种版本，比对、校勘后作出选择，其艰辛非常人所知。如《晋书》，张元济1930年6月前曾校对四种版本，结果无一善本，原决定采用南京图书馆所藏宋刊小字本作底本，已经拍了照，后发现“列传”某卷，“多有脱漏”，改用海宁蒋氏衍芬草堂藏宋刊小字本。又如《史记》，用南宋黄善夫三家注刻本作底本，因国内仅得69卷，原定以明震泽王延喆本配补，1931年从日本上杉侯爵家借照黄本数十卷，于是全书才统一为黄刻本。这样选本、摄影、校勘，再选本、再摄影、再校勘，几经反复，投入的成本可想而知。如只为商业利益，哪家出版商能这样干？用张元济自己的话说，叫“求之坊肆，匄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见，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

有了善本，第二步为校勘。1930年商务成立校史处，人员最多时有一二十人。他们主要从事校勘和描润两项工作。张元济要求大家每天填写工作日记，他当晚检查工作进度，并逐页复校。校史处人员做“死校”，即校出殿本与各旧本的文字差异，做到“不漏”；张元济除复核外还要“活校”，即定异文是非。他发现殿本的错讹很多出于明人之手。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本不可解者，即随意改动。《南齐书》记“殷舌中血出”一例就十分典型。三朝、汲古各本均作“殷言中血出”，“言”字不通，明监本改作“舌”。舌中出血怎么人就死了？其实宋代原本作“殷亡口中出血”，“亡口”二字略小，墨印稍溢，误认为“言”，由“言”变成“舌”，愈加离谱。再有殿本《辽史》里二十余处“钓鱼”，与所记场景不符。张元济考出应为“钩鱼”，本是辽人的一种特殊风俗。一字之差，几乎将历史上一种古朴的民风湮没了。当然殿本也有长处，张常用殿本各史的《考证》定异文是非，校出宋元古本的错讹。实事求是，是张元济校史、做学问的准则。(www.guayunfan.com)所谓描润，即是把印出底样上的污点用白粉修去，其精细不亚于篆刻或绣花。张元济亲自拟定《修润古书程序》《修润要则》《填粉程序》以及《〈宋史〉制版须知》等工作规程。每张修润过的底样，都由他一一过目，不合格者退还重修，合格后方签字送工厂上机印刷。《衲史》的广告、预约样本也都由张元济亲自审定。当得知久逸的薛居正《旧五代史》原刻本可能还存世，他一面派人积极查访，一面亲拟薛史征募启事。

《衲史》原定4年出齐。“一·二八”之役商务遭劫，打乱了计划。大批《衲史》底版，连同两部海内孤本《周书》均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为节约开支，校史处被迫撤销。直到1933年才恢复《衲史》校勘与出版。“一·二八”前《衲史》仅出版五种，大量工作要从头做起，其困难不言而喻。当时商务实力已大不如前，张元济不要求恢复校史处，助手也大都是兼职的，凭他执着的精神和毅力在家里开始校史，古稀之年终于完成了其余十九史的辑印工作。期间，他还辑编《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丛书集成》等好几部大型古籍丛书。

张元济辑印《衲史》，是我国史学史、古籍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其广罗宋元明善本之多，千补百衲之艰辛，校勘之认真不苟，可谓空前绝后！当代几位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对此评价极高。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称《衲史》“为保存宋元以来所刻正史之大结集。”张舜徽认为“它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王绍曾则称“无论从《衲史》校勘的规模，或者从校勘认真的程度来考察，都是明清以来汇刻全史所从未有过的。”从校勘成果来说，张元济的作用“远在王（鸣盛）、钱（大昕）之上”。《衲史》不仅纠正殿本正史的错谬，“一扫学术上二百余年之阴霾”（张元济语），而且用作《衲史》底本的宋元明善本中明显讹误也一扫而空。伴随《衲史》而产生的《衲史校勘记》稿本一百数十册就是其成果。

《衲史》书柜

《衲史》全书出齐后，张元济着手整理校勘记，无奈因抗战爆发，印行计划随之流产。1938年张元济从原稿中选录出有代表性的164则校勘记，编成《校史随笔》，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6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十一种直接用《衲史》作底本，也大量利用了《衲史校勘记》的成果。80年代以来，经顾廷龙、王绍曾二位先生一再呼吁，在各方面努力下，张元济这部重要遗著《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可惜原稿在“文革”中遗失七种，现只存十六种（《明史》原无校勘记）。王绍曾先生是当年参加过校史现唯一健在者，精于版本目录又呼吁奔走最力。他82岁高龄时“挂帅”整理《衲史校勘记》，从1993年到2000年整理完成，历时8年。王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后序》等文有详细记载，其曲折坎坷令人感叹。

不过围绕《衲史校勘记》印行，也出现了一些不谐和音。先是有人认为《校勘记》已无利用价值；继而有位先生借与王绍曾先生商榷，旁敲侧击极力贬抑《衲史》的学术价值和张元济在校勘学上的重大贡献。这位先生说张元济出于商业目的而偷偷改字，因此张不会同意公布《校勘记》，又说原商务校史处负责人蒋仲茀50年代整理过《校勘记》，是王先生编出的“神话”。这位先生又以《史记》校勘为例，武断地说，张元济所用的底本南宋黄善夫刻本比殿本差。九十高龄的王绍曾先生为此撰长文予以答辩，以正视听。学术上有不同见解原无可厚非，但是出语惊人，标新立异，甚至用一些刻薄的话语向前辈脸上抹黑，只能表明自己之浅薄无知！我劝关心《衲史》的朋友，读一读王绍曾先生新著《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中的相关文章，可以明了不少做人做学问的道理。

（原载《旧书信息报》2005年第42期，200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