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同人的刻书事业_顾炎武的事迹

顾祠同人的刻书事业_顾炎武的事迹

在顾祠会祭的前二十年间，凭借着通过顾祠联系起来的人际网络，这一群体从事了大量的书籍校订和出版事业，这让“会祭”这一看起来十分松散的交游活动，具备了提供作品发表、意见表达与传播学术的实际作用。这种建立在学者间个人关系上的出版行为相当多样而复杂，其中既包含有官僚的主持、富商的赞助，也有学者的个人努力。要之，对前人时贤著作的收藏、寻绎、校订、出版，是顾祠同人的重要活动内容。

（一）《连筠簃丛书》

道光二十四年顾祠第一次会祭，参与者除了官员与学者之外，还有一位山西灵石的富商杨尚志（子言，1821—1856）；到了第二年的五月，杨尚志的哥哥杨尚文（墨林，1807—1856）也参与进来。杨氏兄弟连续参与了此后的数次会祭，到道光二十六年的生日祭和秋祭才相继离京。关于他们参与到顾祠会祭的经过，何绍基说：

自道光癸卯，余始建顾先生祠于城西慈仁寺之隙地，海内魁儒硕士、治朴学能文章者，先后至都，游集甚盛，为之职志者则余与张石舟、陈颂南也。墨林虚怀敬友，既遍交一时显俊，因命子言师事余及颂南、石舟，又学算于郑浣香。[97](www.guayunfan.com)杨氏兄弟常年旅居京师，因为同乡的关系先结识了张穆，又通过张穆结识了顾祠同人陈庆镛、何绍基。就在顾祠开始举行会祭的道光二十四年，张穆又介绍他们认识了刚刚回到京师的郑复光。杨氏兄弟结识了郑复光之后，对于算学十分感兴趣，于是杨尚文命尚志拜郑复光为师，学习历算之学。就在此时，杨氏兄弟“谋刻（郑复光）所著论算各种”，张穆认为“是无宜先于《镜镜痴》者”[98]。

郑复光（1780—1853），字浣香，安徽歙县人，国子监生，是著名的算学家。他也属于同为歙县人的程恩泽周围的学者圈子的一员，曾从程恩泽学习，还曾与后者有修复古代历算仪器的约定[99]。大约在1816年之后的十年间，他写成《镜镜?痴》一书[100]，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光学著作。郑复光约在道光十五年初识张穆，张穆“从之学算，围炉温酒，无夕或间”，并且见识到望远镜的奇妙，“以为闻所未闻”。不过，张穆之所以对《镜镜?痴》如此看重，主要还不是出于新知或者猎奇的心理，而是基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认为望远镜的使用将大大助于提升国防能力，他甚至曾将郑复光写给他论述望远镜之理的信函副本送呈“当事”，并建议将郑复光延入幕中，却并未得到积极回应[101]。所以，当杨氏兄弟想要刊刻郑氏所著书籍的时候，张穆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镜镜?痴》。

《镜镜?痴》是杨氏兄弟所刻的第一部书，他们请张穆主持其事，张穆“稍为画定体例，附《火轮船图说》于后”[102]，事实上将《镜镜?痴》当作一部军事技术著作来出版。这部书由何绍基题签，张穆编校，杨尚文绘图，杨尚志校字，完全是一个交游小圈子的成果。此书刻成，杨氏兄弟续谋刊刻其他书籍，并以自家书房的名字命名了未来的这套丛书，是为《连筠簃丛书》。

《连筠簃丛书》由杨氏出资，张穆负责书目的选定与编校。何绍基说杨尚志“刻《连筠簃丛书》十余种，皆发明经史、裨益实用之书，张石舟实为经理”[103]，张穆事实上成为《连筠簃丛书》的主持者。由于张穆同时也是顾祠会祭的发起人，这让《连筠簃丛书》成了顾祠会祭群体学术趣味的反映。

《连筠簃丛书》前后共刊刻了15种书籍，涵盖了小学及金石学、目录学、边疆史地及金元史、算学、同人著作几类。

小学著作中，吴才老《韵补》五卷附顾炎武《韵补正》一卷是较早刊刻的一部。宋代吴才老所作《韵补》是音韵学上的重要著作，但是传世的刻本“荒芜潦草，未惬雅观”。张穆的好友苗夔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十分服膺，因为亭林曾作《韵补正》而对《韵补》十分向慕，但却一直未能获见其书，道光二十七年才从何绍基处借得，“键户谢客，手自缮录，寝食俱废”，于是张穆起意将其刻入丛书，以广流传。何绍基因此搜寻到各家的刻本、写本，并从顾祠同人、监察御史刘位坦手中借得汲古阁影抄的宋本，但讹误甚多，均不足据。苗夔重新复校《韵补》所引之书，成一精校本，“从此几案间（顾炎武）《音学五书》外又增《韵补》一种，乐何如也。”[104]《韵补》及《韵补正》的刊刻，出于顾祠会祭群体中小学家的推动，同时也构成亭林崇拜的一部分。

《连筠簃丛书》中费时最久、用力最多的一部书，是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与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并称为清代说文学的两大成就，但是段氏之书早有刻本传世，桂氏说文却一直没有刊刻。此书顾祠同人叶志诜（1779—1863）家藏抄本一部，道光十九年陈庆镛假抄一部，二十二年杨尚志又就陈庆镛的抄本借抄。陈庆镛本有意校订刊印，但当时正值鸦片战争，无暇从事此项校书事业。道光二十五年，许瀚入都，携有桂氏原抄本，顾祠同人因得以见庐山真面。次年，陈庆镛还乡，杨尚文决定出资刊印《说文解字义证》，并请许瀚任校订之责[105]。许瀚的校订工作持续了数年，《说文解字义证》的刊板直到道光三十年二月方才开雕，咸丰二年五月完成。

《连筠簃丛书》刊刻的小学著作还包括：刘宝楠《汉石例》六卷。此书从语言学的角度，爬梳汉代碑刻文字的体例，于金石及训诂学均有贡献，杨氏兄弟雅好金石，见到此书“喜且宝之”，因请张穆刻入丛书[106]；严观《湖北金石诗》一卷。严观字子进，乾嘉间江宁人，金石家严长明之子，好金石文字，曾著《江宁金石记》八卷[107]。他曾搜考湖北金石，遍为题咏，集为《湖北金石诗》一卷，张之洞《书目答问》称其“意在考据”[108]，根据书末的题辞，此书盖由许瀚提议刻入丛书，书名亦由许瀚题签。不过此书之刻何以由许瀚发议，已经难以考见。此外，还刊刻了马邦玉《汉碑录文》一卷。

西北史地方面，《连筠簃丛书》所收录的最重要书籍是《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此书是蒙古人所作元代史书，于元史研究关系极大，“每段前列蒙古语，附以译文……外间更无传本”[109]。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张穆寓居国史功臣馆，从《永乐大典》十二先元韵中抄出《元朝秘史》的汉语译文，二十七年又从仁和韩氏借得影抄的原本校对，二十八年六月校刻完毕。《元朝秘史》是极为珍贵的元史学文献，它的发现与流传对于清代元史学的繁荣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刻入《连筠簃丛书》是这部珍贵史籍汉文译本的首次刊刻[110]。在《元朝秘史》的跋尾，张穆还特别抄录了顾炎武《日知录之余》中提到“元秘史”的《华夷译语》一条。[111]

《连筠簃丛书》还刻入了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一卷。元代全真教巨子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的邀请，横绝大漠，前往中亚一带，其弟子李志常所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丘处机的经历见闻。乾隆末年，钱大昕在《道藏》中发现这篇文献，“始表章此书，为之跋尾。阮文达遂写以进秘府。道光间，徐星伯、程春庐、沈子敦诸先生迭有考订，灵石杨氏因刊入《连筠簃丛书》，由是此书非复丙库之附庸，而为乙部之要籍矣。”[112]徐松从龚自珍处借抄了这份文献，并请程同文、董祐诚撰写了跋尾，这些研究性的附录也都一并刻入了书中。张穆为此书所做的题记还特别提到，沈垚作有《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至为精密”，也算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跋尾，只是沈垚的《落颿楼文稿》也已一并刻入了丛书，才没有重复收录。[113]

大致在抄录《元朝秘史》的同时，张穆还整理抄写了《永乐大典目录》，后来也刻入《连筠簃丛书》。这部书的刊刻，让普通的读书人也有机会一窥《永乐大典》的全貌。

算学方面，《连筠簃丛书》收入罗士琳《勾股截积和较算术》二卷和项名达《椭圆术》一卷。罗士琳是阮元的门生兼同乡，与杭州诂经精舍渊源甚深，也因此与京师学术界多有往来。《勾股截积和较算术》如何进入《连筠簃丛书》的选目已经不可考，丛书刊刻之时罗士琳在扬州，而张穆曾于道光二十三年到扬州拜见阮元，道光二十六年陈庆镛辞官归里经过扬州，又是罗士琳召集同人雅集，罗士琳的书稿或许是经过上述某个渠道带回京师。书末题“杨宝臣校”，按杨宝臣字寅山，又字湘云，福建邵武人，祁寯藻的门生，精于天文历算，有“愿天生圣人以正算学”之语[114]，曾于道光二十九年秋祭、咸丰元年春祭、咸丰二年秋祭、咸丰十一年生日祭、同治二年生日祭、同治十一年春祭生日祭及秋祭、光绪二年春祭共九次参加顾祠会祭。项名达（？—1850），字梅侣，仁和人，道光六年进士，专攻算学，有《下学庵句股六术》及《图解》。项名达的《椭圆术》只是一篇论文，这篇非常简短的算学文献的入选，大约也是出于杨氏兄弟对于算学的兴趣。

《连筠簃丛书》中另外一部大规模的书籍是《群书治要》五十卷。是书由唐魏征等奉敕杂钞群经子史中有关治道的片段编成，“专主治道，不事修辞，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汇而辑之。”[115]宋初以后，《群书治要》已不见于中国，但流传至日本，并曾以活字摆印出版。阮元任浙江巡抚时，留心搜求《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得书175种奏进，嘉庆皇帝命影抄之，称《宛委别藏》，日本宽政本《群书治要》即在其中[116]。《连筠簃丛书》本《群书治要》是这部初唐古籍第一次在中国刊刻，由张穆校订，他没有言明所据的底本，或者是张穆从内府藏本抄出，或者得之于阮元。

《连筠簃丛书》中最能体现学者间个人关系之于学术成果传播的意义的，或许是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是书始纂于嘉庆十四年，直到道光二十八年徐松逝世之前还在订补，撰述工作持续了四十年之久。道光二十年起，张穆开始协助徐松整理此书，还加了两条案语，不过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徐松去世之后保存了《唐两京城坊考》的遗稿，并将其刻入《连筠簃丛书》。张穆在书中的一条注文中说：“星伯先生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此条则将属纩之前四、五日手书示穆，令补入书中，时穆新遭妻丧，儿孝兰疾亦垂殆，仓皇摧割之际，宝持手迹，幸未遗失，附注于此，以志痛也。”[117]徐、张交谊，于兹可见。《连筠簃丛书》本是《唐两京城坊考》唯一的刻本。

关于《连筠簃丛书》刊刻书目的数量，有12、13等不同的说法[118]，原因在于《说文解字义证》和《汉碑录文》由许瀚校订并负责刊刻，发刻的地点是在清江浦，尤其是《说文解字义证》，刻成之后不久，刊板就毁于战火，所以后世目录家多误以为《连筠簃丛书》并不包含上述两种书目；《永乐大典目录》应该由张穆亲自督刻，不知何故流传亦不广泛，推测起来或者是没有在京师刊刻，或者是刊刻的时间较晚[119]。除了已经刊行的15种以外，《连筠簃丛书》还有若干已经拟定但是没有来得及刊行的书目：“已钞未刊者，宋李氏诫《营造法式》、《永乐大典目录》、全祖望《七校水经注》、崔氏致远《桂苑笔耕集》、翁氏宜泉《钱谱》、瞿氏《钱谱》、黄氏宗羲《明夷待访录》、顾氏炎武《菰中随笔》、《日知录录余》、胡氏渭《易图明辨》、严氏可均《说文校议》、任氏大椿《字林考逸》、张氏惠言《仪礼图》、罗氏士琳《春秋朔闰考》、徐氏松《登科记注》、《圣武亲征记》共十六种。”[120]此外可能还包括臧琳的《尚书集解》：“琳博综经史，深于小学，闭户著书，世无知者。所著《经义杂记》三十卷久已刊行，惟所著《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定本高二尺许，约二百万言，世无刊本。秀才七世孙熙珍藏之。张石洲明经之弟子赵孝廉禄保与熙相善，明经欲刊其书入《连筠簃丛刻》，不果。”[121]这个目录里面，除了《永乐大典目录》实际上已经刊刻了之外，在继续延续已刻书目的格局（小学、金石学、元史学、同人著述）的同时，也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的作品，尤其是《明夷待访录》[122]，二是包括了朝鲜人的著作《桂苑笔耕集》。

（二）同人著作的整理与刊刻

俞正燮

道光十二年冬，俞正燮馆于陈用光家，为后者校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张穆相识订交。俞正燮长于张穆三十岁，但对后者十分赏识，称其“慧而能虚，虚而能入”。第二年，俞正燮编刻自己平生文字，请张穆与许瀚从文稿中挑选出“较易缮写”者，分类排次，是为《癸巳类稿》十五卷，其余文稿汇为《癸巳存稿》。道光二十年五月俞正燮逝于南京惜阴书舍，当年冬，遗稿由祁寯藻带回京师，张穆假得副本。道光二十四年春许瀚入都，顾祠举行特祭，以俞正燮等人陪祀。二十九年，张穆将《癸巳存稿》厘定为十五卷，刻入《连筠簃丛书》中[123]。

沈垚

道光十六年张穆在何绍基家中初次结识沈垚，即获读后者所著的《落颿楼文稿》。道光二十年沈垚病重，张穆为之守护医药，沈垚死后又为之亲视含敛，极尽朋友之义，而主持其丧事的，则是沈垚的居停主徐松。在去世前一个月，沈垚手录其所著《漳南滱北诸水考》交给张穆，意嘱其为之董理遗稿。道光二十九年，张穆将所收存的《漳南滱北诸水考》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合之以何绍基所藏《落颿楼文稿》两卷，合刻为《落颿楼文稿》四卷，是沈垚文集的首次面世[124]。不过这个本子只是沈垚个别作品的收集，“故老传言，仅学海一滴耳”[125]，沈垚作品的大规模刊刻还要等待数十年后的汪曰桢与刘承幹。

张穆

张穆去世以后，丧事皆由同人为之经纪，遗稿则归何绍基、何秋涛。何秋涛为张穆撰写了墓志，又将张穆未定稿的《北魏延昌地形志》和《蒙古游牧记》补辑成书。张穆的诗文杂稿“甚多涂乙丛残”，何秋涛本请何绍基为之编定，不过何氏不久丁忧回藉，服满后又视学四川，未遑点定。咸丰二年，何秋涛出都赴安徽幕府，携《延昌地形志》与《蒙古游牧记》自随，而将张穆诗文遗稿交付张穆弟子吴承、吴念（二人曾参与道光三十年的顾祠秋祭，那次会祭将张穆的木主祔祀祠中）裒辑缮写。数年间，吴氏兄弟“取残秩断纸，排比迻腾”，又请何绍基删定，是为《斋文集》八卷、《斋诗集》四卷[126]。咸丰八年，祁寯藻出资先为刊刻诗文集，“以践宿诺”。[127]

张穆一生以校订刊刻师友著作为己任，而他自己的作品也赖友朋弟子而存。他的弟子何秋涛在为张穆的诗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

先生一介寒士，而以流通古籍、扬扢前贤自任，其于师友著述，表章尤不遗余力。若俞氏理初、沈氏子敦，皆同志之友，先生尝抄其所著《癸巳存稿》、《落颿楼稿》藏箧中。及其人殂谢后，悉为谋诸有力者校刊传世。又程春海侍郎为生平知己，莫宝斋司农为婚姻尊行，二公胜流显宦，宾客盈门，而身没以后，诗文奏议零落殆尽。先生百计搜罗，付之剞劂，其笃于风义如此。今先生是集，亦赖友朋弟子掎摭成编，而又得寿阳相国为之醵金开雕，先生九原有知，亦可稍慰生平坎壈之志矣。[128]

何秋涛的序文还透露，张穆去世后，有人认为遗文不必刊刻：“或以先生年未逾五十，诗文非出己意别择，虑其中或有未定之稿与夫偶然涉笔不欲自存之作，今裒而刻之，恐不足以尽先生之长”[129]，张穆的好友冯志沂甚至有“遗书幸未投秦火（原注：君殁后，有扬言欲焚其遗文者）”[130]之句，如果不是友朋的坚持，恐怕终会湮没天壤之间。

就在张穆诗文集刊刻之际的咸丰八年三月三日，负责校订遗文的张穆弟子吴承、吴念（此刻已改名吴履敬、吴式训）前往顾祠参与春祭[131]，特为祭拜张穆，还在《斋诗文集》的序文里留下了“门人吴履敬赴慈仁寺斋祠堂公祭归”的记录[132]。同志者的互相支持、师友朋辈的道义努力，是道咸时代这一大批学者著作得以留存的主要原因，顾祠会祭作为一个联系同人的交游主题，其价值之一即在此处。

程恩泽

顾祠的两位发起人张穆、何绍基都曾受知于程恩泽。道光十七年程氏去世，次年程恩泽的儿子将其遗稿交给张穆，但是“涂乙潦草，首尾多不完，或篇题残捝，乙酉以前之作，竟无一字存。”[133]张穆与何绍基共同编次，并于道光二十五年付刻。

陈庆镛

陈庆镛的作品散佚较多。道光二十五年何秋涛拜他为师的时候，询知陈庆镛的存稿仅有数十篇。第二年陈庆镛出都，何秋涛将他二十六年六月之前的作品校订分类，编成《籀经堂集》十四卷。不过这个本子没有刊刻，流落厂肆，直到同治十三年陈庆镛的弟子龚显曾偶然得之，才得以付刻[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