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激进式“休克疗法”改革的历史背景

推行激进式“休克疗法”改革的历史背景

在前一个问题，我们简要地论述了苏联解体前夕学者对向市场经济转轨方式的讨论及基本观点。在这里，笔者就俄政府独立执政后缘何立即决定推进激进式“休克疗法”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

人所共知，苏联东欧各国中的多数国家，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其基本内容一般归结为自由化、稳定化与私有化。俄罗斯在1992年初围绕这“三化”推行的激进改革措施是：（1）俄实行“休克疗法”最重要和最早出台的一项措施是，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结果是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紧缩财政的措施主要有：普遍大大削减财政支出；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规定靠预算拨款支付的工资不实行与通胀率挂钩的指数化。紧缩货币的主要措施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与信贷规模；（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俄政策规定在1992年内要把20%—25%的国家财产私有化。1992—1996年俄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的任务。在1996年，私有化的企业和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分别占俄企业总数与GDP的比重约为60%和70%。

1992年初，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实行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些人认为，这主要与在政治上刚刚取得主导地位的民主派为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取得西方的支持所决定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民主派屈从于西方压力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派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

（一）从苏联历次经济改革失败原因谈起。(www.guayunfan.com)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其原因很多。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共同性原因是，不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这样，在苏联解体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未解决，这指的是：（1）与改革国有制有关的商品生产的主体问题，即没有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转换其经营机制，企业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2）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苏联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强调要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放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包括不放弃指令性计划。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滞和僵持于这个格局中，就使得本来不正常的经济关系更加扭曲，经济更难以正常运转；（3）由于苏联时期的价格改革没有围绕为形成有竞争性市场价格体系这个根本目的来进行，因此，合理的价格形成体制未能建立起来。而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体制，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是一句空话。

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经过激烈争论，“到80年代末，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达成共识”[5]。普遍认识到，只有向市场经济过渡，才是唯一的选择。俄民主派在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之后，总结过去改革的教训，决定改变过去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的做法，而是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此来解决当时俄罗斯面临的依靠传统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这说明，当时俄罗斯“转轨进程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6]。

（二）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是激进改革的直接原因。

1992年1月2日作为俄“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的起点，那么，必须分析一下在此前苏联的经济与市场状况，否则，就不能理解新执政者为何如此果断地选择了激进改革方案。

苏联到了1990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3%。而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工业与农业生产分别下降2.8%和4.5%，石油和煤炭开采下降11%，生铁下降17%，食品生产下降10%以上，粮食产量下降24%，国家收购量下降了34%，对外贸易额下降37%。1991年，国家预算赤字比计划数字增加了五倍，占GDP的20%。财政状况与货币流通已完全失调。消费品价格上涨了一倍多（101.2%），而在1990年价格还只上涨5%。外汇危机十分尖锐，载有进口粮食的货轮停靠在俄罗斯港口而不卸货成为惯常现象，因为没有外汇去支付粮款、装卸费和运输费。[7]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使得市场供应变得十分尖锐。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到1991年，国家不得不在所有城市实行严格的票证供应。到1991年末，苏联居民食品供应量是：糖每人每月1公斤，黄油每人每月0.2公斤，肉制品每人每月0.5公斤。即使这个标准也缺乏实际保证。零售贸易中的商品储备减少到破纪录的最低水平——只够消费32天。1992年1月，粮食储备约为300万吨，而当时俄国内粮食消费每月为500万吨以上。在89个俄罗斯地区中，有60多个地区没有粮食储备和面粉，都在“等米下锅”。[8]“社会局势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纷纷储备唯恐食品完全匮乏。”[9]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改革已不大可能。

（三）巨大的心理与政治压力。

俄罗斯新执政者一上台，在以什么样的速度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心理与政治压力。人们对旧体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已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又看到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丰硕经济成果，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从官方到普通居民产生一种“幻想与错觉”，似乎经济只要一向市场经济转轨，马上就可摆脱危机，很快就可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很快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正是这种压力成为俄罗斯加快改革步伐的催化剂。从这个意义讲，俄采用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进行经济体制转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下列的情况亦可能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点。俄1992年初推进“休克疗法”后“从街上回来的人，惊慌失措，神情沮丧。然而，根据民意测验，1992年底有60%的居民支持市场改革”[10]。

（四）通过激进改革尽快摧垮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使得转轨不可逆转。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执政，民主派取得了领导权。但是，民主派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面临着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力量的挑战，在当时的俄罗斯国内，各种反对派的力量，对民主派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都持赞成的立场。就是说在民主派上台初期，俄国内面临着国家向何处去的争论与斗争。斗争的核心是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问题。另外，虽然以叶利钦总统为中心的国家执行权力机关已成为国家强有力的权力，但亦应看到，另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它是由左派俄共等反总统派居主导地位的。在上述政治背景下，在民主派看来，必须加速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速度，从根本上摧垮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后达到体制转轨不可逆转的目的。被称为私有化之父的阿纳托利·丘拜斯认为，俄罗斯的转轨到了1996年才可以说已不可逆转了，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这个时候已基本完成私有化任务。2001年12月29日叶利钦对俄电视台《明镜》电视节目发表谈话时谈到，1999年底他所以能下决心辞职，是因为他坚信在俄罗斯改革已不可逆转。

（五）政治局势也是推行经济激进转轨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上面着重分析了苏联解体前后所面临的复杂而又严峻的经济形势，但在政治领域情况也十分严重。1991年“8·19”事件后，那时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实际已停顿。“联盟国家机关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四分五裂。”“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监控实际上都不起作用。”[11]这是因为，“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它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和瓦解过程之中”，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旧的国家调节经济机制陷入崩溃”。[12]在这一期间，大家忙于政治斗争，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取缔苏共，最后是苏联解体。这样，在俄罗斯已不存在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权的民主派，在上述政治情况下，下决心实行激进的改革。“改革战略的实质不仅在于要进行极为迫切的经济改革，而且还在于要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具有一切必要的属性，如预算、稳定的并可兑换的本国货币、税收制度、边防军队、海关、有效的货币制度、可控制的国家银行，等等。”[13]这也说明，当时俄罗斯可供选择的改革途径已经十分狭窄了。弗拉基米尔·毛在论证“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像中国那样，通过渐进的方式启动和实现经济转轨”时指出：“中国模式的关键是（转轨开始时），中国的党政集权制度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全国局势，……而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开始时，不仅没有强大的政府，而是根本就没有政府——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仍只是停留在纸上。”[14]

（六）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

从历史逻辑来看，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民主派推行的激进改革，是承袭了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的1990—1991年所形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斗争，在1990年苏联先后提出了四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文件。[15]我们在前面分析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时，对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沙塔林500天纲领，亚夫林斯的400天构想都做了介绍。两者都是快速转轨的计划。这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各政治派别不仅就经济改革的市场目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张也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叶利钦、盖达尔执政后，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推行激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述分析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俄实行激进改革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也充分说明，到了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中已积累了能够破坏一切的能量。寻找一个宣泄这股破坏性能量的出口是俄罗斯转轨的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激进式“休克疗法”不过是释放1991年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破坏性能量的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选择，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应对策略。这正如盖达尔所说的：到了1990年秋天，很明显一场危机就要爆发了。一场革命就要来临，在这种背景下，有秩序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剩下的就是如何对付危机。[16]丘拜斯在分析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之所以采取激进转轨方式时指出：盖达尔政府开始的改革，“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有人从外面命令我们做的。这是已经成熟了的、使人困扰已久的变革，是由整个俄罗斯的历史进程所准备好了的变革。这是我们国家命运中不能避免的转折”[17]。雅科夫列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盖达尔政府“从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选择了最简捷的，但也是最脆弱的方案——休克疗法”。“我自己最初就感到这个方案至少是冒险的，代价会很大，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在1992年2月就说了。物价放开需要有个竞争环境，然而当时并没有这种环境。在市场上，土地、住房、生产资料都不上市。没有制订应有的保护企业家，特别是生产者的法律。”“但是我既不充当预言家，也不想充当裁判员。在怀疑‘休克疗法’主张的同时，我依然认为，当时政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18]有人说，在俄除选择激进转轨方式，别无他途的说法，十足是一种宣传伎俩，是给不明真相的人强行灌输一种观念；另有人说，俄选择激进转轨方式，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还有人说，俄实行激进转轨方式是完全屈从西方国家的压力；等等。笔者一直认为，对俄采取激进转轨方式原因的分析，应该从当时俄面临诸多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去探究，切忌简单化，更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套用中国的做法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