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士慧能_西域佛性安立于东方德行_中国士人的故事

禅士慧能_西域佛性安立于东方德行_中国士人的故事

禅士，泛指修持佛学、皈依佛法的人。“又一种禅人，不达他根性纯教乳药。”（《摩诃止观》）“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禅人万万千，莫怪相逢不下马，东西各自有前程。”（《古尊宿语录》）

宗教是一个安身立命的观念系统，观念指导人的行为。宗教同时也是一个行为系统，有献祭活动。行为要有准则，宗教还是一个法，有戒律和禁忌。佛是梵语“佛陀耶”简称，意为觉悟的人。觉悟生命真相、宇宙人生真谛。佛教是佛的言教，是觉悟宇宙人生的智慧教育。佛教的神不是神本位，是法本位，法就是佛学。佛学在于正确说明因果现象，所谓缘起的道理，看出现象中的主要条件所在。看到了便是得法，便是觉悟，便是成佛。

佛教能够进入古代中国，根本原因是儒学这个非宗教化的中国主流文化，不能解决人们精神深处的问题，尤其是不能解决“居乱世”时代人心安顿的问题。古代中国人不以上天的神、上帝为信仰对象，而以世间的君主、国家民族为信仰对象；生活最高准则是君主利益，“国家民族”和“大公无私”实际是其代名词。在人的理念中，绝不存在高于君主的上帝。在人与人之间，除了仁、义、诚这些人伦原则，以及利这样的功利原则，也没有超越性的宗教原则。整个社会的共同生活信条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的生活信念不寄意来世，也无服从全知、全能、全善的绝对，全部是现世的、人为的。这导致了中国人文智慧重权术轻信约，思维习惯重集体轻个人、重人轻神。

大凡一个人来到世间会感到孤立无援，要依靠一定的关系概念安身立命。中国人最高关系概念乃是天人关系而不是神人关系，也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神存在以做裁决，只有人世间的圣贤来做是非善恶的标准。圣贤也是人，以人的智力来解决人的困惑，这是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必然引出一系列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儒学是一场政治信念运动，不具备宗教本质。一旦出现政治分裂、伦理失范、社会动荡，儒教就不能自圆其说，失去看护人性的功能。反之，佛教信仰高于人世间，没有人世逻辑短板，能够持续安抚人生。社会动荡，佛教就会取得成功。

慧能（？～713），俗姓卢，慧能是出家的法名。父名行滔，母李氏。其父原在范阳（今北京涿县）做官，后来被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落籍成了百姓。慧能在新州出生，三岁时父亲去世，后随母移到南海（广州），长大以卖柴维生。慧能不识字，有一次卖柴时，听人读诵《金刚经》，引起内心领悟。问起来，知道黄梅有一位弘忍大师在凭墓山开化，以《金刚经》教人，使人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慧能听了，觉得自己与佛法有缘，辞别了老母，到黄梅（今湖北黄梅）去参礼弘忍。凭墓山是唐初五十多年（620～674）的禅学中心，传承了达摩禅的正统。慧能见弘忍，自称“唯求法作佛”。因慧能答“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受到弘忍赏识。慧能被派在碓房里踏碓，“愿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刳其心，获悟于稊稗”，[1]共八个多月。(www.guayunfan.com)有一天，弘忍集合门人各作一首偈，察看见地，以便付法。偈是印度文学形式之一，鸠摩罗什时代就已用来表达心境了。禅者是直观的，与艺术者的意境相近，故文字不是说理的散文，多数表现为诗偈的形式。这时诸人不呈心偈，大家仰望神秀。神秀思惟：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于是，“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于法。……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2]

第二天，五祖召唤神秀于堂内，说此偈“见即来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又说更作一偈来呈吾。神秀离去，数日作不得。慧能认为神秀偈没有见性，也作了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弘忍便在夜间唤进房，为他说法，慧能言下大悟。于是付法传衣，慧能黄梅得法，继承了祖位。当晚三更，弘忍就送慧能去九江驿，回岭南。登船时，五祖叮咛“汝去向南，三年勿弘此法。”过了三天，五祖告诉大家散去，说“吾此间无有佛法了，佛法流过岭南”。当夜东山门下，有人知道衣法付与慧能，向南追来。慧明和尚一直追到大庾岭夺法，慧能便将衣交出。慧明曾任四品将军，拒绝道：“远来求法，不要其衣。”慧能便为慧明说法，传说是：

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3]

慧明言下大悟。慧能要慧明向北去化人，自己回到岭南。慧能到岭南后，有一段隐遁时期。“经于五年，在猎师（追杀）中。”慧能有五年法难，一直被人追踪，常受讥谤，受诬控，受毒害，受驱摈。五年遁迹生活后，慧能终于因缘成熟出家了。广州法性寺《瘗发塔记》对慧能的到来有预言：“预谶曰：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天监二年，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前。立碑云：吾过后一百六十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人。”[4]那年正月初八日，慧能到了广州法性寺。印宗正在讲涅槃经，慧能在座下参听。“因论风幡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印宗听罢非常欣奇，问起来才知东山大法流传岭南，就是这一位座下布衣。正月十五日慧能落发，二月初八日授具足戒。这一年（667）慧能三十岁。次年春，慧能去广州七百里外的韶州曹溪山宝林寺。在此，慧能行化四十多年。韶州刺史韦据礼请慧能，看到说法盛会听众达一千余人。慧能在岭南弘化禅，除了弟子，更影响到中原皇室。皇室礼请不至，便敕建寺院，致送供养。慧能德音远播，“无远勿届”，不但百越，连印度、南洋群岛都有影响。王维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并序》赞誉其“实助皇王之化”。

先天二年（713）八月三日，慧能夜三更，“奄然迁化”、“端身不散，如入禅定”。

禅宗在中土创立，与时俱进，大盛起来源于三次变化：一变是禅宗生活化，佛法向生活化方向发展。中国佛教并不要求纯粹的理论理性，而要求具体的实践理性；以自悟体证代替义理思辨，将虚无教义改做现世修行。将成佛与人生联系起来，成佛即获得人生智慧，获得人生之真谛。二变是禅宗群体化，佛法向群体化方向发展。中国化佛法择地开居、聚众摄化，就必然在方便群体性修为上相应改变，如尚简易、机巧、玄虚的风气。三变是禅宗大众化，佛法向大众德行方向发展。不重宗教仪式，重视德性修养，把深切的佛性悟入安立在百姓日常的大众德行上，这是慧能禅法的最大特色。

佛教中国化，慧能属于第三阶段：一是好简成性，更加推动禅宗简约化。慧能入灭前传授方便门：破除知性，讲求悟性。“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5]意思是要利用一切知性概念对立相因，去破除知性，让人顿悟。二是净兴正心，推动禅宗道德化。慧能有德性洁癖，说人“不起谄曲心，胜负心，颠倒心，欺诳心，嫉妒心，人我心”，才有启悟入道的份儿。佛法与世间不离，佛教成为一门人生智慧的学问，禅宗的全部意义是完美人生。

佛教到了中国为什么唯有禅宗大兴？禅宗在唐代为什么能够大兴？这跟中国古代知识从来讲实用精神，跟唐代士大夫重人间旨趣，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人生态度从来是现实主义。中国人习惯以现实、有用和在世的态度选择一切。那些来世成佛、彼岸成佛路途漫漫太遥远，容易使人丧失耐心。他们急切地征询如何当世成佛，如何成佛在红尘中，征询“佛法不离世间”[6]等在下成佛的可能性。“顿悟说”讲人佛之间一念之转，满足了中国重直观、重体悟、重实用的文化思维。所以，在佛教各教派如何成佛的路径面前，独对“顿悟菩提”[7]和“一阐提人皆得成佛”[8]之研修感兴趣，就在于其与中国实用主义文化特点对应，成为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长盛不衰的主题。具体说，魏晋时代是一个分裂时代，谈论人性善恶没有出路，人们转向佛性有无的问题接着谈。秦汉止于人性的社会道德存在这个领域讨论，解决不了人生困惑。佛教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向上开拓了人性的宗教信仰这个垂直空间，谈论的理路从依凭道德提升到依凭信仰。早先魏晋玄谈能够唱出的时代之音，说明儒的德感文化、道的美感文化尚能够解决人性的课题。到了唐代，做一个道德人已不足信，开始对做一个维摩诘人（居士）感兴趣。人的“佛性论”成为主题：是否人人都有佛性？如何成佛？六祖慧能只说是少私寡欲，而非无欲，这和其他佛经讲的完全无欲不一样。禅宗这些特点满足了唐代士大夫人间佛教的要求，修炼者和光同尘，谦下敬人，少私寡欲，切近世间。所以随六祖而来的人间佛教，能够首先在唐代大兴。

注释

[1] （唐）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引自《中国禅宗史·第五章曹溪慧能大师》，中华书局，2010

[2] （唐）惠能：《六祖坛经（敦煌读本）》，邓文宽注解，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3] 释印顺：《中国禅宗史·第五章　曹溪慧能大师·第三节　南归与出家》，中华书局，2010

[4] 严耀中：《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一个标识》，华林（第2卷），中华书局，2002

[5] 释印顺：《中国禅宗史·第五章　曹溪慧能大师·第五节　入灭前后》，中华书局，2010

[6] 九嵩　君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教文化》，1992年第3期

[7] （唐）惠能：《六祖坛经（敦煌读本）·卷六　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邓文宽注解，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8] 胡适：《胡适论宗教·荷泽大师神会传·三、菩提达摩以前的传法世系》，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