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第十二章　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学习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1）认识金融危机的含义、外延与分类；

（2）了解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

（3）了解金融危机的成因理论及其危害性；

（4）认识到金融全球化后金融安全的问题；

（5）认识到金融开放后我国所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

经济学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曾说过，金融危机就像美女一样，虽然难以定义，但当她一出现，人们马上就会识别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一些现象来定义金融危机，就像人们可以根据亭亭玉立的身材、姣好标致的长相等特征来判断美女一样。一谈到金融危机，人们很快就会联想到危机的破坏性，就如婚姻的危机会破坏家庭的幸福一样。自18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总是在不同时期改头换面，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人类社会，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未散去，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又引发了全球金融风暴，世界金融业千疮百孔。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利用金融全球化的优势推进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维护我国的金融利益；同时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一节　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含义、外延与分类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应该是金融状况在全部或大部分领域出现恶化，而且具有突发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特点。金融危机直接地表现为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和由于人们丧失信心而采取保值减损措施所造成的金融领域的严重动荡，及其对整个经济引起的一系列后果。例如，股票市场的暴跌使本来腰缠万贯的富翁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利率的突然大幅飙升导致债券价格急剧下跌，使持有大量债券的机构遭受巨额损失。这些都会极大地扰乱原来的金融秩序。

金融领域的稳定，建立在某些均衡状态基础上。一般来说，它需要四种基本均衡，即货币供求均衡、资金借贷均衡、资本市场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货币供求均衡维系着币值的稳定，资金借贷均衡维系着信用关系的稳定，资本市场均衡维系着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而国际收支均衡维系着汇价的稳定和国际资金流动的稳定。这四种基本均衡状态被破坏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般分为四类，即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和股市危机。

1．货币危机（Currency　Crises）

货币危机是指人们丧失了对一国货币的信心，大量抛售该国货币，从而导致该国货币的汇率在短时间内急剧贬值的情形。一般来说，实行盯住汇率制或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出现货币危机。因为这样的国家往往因国内经济变化没有配合相应的汇率调整，导致其货币内外价值脱节，反映为本币汇率高估，由此引发投机攻击加大市场上本币的抛压，其结果是外汇市场上本币大幅度贬值，该国金融当局为捍卫本币币值而动用大量国际储备干预市场或大幅度提高国内利率，使一国的货币流通领域出现严重混乱，甚至使原有的汇率制度趋于崩溃。例如，1994年墨西哥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和1997年泰铢兑美元的汇率骤然下跌，都属于典型的货币危机。

2．银行业危机（Banking　Crises）

银行业危机是指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人们丧失对银行的信心，从而大量挤提存款，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导致银行倒闭的现象。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即大量银行倒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曾将金融危机推至极巅。美国在1930年，银行倒闭突破四位数，达1350家，占银行总数的5．29%；1931年，倒闭2293家，占银行总数的9．87%；1933年达到高峰，当年有4000家银行倒闭，占银行总数的20%。

3．债务危机（Foreign　Debt　Crises）

债务危机是指一国政府不能按照预先约定的承诺偿付其国外债务，并且导致该国发放外债的金融机构遭受巨大的损失。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很容易发生债务危机。因为危机发生伴随着资金外逃，国际借贷条件就会恶化。出现汇率贬值的现象时，当过度借入外债时，尤其是短期外债，偿债期限过于集中和自身经济结构失调导致对外支付手段枯竭。20世纪8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就爆发了债务危机。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当年到期的国际债务。随后，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债务国也相继发生偿债困难。拉美债务危机同时也导致其大批外国债务银行陷入经营危机。

4．股市危机（Stock　Market　Crises）

股市危机是指人们丧失了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争先恐后地抛售所持有的股票，从而使股票价格急剧下跌、股市崩溃的现象。一般来说，股灾同时具有扩散性，不同的股票市场相互影响，引起连锁反应。而且，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国家，股市危机与货币市场危机往往具有联动作用。例如，1929年10月28日，纽约股市日跌幅达12．82%，史称“黑色星期五”。从1929年9月到1933年7月，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指数跌幅达87．4%。这场股市危机不仅使无数市场参与者倾家荡产，也使美国金融、经济遭受重创，并波及全球。1999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指数也急剧下跌，从原来的6000多点跌至2002年9月底的1150点。

二、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

金融危机并非近年才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偶然现象，其频率和影响范围、影响程度都比较有限。其中，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仅有的一次由于经济危机而引发的波及面较广的金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危机频频爆发，最终导致固定汇率制度受到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债务危机四处蔓延。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愈演愈烈，频率有明显加快的趋势。首先是因金融衍生品投机失利的“巴林事件”和“大和事件”震惊了世界，随后发生了北欧银行危机，且有十余个欧洲发达国家在一批投机者的攻击下发生了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时隔不久，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典范的墨西哥发生了“新兴市场时代的第一次大危机”。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大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使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到“转轨国家”之中。据有关数据统计，1980～1996年，共有133个IMF成员国发生过银行部门的严重问题或危机，约占全部成员国的70%。

（二）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

纵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金融危机，发生都非常突然，虽然其中也有先知先觉的人士，但人们毕竟把它当做一种“不切实际”的预期，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上就有经济学家警告人们当心“亚洲奇迹”将要破灭，^[1]然而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论断。从本质而言，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往往源于金融风险的突发性。当金融风险在量上积聚时，只要数量上没有突破临界点，就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然而，当金融风险、金融隐患不断积聚，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小小的外在压力也会导致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三）金融危机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只表现为某种单一形式，如20世纪60年代的英镑危机为单纯的货币危机，80年代美国储贷协会危机为典型的银行业危机。但是，在90年代，多数金融危机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即多种危机融合在一起，形成“系统性金融危机”，也被称为“全面金融危机”。^[2]系统性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即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和股市危机同时或相继发生，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破坏性影响。较为典型的特征是，危机开始时是外汇市场的超常波动，及由此引起的货币危机，进而发展到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动荡，并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运行。例如，在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国家在货币大幅贬值并最终被迫放弃原有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同时，均出现了银行坏账严重、存款抽逃等银行危机迹象。墨西哥、泰国和韩国等国家在危机期间还出现了外汇储备无法保证外债按期偿付的债务危机。

（四）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更大

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传染范围、传播速度和危害程度都和从前的危机不同。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最严重时，东南亚经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约50%，股票价格下跌将近70%，房地产价格下跌40%～60%，此次危机带来的损失约占亚太各国GDP 的15%～60%，导致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从上年的4%跌至2%，国际银行业经营效益也普遍出现下降，1997～1999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利润总额下降29%。

（五）金融危机具有超周期性和超前性

传统金融危机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伴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高峰、低谷。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危机。1929年6月，美国工业生产在经历高峰到下降，严重出现工业生产过剩危机，同年10月，纽约证券市场上股市暴跌，股价跌幅最少的将近1／2，多的超过4／5，金融危机猛烈爆发。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还表现在银行信贷业务陷入空前困境，各国众多银行相继停业，甚至破产。而与此同时，各国货币危机迅速发展，货币纷纷贬值，英国、日本等被迫放弃金本位制。由此可见，当时的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波动引发的，是经济周期中长期潜伏的主要经济问题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得以发作所产生的某些后果。

现代金融危机强调它的超周期性和超前性。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后，伴随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各国加强宏观改革调控，实施政府干预，经济危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或者说经济危机的周期波段得到延长。然而，金融危机却是此起彼伏，似乎脱离了经济周期的轨道。伴随经济社会的证券化、资本化、货币化的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因此经济运动的疾病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先在金融领域爆发，使现代金融危机具有敏感性和超前性的特征，突发性加强，表现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兆。考察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拉美各国，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各国情况，以及美国次贷危机莫不如此。

（六）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传染性效应增强，速度加快，呈全球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也使金融危机蔓延和传染的范围更广。在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中，来势凶猛的欧洲金融风暴横扫欧洲货币体系的各国货币，在意大利里拉、英镑、芬兰马克宣布自由浮动时，法国法郎、爱尔兰镑和瑞典克朗等都承受了不同程度的投机压力。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危机迅速传递到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危机传导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泰国到东南亚5国，进而东亚、亚洲、俄罗斯、欧美、拉美，直到全球，“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加明显。将三次危机传染的范围和程度进行比较，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这次危机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成为受害者。同时，现代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互震”趋势的加强，传统的单向传导，即由发达国家传递给发展中国家，变成双向传导趋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会很快地传递给发达国家，这一点在东南亚危机中尤为突出。泡沫与崩溃的国际传递似乎不是一个经济法则，而更像是一种趋势。^[3]

（七）金融危机更容易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区域性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性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周期或非周期波动。在人们目睹发展中国家这些“小龙、小虎”在世界经济中崛起的同时，同样而来的则是那些已经起飞和正在起飞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动荡的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对世界经济的震撼一次比一次强烈。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和结构问题得到了充分暴露，而且使这类新型金融危机特点和机制浮出水面，人们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也开始更加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问题。

伴随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开展了以金融深化或金融发展为旗帜的金融体制改革，相继开放资本市场，使发展中国家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吸引了大批国际投机资本，但由于缺乏约束机制，宏观经济基础脆弱以及制度的不合理，步入了“自由化”陷阱，造成了国内金融业的无序，使其暴露在强大的国际游资面前，成了投机者的牺牲品。1994年之前的墨西哥一向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改革“样板”和投资的“热点”，1997年以前的泰国有“亚洲第五小龙”的美誉。作为金融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结果：大量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入这些国家。与此同时，快速的金融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并没有伴随着相应有力的监督和谨慎的监管体系的建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缺乏足够的监测客户的技巧。而且，政府对银行债务明确地或隐含地担保也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这诱使银行经理去选择风险过高的项目，并使得国外投资者低估东道国银行资产组合的真实风险，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存在着严重的货币结构和期限结构的不匹配。投资质量的恶化引发了外国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的国内银行的挤兑，反过来就产生了对外汇需求的突然增加。为了援助这些银行，中央银行耗尽了它的外汇储备，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做过研究，^[4]对50个国家1975～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进行鉴别，结果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危机发生是工业化国家的两倍，银行业危机是其两倍多。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货币危机发生在1975～1986年，而银行业危机只发生在1987～1997年，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危机相对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

三、金融危机成因理论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

金融脆弱性（Financial　Fragility），有时称为“金融内在脆弱性”，有时也简称为“金融脆弱”。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了金融业具有容易失败的特性。这是狭义上的金融脆弱性。广义上的金融脆弱性，则是泛指一切融资领域，包括金融机构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中的风险积聚。早期，主要是从狭义上来理解金融脆弱性的，现在更多的是从广义角度使用这一概念。由于金融本身具有脆弱性，即金融体系本身就具有不稳定的性质，从而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1．银行的脆弱性

当储蓄者对商业银行失去信心时，就会出现对商业银行的挤兑，导致其流动性严重不足，甚至破产。商业银行面对挤兑所显示出的脆弱性，深藏于其业务的特征之中。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商业银行的功能，就是通过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把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的债权，这就导致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的期限不匹配。从商业银行负债面上看，如果存款者提款是随机发生的，则根据大数原理，商业银行的资金流量就是稳定的。从商业银行的资产方面来看，如果商业银行将其资产都持有至到期日，并且在发放贷款时不发生逆向选择，也没有发生借款人的道德风险，则商业银行的收入也会是稳定的。简言之，只要存款基础是稳定的且借款人违约的风险较小，商业银行便可以在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以应付日常提款的前提下，将其一定比例的资金投资于流动性低但收益率高的资产上。

在现实中，金融机构资产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会损害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从而导致金融机构清偿能力降低。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正是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恶化引发了挤兑风潮。

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是商业银行难以有效筛选借款者并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商业银行难以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的根源主要在于信息的不完全。金融机构要有效地筛选借款人，就必须对借款者的经营能力及其投资项目有充分了解。可事实上，借款者要比商业银行更了解其项目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即商业银行恰恰将贷款提供给了那些违约风险较高的借款者，而将信用较好的借款者排挤到了信贷市场之外。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后又难以对借款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借款者在获得贷款后极有可能去从事一些银行所不希望的高风险的项目投资。一旦投资失败，就形成了银行的不良债权，恶化了银行的资产质量。

除了借款者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外，商业银行自身也会存在不利于银行股东或存款者的道德风险。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或明或暗都是得到政府“保险”的，商业银行相信，一旦银行陷入了困境，政府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危机越严重，政府援救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在银行业的监管中，就存在着“太大而不能破产”的“监管宽容”。监管宽容就是指出于金融稳定方面的考虑，当一家商业银行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时，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予以保护，而不让其破产。这样，即便个别商业银行认识到某类贷款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但如果已经有一些其他金融机构在从事此类贷款，它们也会“跟进”，否则它们就会失去获取高收益的机会。一旦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借款者无力偿付时，商业银行的资产就急剧地恶化了。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特征也是导致其从事高风险贷款的重要原因。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只占其资金来源的很小部分，而且银行的净值很小，其所有者从其错误决策中可能招致的损失越小，它们从事高风险贷款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别是在其经营已经处于困境的条件下，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会采取某种极端的风险投资，期望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起死回生”，结果往往雪上加霜。

总之，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行依赖于高质量的资产和稳定的负债，但由于以上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商业银行面临着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流动性风险，从而使其具有很高的脆弱性。

2．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除了金融机构外，金融市场也具有脆弱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是一个意外事件的冲击导致人们信心的丧失时，极易引发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从而严重扰乱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秩序。

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对它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贴现值。但是，未来的现金流是人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预测的。由于信息不完全，要对未来的事情完全“先知先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们在判断金融资产的价格时，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导致了人们在进行金融资产投资时具有“羊群效应”。简单地说，羊群效应就是指金融资产投资中具有跟风操作的现象，即当股票市场价格上涨时，人们就跟着买进；反之，一旦股票市场价格出现逆转下跌，就跟着“卖出”。所谓“追涨杀跌”就是典型的羊群效应行为。

可能导致股票市场过度波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和市场结构的某些技术特征。交易制度中的任何便利低买高卖的技术性特征都可能加剧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以保证金交易方式为例，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可以从事规模很大的金融交易，从而推动市场价格急剧变化。当价格朝着对其不利的方向发展时，迫于保证金的压力，这些投资者就不得不仓皇地强制平仓，这又会导致股票价格大落。

股票市场最大的波动性表现为股票市场泡沫的形成和崩溃过程。金融泡沫是指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时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盈利能力是不感兴趣的。但是，金融泡沫是很难持久地维持下去的，泡沫时期的繁荣非常脆弱。实际上，“泡沫”在非常形象化地表达了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成交量放大速度之快的同时，也表现了它非常容易破灭的脆弱性一面。即便一个极小的外力作用，也很快会使“泡沫”破灭。在泡沫快到崩溃的前夕，投机之风盛行，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投机的狂热。人们说起股票，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也仿佛人人都是股票投资的行家里手，傻瓜也都成了股市里点石成金的奇才。但这时的股市就正如纸糊的窗子，被不经意的外力一捅就会破的。加利·西林在《通货紧缩》中这样描述道：“在1929年股市崩盘前夕，乔·肯尼迪就知道牛市已经到头了，这一判断的全部根据就在于，有一天，给他擦皮鞋的小男孩都能传他一招股市投资的秘诀。”当投机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股票市场的信心开始动摇，某个平常看来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能引发股票市场在短时间里急剧下跌，并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维持非常低迷的行情，成交量也极度地萎缩。随着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而告终。

（二）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理论一直是理论界的焦点之一，有关货币危机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数量急剧增加。西方金融学界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货币危机理论。

1．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又称货币危机的标准模型，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奠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克鲁格曼认为，货币危机源于扩张性经济政策与试图维持固定汇率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性不协调。典型的情况是：政府预算存在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结果导致货币发行失控，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货币增长率持续地高于国际水平，该货币将面临贬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若该国试图维持本国货币固定的汇率，就只能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如果货币贬值的压力不大，而且是暂时的，货币贬值的压力就可能被有效地化解。但若汇率贬值的压力很大且持续很久，该国中央银行就将面临外汇储备被耗尽的危险。当本国外汇储备难以承受货币贬值的压力而将被耗尽时，一些深谋远虑的投机者希望抢在该国外汇储备被耗尽之前悉数卖出该国货币，形成对该国货币的突然性投机冲击，从而迫使该国外汇储备加速枯竭，导致货币危机提前到来。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从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看来，货币危机是预算赤字的产物。

标准模型对货币危机的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首先，在现实中，很多货币危机确实都反映了国内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根本不协调，标准模型便是对这种不协调状况的高度简化。其次，该模型表明，投资者放弃一种货币在短时间里大规模地突然抽逃货币与资本并不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也不能归因于市场操纵，它是在一国经济形势发展到一定情况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2．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分析出发点与第一代危机理论比较接近，将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国内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制的矛盾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集中于讨论财政政策，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则更集中于货币政策。第二代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政府如果追求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终会导致本国汇率大幅度贬值，从而引发货币危机，迫使政府最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

为什么政府有使本国货币贬值的动机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①政府有着大量的以国内货币标价的债务，而政府试图通过通货膨胀的办法来“销蚀”这些债务，如果汇率固定不变，就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外汇投机者识破了政府的这种动机，他们就可能开始攻击该国货币。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法郎危机便是标准的事例。当时，国际投资者怀疑法国政府试图通过通货膨胀的途径来消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欠的债务，从而对法国法郎展开了攻击，并导致法国放弃固定汇率制。②由于国内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政府试图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这些矛盾。这就导致了“对内目标”与“对外目标”的冲突：如果欲维持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的扩张将受到限制；如果货币的扩张势在必行，则难以维持固定汇率制。

如果基于国内经济状况的考虑，政府有贬值的动机，那么为什么它还要维持汇率的稳定？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认为固定汇率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考虑到对外因素，政府认为维持固定汇率对自己是有利的。另一种原因是，该国有通货膨胀的历史，因此保持汇率的稳定，可以看做是某种形式的信用保证。另外，在某些国家，汇率可能被看做民族尊严的象征，或者在某种国际条约的约束下，该国有在汇率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义务。

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对维持固定汇率失去信心本身就会使得保卫汇率变得更加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如果各种国内因素使得本国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那么保卫固定汇率的成本会很高。比如，外国债权人可能要求高利率，从而使得经常项目下的债务负担更大；如果货币坚持不贬值，国外资金将不再流入，同样也会使固定汇率难以为继。再如，在人们普遍存在汇率贬值预期的情况下，国内工资水平可能提高，从而使得现行汇率下的国内产业缺乏对外的竞争力，导致汇率贬值压力越来越大。又如，倘若一国政府由于各种原因决心保卫固定汇率，它可能提高短期利率，这会使得政府和企业的现金流恶化，进而导致衰退和失业。无论如何，贬值预期本身会改变维持固定汇率平价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使得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增大，最终迫使政府重新考虑汇率调整问题。

在克鲁格曼看来，如果将这样的一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能产生一个类似于标准模型的理论。假定一国在维持现行汇率平价和放弃现行汇率平价的成本之间进行平衡，如果前者的成本比较高，那么在未来某个时候，即使没有遇到国际资本的投机性攻击，该国货币也会贬值。投机者在货币贬值之前就会开始放弃该国货币，这使得货币贬值提前到来。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些投资者甚至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放弃该国货币。投资者的这些行为将引发一场危机，从而使得在基本经济因素恶化使贬值成为必要之前，导致该国固定汇率制的崩溃。总而言之，假定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使得固定汇率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放弃，同时投资者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对一种货币的投机攻击会在更早的时候发生，并会取得成功。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主要原因是套利的需要：如果不抢在危机发生之前进行攻击，该货币贬值的利润就会被其他投资者瓜分掉，并使自己蒙受损失。

不难看出，在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危机是由于基本经济因素恶化直接导致的。然而，在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中，货币危机并不是由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直接导致的；相反，至少在该国政府看来，维持货币汇率平价的基本经济条件依然存在，而且政府已经为维持该货币平价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是由于发生了投机攻击，使得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太高，该国政府才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努力。

3．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从1997年7月开始，东南亚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人们发现，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原因如下：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状况都是良好的：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预算都基本保持了平衡；它们没有实行不负责任的信用扩张政策；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

1996年，东南亚国家的确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但是在危机之前，这些国家的失业并不严重。换言之，这些国家没有必要放弃固定汇率来追求更加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提高国内的就业率。

在货币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资产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经历了急剧膨胀到急剧破灭的过程。

在所有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起到了比政府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些金融机构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入了大量的短期债务，然后转借给国内投资者，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这些都表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既不像标准模型所指的那样，归因于政府财政出了问题，也不完全像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所分析的那样，是由于这些国家不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所致。基于此，一些学者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来对此加以解释。这就产生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

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对借款提供隐含担保的现象，政府官员们也与各种金融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金融机构认为，在它们出现问题时，政府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机构通常会无所顾忌地对外大量借债，贷款也就不够谨慎，致使大量资金投资于一些高风险也可能是高回报的非生产部门，于是产生了“过度借款综合征”，即金融机构过量的风险贷款急剧膨胀。风险贷款的增加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比实际上好得多。只要整个资金链条没有崩溃，这一过程将得到维持并不断循环。然而，金融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膨胀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当某种外来扰动因素出现时，金融泡沫就会突然破灭，并通过支付链条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此时，资产价格急剧下降，金融机构的大量风险贷款几乎立刻变成巨额不良贷款。当危机发生到一定程度，政府因无能力而可能被迫撤除其隐含担保，使金融机构再融资的能力进一步下降，一些金融机构被迫破产，并促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这种恶性循环便是金融危机。

4．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比较

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研究的侧重面各有不同。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和汇率制度的崩溃是由于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这一代理论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美式”货币危机最有说服力，对1998年以来俄罗斯与巴西由财政问题引发的货币波动同样适用。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政府在固定汇率制上始终存在动机冲突，公众认识到政府的摇摆不定，如果公众丧失信心，金融市场并非是天生有效的，存在种种缺陷。这时，市场投机以及羊群行为会使固定汇率制崩溃，政府保卫固定汇率制的代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第二代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最好的例证是1992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情况。

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关键在于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亲缘政治，这是东南亚货币危机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所在。

这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货币危机的发生、传导等问题，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远不是三代危机理论所能解决的。例如，这三代危机理论对各种经济基本变量在货币危机积累、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对信息、新闻、政治等短期影响投资者交易心理预期因素的研究都显得有很大的欠缺；同时，这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资本管制下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传导渠道等均未涉及，其中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紧急资本管制是应付货币危机的手段之一。

（三）银行业危机理论

1．货币政策失误论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认为，因为货币需求函数的相对稳定性，货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失误。并且，这种失误（如突然的通货紧缩）可以使一些轻微的局部的金融问题通过加剧银行恐慌演变为剧烈的全面的金融动荡。

2．金融不稳定假说

海曼·明斯基对金融内在脆弱性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他将市场上的借款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套期保值”型借款者（Hedge－financed　Unit）。这类借款者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超过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都大于到期债务本息。第二类是“投机”型借款者（Speculative－financed　Unit）。这类借款者的预期收入在总量上超过债务额，但在借款后的前一段时期内，其现金流入小于到期债务本息，而在这段时期后的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大于到期债务本息。第三类是“蓬齐”型借款者（Ponzi　Unit）。这类借款者在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都小于到期债务本息，只在最后一期，其收入才足以偿还所有债务本息。因而，他们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把“后加入者的入伙费充作先来者的投资收益”，以致债务累计越来越多，潜伏的危机越来越大。

在一个经济周期开始时，大多数借款者属于“套期保值”型借款者，当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时，借款者的盈利能力缩小，逐渐转变成“投机型”借款者和“蓬齐”型借款者，金融风险增大。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

3．“金融恐慌”理论

戴尔蒙德和荻伯威格认为银行体系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的资产较其负债缺乏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他们在1983年提出了银行挤兑理论（又称D—D模型）。其基本思想是：银行的重要功能是将存款人的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资产，以短贷长。实现资产增值，在正常情况下，依据大数定理，所有存款者不会在同一时间取款。但当经济中发生某些突发事件（如银行破产或经济丑闻），就会发生银行挤兑。而且，一些原本不打算取款的人一旦发现取款队伍变长，也会加入挤兑的队伍，发生金融恐慌。

4．“道德风险”理论

麦金农认为，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以及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在关键时候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一方面会使银行产生道德风险，从事具有更高风险的投资，增加了存款人受损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存款者也会不对银行实施监督。世界银行和IMF对65个国家在1981～1994年发生的银行危机做的计量测试也表明，在设有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发生危机的概率要高于没有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

（四）外债危机理论

1．“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费雪是最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他分析了1837年和1873年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以及始于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他认为，金融市场产生大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同时出现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金融的“变异”会致使实体经济“变异”，其作用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当经济中出现了新发明、新发现、新产业、新兴市场等新的投资机会时，人们便会产生新的预期收益，从而积极地举债。当预期新事物层出不穷，同时资金供给又较为宽松时，借款者为追求新的盈利机会便会产生“过度负债”。

当资金借贷双方均注意到“过度负债”时，借款者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出售资产或减少借款，这样就会出现信用收缩。此时，即便投放货币也不能激活经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物价开始下跌。物价总水平的下降导致企业的净资产减少，收益下降，并进一步使破产企业增多，产量减少，大幅度地裁减人员，失业增加。面对这样的打击，人们就会对经济前景丧失信心，投资意愿下降，沉淀的货币量加大，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降低。由于投资需求下降，物价水平的下降又使实际货币余额增多，从而促使名义利率下降。但是由于物价下跌幅度超过名义利率下降幅度，因而实际利率反而上升，金融市场混乱局面加剧，接着便是银行接连倒闭，爆发金融危机。

可以将费雪的金融不稳定性过程简要描述如下：新发明→过度负债→信用紧缩→物价下跌、产量减少、失业增加→信心丧失→投资减少→名义利率下降→金融市场混乱、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

1873～1879年的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的大萧条等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为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提供了良好的佐证。以1929～1933年的全球性大萧条为例。1921年以来经济强劲增长的原动力是各种“新兴事物”层出不穷，如汽车及化学工业的发展、高速公路的修建、电力网的完善、现代化铁路事业的发展、曾经落后一时的不动产业明显复苏等。由于这些新发明的出现，导致了金融资产的急剧膨胀，资产价格急剧上升，美国对外贷款、对外投资十分活跃。欧洲很多国家都负有巨额短期外债，英国采取了低利率政策，支持重新实行金本位制。但后来银行贷款和货币供应量急剧减少，股票价格最终于1929年出现了暴跌，银行破产大量增加。

2．“资产价格下降”理论

沃尔芬森的资产价格下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由于债务人的过度负债，在银行不愿提供贷款或减少贷款的情况下，被迫降价出售资产，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由此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资产负债率提高；二是使债务人拥有的财富减少，两者都削弱了债务人的负债承受力，增加了其债务负担。债务欠得越多，资产降价变卖就越多，资产降价变卖越多，资产就越贬值，债务负担就越重。

3．“综合性国际债务”理论

从经济周期角度提出的综合性的国家债务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繁荣，国际借贷规模扩张，中心国家（通常是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为追求更高回报流向资本不足的边缘国家（通常是发展中国家），致使边缘国家的投资外债增多；债务的大量积累导致债务国偿债负担的加重，当经济周期进入低谷时，边缘国家赖以还债的初级产品出口的收入下降导致其逐渐丧失偿债能力，最终爆发债务危机。

四、金融危机的危害

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会涉及方方面面，社会总会为其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屡受其害。拉美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十年”；美国的储贷协会危机让纳税人直接付出了1800多亿美元的拯救代价，加深了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衰退；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曾迫使西欧若干主要国家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亚洲金融危机则使一向欣欣向荣的亚洲经济倒退五六年，“东亚奇迹”黯然失色；如此等等。而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对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帝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而且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并带来了许多国家的经济衰退。正如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所说的，我们正在遭受着自1930年以来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惨痛折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力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已经得到充分显现。下面，就以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阐述金融危机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危害。

（1）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甚至破产倒闭。2007 年4月，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危机发生后，多家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甚至倒闭，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9月以后，由于房价的持续下跌，美国次贷违约率继续上升，与次级抵押债券相关的各种金融资产风险开始加速暴露出来，受波及的金融机构范围也越来越大。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房利美、房地美，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相继破产或者被接管，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在内的金融机构大都遭受巨额损失。9月15日，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次贷危机）危机加剧的形势下，有150多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最终丢盔弃甲，宣布申请破产保护。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这标志着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终于将美国拖入自1929年以来罕见的严重金融危机之中。

（2）国际主要资本市场动荡加剧，很多国家甚至出现了股市连番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从美国纽约到英国伦敦，从法国巴黎到德国法兰克福再到日本东京，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动荡不已，总体是持续下跌势头。到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并逐步升级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股市遭到了更大压力，频频出现暴跌，同时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大幅受挫，引发新一轮的全球股灾。

（3）这场金融危机已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经济衰退。这一次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周期与此前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显著差异，此前的经济周期往往是由实体经济恶化之后逐步传导到金融市场的，而此次经济动荡则是因为金融体系的监管出现缺陷等导致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进而演进为现实的经济波动。从国际经济环境上来看，自2008年10月开始，伴随着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各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美国、欧盟等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同时失业率上升，消费者信心显著下降，美国失业率继10月飙升至6．5%以后，11月又创造了6．7%的15年来的最高纪录，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新一轮的大幅波动。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逐步显现通缩压力，美国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大跌1%，创历史上最大跌幅；日本10月CPI环比也下降0．1%。泰国、韩国和澳洲等新兴市场国家11月通胀率与全球同步回落，如泰国11月通胀率从10月的3．9%大幅降至2．2%。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更是同步一落千丈。原油价格从每桶147美元以上迅速跌落至50美元下方，铁矿石、煤炭和粮食价格也都大幅下跌。这意味着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全面显现，全球经济的回落已经是一个显著的趋势。

另外，金融危机还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传导到对外依存度较高国家的实体经济。由于全球资产价格下跌，其造成的负向财富效应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显著下降，直接导致发达国家进口萎缩，全球贸易量锐减。据IMF估计，2008年和2009年世界贸易量增速放缓，分别为4．6%和2．1%。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口需求下降将对一些作为其贸易伙伴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行业构成严重冲击。尤其是那些金融市场外资比重较大、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且出口结构单一、自身存在比较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发展中国家将深受其害，如部分东欧国家和中亚国家，严重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市场信贷紧缩、信心下降导致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纷纷撤资，使国际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滞缓由于跨国公司原有的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加上融资成本增加，导致许多投资项目搁置。据世界银行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中国家借债的平均利率与发达国家借债利率之差从2%攀升至8%，而且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和私人资本出现了大幅下滑。

五、金融危机的防范

（一）国内层面的危机防范

1．维护健全的宏观经济环境

健全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合理的产业结构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必要宏观环境。健全的宏观经济环境主要包括适度的经济增长、较低的失业率、较稳定的物价水平、没有长期性的大规模的国际收支赤字、平衡的政府财政收支和适度的政府债务规模等。因为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导致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信贷急剧扩张，资产价格也迅速膨胀。另外，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都会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带来通货膨胀。这些都会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隐患。

2．建立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

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微观基础。这是因为，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融资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对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如对企业经理人员利益的奖赏和不负责任行为的惩罚，促使经理人员采取有效率的行动。因此，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减少了给商业银行带来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同时也会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给其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为股票价格的稳定上涨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就会更加严重，管理层可能会转移公司的现金和其他资产，用于偿付管理层个人的债务，或将其直接存入在国外银行的账户，或者注入其他公司。在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经理人员通过转移现金和其他资产来侵占其他股东的财产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在中国，由于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作为控股股东非法侵占上市子公司资产的现象屡见不鲜，结果使上市子公司遭受巨额亏损，这给中国股票市场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此，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微观基础。

3．选择合理的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开放

不合理的汇率制度与资本项目开放可能会带来货币危机。例如，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项目开放就是一组错误的搭配。在固定汇率制下，一国货币的汇率往往会被高估，但由于资本项目开放，当该国货币汇率被高估后，就很容易受到投机冲击，从而使固定汇率制度崩溃，该国货币汇率大幅度地贬值，引发货币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克鲁格曼提出了“永恒三角形”，也叫“克鲁格曼三角”，如图12－1所示。克鲁格曼认为，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模式都可以被概括进这个三角形框架，A是选择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美国及若干亚洲金融危机国家选择了这一模式；B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货币局制度的中国香港及南美诸国选择了这一模式；C是选择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是中国。他认为，美国选择A模式却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十分健全和完善，而亚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没有像中国那样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资本项目的管制断绝了国际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发动投机冲击的机会。

图12－1　克鲁格曼三角

专栏12－1

管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方法——托宾税

在管理短期资本流动方面，最突出的建议就是对短期资本流动课税。人们称这种税为托宾税。托宾认为，由于流动性不同，商品和劳务依据国际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的速度要比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缓慢得多。国际资本市场上由投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会传递到商品和劳务市场。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反应速度慢，来不及做出合适的反应，于是导致商品和劳务市场的扭曲。为此，他于20世纪70年代末建议，在快速运转的国际金融飞轮下面撒些沙子，即对短期资本流动课税，使之转得慢一点，对稳定经济是绝对必要的。托宾税的益处，是有助于减轻国际投机对本国经济的支配程度，而且对贸易和长期投资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4．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

有效的金融监管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同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业务活动，也减少了金融机构发生坏账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关金融监管方面的内容，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进行了阐述。

5．提高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调控能力

一是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针对国际投机资本的侵入，中央银行应该运用本外币资金入市干预，以稳定汇率。这种对冲性干预能在一定时期减少汇率波动幅度和打击投机。但一国或地区这种干预能持续多久，要受该国或地区外汇储备的规模、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所能借到的外汇规模等因素制约。

二是动用财政资金，稳定股市。在股市大跌特别是市场信心涣散的时候，政府可动用财政资金进场护盘，这对于恢复市场信心，制止恐慌性抛售有很显著的作用。例如，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都以这种方法积极救市 。

专栏12－2

建立股市平准基金

所谓股市平准基金，又称股市干预基金，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这种基金可以通过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如在股市非理性暴跌、股票投资价值凸显时买进；在股市泡沫泛滥、市场投机气氛狂热时卖出的方式熨平股市非理性波动，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股市平准基金是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证监会、财政部、交易所等）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通过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熨平市场的剧烈波动，以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一般情况下，平准基金的来源有法定的渠道或其基本组成是强制性的，如国家财政拨款、向参与证券市场的相关单位征收等，也不排除向自愿购买的投资者配售。从广义来说，平准基金通常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通过对某个具体市场的逆向操作，降低非理性的市场剧烈波动，以达到稳定该市场的目的。

目前国际市场上设立了股市平准基金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主要有中国香港、日本和中国台湾。最成功的例子当属中国香港政府1998年的对国际金融炒家的一场成功的狙击战。1998年8月，索罗斯等一批国际炒家发动冲击中国香港联系汇率和中国香港股市的“立体式”袭击。一方面索罗斯联同其他财力雄厚的“大鳄”指挥旗下基金大手沽售港元，三度冲击在港奉行多年的联系汇率，港元兑美元汇率从高位迅速下降。同时，至1998年8月14日，恒生指数已下挫至接近6500点，是当时近5年的新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干预股市及期指市场，动用了118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购买香港股票，炒家不断抛空股票，港府则力接沽盘。经过14日的“火拼”，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终于成功击退炒家：8月28日恒指以7829点收市，成交额达790亿港元，创出单日成交纪录的历史性新高。随后，香港财政司立即注册成立了外汇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入市”行动中购买的股票。到2001年为止的32个月中，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动用的外汇基金已经尽数回笼。同时还赚回1100多亿元港币。2002年，外汇基金通过盈富基金，将手中的港股平稳地转入香港市民的手中，顺利完成了“救市”的历史使命。

6．完善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

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金融机构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金融机构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防微杜渐，减少金融机构内部的道德风险。例如，科学的决策程序就可能避免导致严重不良后果的选择；严格的内部稽核与审计就可能及早地发现潜在的问题等。此外，金融机构内部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金融机构的业务人员在开展工作时更为审慎，从而减少高风险的活动。例如，商业银行良好的内控制度就可以鼓励信贷员发掘风险更低的潜在借款人，也防止了信贷员与借款者之间相互勾结骗取银行的信贷。巴林银行内控制度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家老牌英国商业银行的破产，因为它在新加坡的交易员里森可以为所欲为地从事期货交易。再庞大的金融企业，也必须有严格的内控制度，才能保证其业务的正常运营。失去了这一点，再小的疏漏也会导致万吨巨轮的倾没。

（二）国际层面的危机防范

面对2007～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在这种情况下独善其身，互相携手才能将其带来的风险降到最小。正如胡锦涛主席2008年10月24日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指出的那样：“面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1．各国加强宏观经济的协调与合作，重构与虚拟经济相匹配的实体经济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其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长期过于注重服务业和金融业，而把工业等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旦消费和资本市场出现问题，严重依赖资本市场融资的实体经济将受到很大冲击。显然，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长期积累而造成的，短期内难以达到平衡。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制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协调的发展机制，使虚拟经济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新兴经济体应积极、广泛参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采取审慎、主动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政策，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2．建立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机制，循序渐进地调整全球经济失衡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失衡影响着全球资源合理配置、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它也是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各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扩大国内需求，削减财政赤字，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相互开放市场，加强战略对话和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各主要经济体需进一步加快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协调机制，为调整失衡制定明确的政策方向与行动重心。例如，美国应逐步提高国内储蓄，降低财政赤字；东亚各新兴经济体应逐步调整贸易结构，提高汇率弹性；日本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欧洲应帮助美国吸收世界其他经济体出口，力争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

3．世界各国要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建立有约束力、行之有效的国际金融管理体制，共同抵御金融风险

（1）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积极发挥其在维护国际和地区金融稳定、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的作用，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要想推翻现有金融体制并不现实。国际金融市场最强大的国家都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因此，世界各国应通过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来对国际金融体制进行修补和完善。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他们在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的过程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2）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IMF和世界银行，应通过在财政、金融和货币领域制定国际通用的行为准则、改进国际会计标准、完善各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来制定合理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同时密切关注各个国家不断上升和累积的具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预先发出警告，并对各国政府提出相应的政策选择方案，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的爆发。

（3）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核心地位密切相关。未来要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提升区域货币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对美元形成一定的约束。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有利于形成货币之间的竞争，使货币反映其背后所代表的经济实力的变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第二节　金融安全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金融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金融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给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并且使局部金融危机在国际间迅速传染，也使得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和破坏性越来越明显，各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显著增加，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范围内不断爆发金融危机，一方面说明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随着金融业对内、对外“双向式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推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内资金融机构的加入、资本项目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均会改变国内金融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使中国的金融业在引入新增变量的形势下重新洗牌，也将给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诸多难题，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利用金融全球化的优势推进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维护我国的金融利益；同时，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安全：金融危机引出的新范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对金融安全的研究从经济安全的研究中凸显出来，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成为全球性的研究课题。可见金融安全理论是金融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运而生的。因此在考虑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时，决不能脱离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

金融安全（Financial　Security）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5]

正确理解金融安全的内涵，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2）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金融安全不仅是单个金融活动的安全，更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由五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3）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以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二、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金融全球化（Financial　Globalization）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混业经营和银行业的并购使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具有超强竞争实力的金融集团；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交易形式、交易市场的类型更加复杂，不仅使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大，也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金融业电子化、网络化使传统金融业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改变了原有金融业的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这一系列的变化给世界各国的金融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促使大多数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安全。金融全球化对金融安全的影响表现在：

（一）金融全球化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加深

金融全球化的最明显特征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巨额资本的流动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机会，也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无节制流动，其盲目性、投机性和破坏性十分突出。加之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和创新，使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外汇等各种传统的或派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绝对数上成倍地超过了相应的实际社会财富。这既能给全球投资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大量游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游资高达712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游资必然会对一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在还没有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可以突破国家主权对其进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无节制地流动将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并直接引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危机。1994年底至199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是由国际资本的无节制流动引发的。^[6]

资本自由流动程度加剧了直接冲击一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使金融脆弱性的程度不断加深。2006年4月11日，IMF发布了2006年上半年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当前全球金融总体稳定情况做出了以下基本判断：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增加了资本市场为经济主体提供信贷的渠道，使银行能更加有效地管理和分散风险。此外，《报告》还对全球主要金融风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认为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加。

1．金融不稳定性增加

由于各国金融体系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一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很容易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并且，新兴金融市场相比较而言更容易受国外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出很强的同步性，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往往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本，导致其同时崩盘。国际资本迅速膨胀，全球化的金融交易具有越来越强的投机性和泡沫性，造成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频繁波动。全球开展的金融交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大提高，也使得市场剧烈动荡，给市场参与者造成巨额损失，同时扭曲了资源配置。另外，货币替代加剧价格和汇率的波动。当预期通货膨胀发生时，为了避免实际资产的损失，投资者会卖出以本国货币表示的资产，购入以外国货币表示的资产，这将会导致对本国货币的需求减少，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在浮动汇率下，投资者的资产转换使得本国货币需求减少并伴随着外国货币需求增加，造成汇率的波动。

2．加剧了金融脆弱性，并促使其向金融危机转化

新兴市场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往往在金融市场不成熟、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就放开金融市场、大规模引入国际资本。如果中央银行不实行反向市场干预政策，放任国际资本流入，就会导致银行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超过经济规模的增长。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无法立即为新增巨额资本提供充足的投资机会，于是造成银行的新增贷款集中于房地产业等少数行业的现象。在国际资本稳定流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这样的信贷投放政策还能得以维持。但在经济出现衰退、国际资本流动倒转时，这种循环将会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同时，一旦本币贬值，银行体系的巨额对外负债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最令人忧虑的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只要一国出现危机的预兆，一大批国际投机资本就会对该国货币发起突然攻击，引起该国货币急剧贬值，导致外汇市场排斥该国货币，造成货币危机，将金融脆弱性转化为金融危机。

3．削弱一国货币政策的效力

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政策一体化也会降低一国货币政策的效力。金融全球化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效力会因国际资本的流动或因国外货币政策的干扰而减弱甚至偏离原来的目标。如当一国货币当局试图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时，一般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债券。但这些政策手段将使国内利率降低，扩大国内外利率差异，结果导致国内资本大量流出，反而会减少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使原有的货币政策失效。

（二）金融全球化的无序推进促使金融监管更加复杂

金融全球化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为基础，是指进行金融交易时，国家的概念退至次要的地位，各国互相开放金融领域，资本的国际流动也没有大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加入到金融全球化的潮流中，结果先后出现了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可以促进一国经济金融参与国际竞争，提高金融效率，拓展金融发展的国际空间。但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国际准则和监督机制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金融全球化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国际资本的投机性和破坏性完全显现。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的攻击往往采取多角投机的方式，即不仅对一国外汇市场进行攻击，而且同时在资本借贷市场上进行攻击。这种联合攻击的方式使一国金融监管当局措手不及、难以招架。

另外，金融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发动和控制的，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和发展方向也完全体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利益，本质上是便利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金融利益的过度追求和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渗透，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金融优势地位进行全球经济金融扩张的一种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近年来连续不断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问题的严重性、金融风险的紧迫性和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金融强国以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为借口，不顾国际资本无节制流动给国际金融体系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给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带来沉重灾难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多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尽管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究竟如何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和消除金融危机方面仍然显得束手无策。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后来的拉美金融危机，都没有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金融组织在促进国际资本合理流动方面拿出有效合理的规则来，对国际游资的监测和控制更显得软弱无力。国际银行业监管也不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巴塞尔委员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一系列对银行监管的条例，如资本充足率等，但如何应对非金融机构及投资者的过度行为，如何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对危害性的过度交易做出界定，制定有效游戏规则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功能的缺陷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许多方面跟不上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由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功能缺陷，这就使得在现行无序国际金融体系下存在的某些国际金融惯例并不完全是由国际经济社会成员国进行合作和协调的产物，而是国际社会对少数经济金融强国自行其是的一种国际承认，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以它们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模式为基础来刻意安排和形成的，许多国际金融惯例渗透和维护这些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金融意志和利益。而作用和约束的对象却往往是市场不成熟且不完全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体现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其施用中又存在双重或多重标准，甚至某些国际金融惯例实际上是有损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例如，在短期资本流动控制上、在国际收支调节责任上、在IMF的救助条件上、在金融开放进程上等，少数发达国家均可以用某些所谓国际金融惯例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追求和利益保护，诱迫发展中国家盲目地向某些国际金融惯例靠拢，结果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诸如金融自由化全球化、金融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陷阱。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借所谓的国际金融惯例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输出其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的结果。^[7]这些不透明、不公正体现了西方国家经济利益所谓的国际金融惯例，是一国金融开放进程中面临的现实的国际金融环境，这在一国还无力改变现行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惯例的状况下，一国对外的经济金融交易还不得不遵循现有的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金融惯例。在不公平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去平衡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要求一国在不引起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抗拒的状态下实现其经济金融利益的最大化，这将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

虽然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加以改革已成为共识，但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如何构建，国际社会却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面对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成熟，金融体制较为健全，化解和转嫁危机的能力较强，而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严重滞后，金融体系脆弱，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的能力有限，正在步入金融危机的高发期。

三、金融开放与我国金融安全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我国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Finnaeial　Openness）的新起始点。由于我国金融服务业基础相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基础薄弱，在应对外来冲击的承受能力方面相对会较弱，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开放仍然会受益良多。跨入2002年，我国真正开始进入了金融对外开放的实质性阶段，对我国金融实施全方位开放是本阶段的重要特征，我们不仅要继续处理好国内金融的一些遗留问题，继续大力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开放有了新的外部推动力。这种来自世界经济金融的各种因素可能从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竞争能力的角度更好地促进了我国金融对内开放的顺利进行。本时期也是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全球化急速发展的时期，金融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非常明显，表现为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金融业务与机构的跨国化以及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在我国日益打开国门的今天，与这些因素的任何碰撞都极可能形成与我国金融开放相逆的巨大矛盾，进而阻碍金融开放的进程。

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对金融业开放的相关承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据加入世贸组织的相关法律文件，我国获得世贸组织成员国可以享受的所有权利，如可以全面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充分享受多边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将享受世贸组织各项协定规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但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如遵守非歧视原则、统一实施贸易政策按加入议定书列明的要求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逐步取消非关税措施等。关于基本承诺的问题主要包括逐步降低关税和逐步开放服务市场两大方面，其中关于开放服务市场的部分全面涉及了金融领域的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在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承诺，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方面。^[8]

根据WTO的相关协议，银行业对外开放承诺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外币业务、人民币业务、营业许可等方面的限制。加入时，在外汇业务方面取消地域限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提供外汇服务并取消服务对象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在现有业务范围基础上增加外币兑换、同业拆借、外汇信用卡发行、代理国外信用卡发行等业务；对跨境交付方式不做限制，允许外国机构设立分公司，对营业许可的发放遵循审慎性原则，不采取任何形式的经济需求测试和数量限制；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逐步从多方面扩大经营业务范围，逐步取消地域限制，加入时即开放深圳、上海、天津、大连，加入一年后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以后逐年扩大开放城市，到第5年则取消所有地域限制；放宽对异地业务的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继加入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后，5年内外资银行将逐步享受国民待遇，即允许其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准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有关的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并在这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所有权、经营以及外资金融机构企业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发放的非审慎措施。除此之外，允许外资银行在现有业务范围基础上增加票据贴现、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险箱业务等。

证券业对外开放方面的承诺如下：加入时对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的服务没有限制；外国证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直接从事B股交易；外国证券机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所有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可以达到33%；加入后3年内则应允许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的中外合营公司的外资比例可以达到49%；3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以及基金的发起，同时要求外资的比例不超过1／3。

2．金融开放全方位加快步伐

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金融开放开始按照WTO所设立的时间表逐步开展起来。开放的加快正逐渐加剧外资与中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份额等各个方面的竞争，而我国的“走出去”战略也不断推动国内金融业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拓展。2006年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应该达到了相当的程度，金融自由化的逐步推进使我国在很大程度上融入金融全球化之中，在经济金融继续发展和继续加强与其他国家经济金融联系的基础上获取参与全球化的更丰厚收益，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安全问题。应对金融的日益全方位开放，我国根据实际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同时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中国金融各个领域也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

（二）金融开放背景下我国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

1．经济运行中难以提供金融安全所需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具体表现为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和浪费、过高的财政赤字、紧缩和膨胀交替出现的经济活动、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以及作为金融发展和安全所依赖的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不尽如人意，还没有建立起权、责、利相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高负债依然是银行不良资产的主要根源。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借国有企业改制，在国有企业的拍卖转让中利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逃废银行的债务，而这种通过不正当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和逃废的银行债务形成的个人资产，在生产中极具短期行为，甚至是利用各种渠道向国外转移侵吞的资产。这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和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又会累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这种不稳定的宏观经济难以提供金融安全所需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波及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其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当、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金融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资本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金融体系不稳定，这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直接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2．现行金融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

金融安全所需的金融基础不牢固，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滞后，金融运行中不确定因素较多，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仍然存在且日益外在化。二是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经验不足、监管手段和技术落后，监管的效率低成本高，完整、科学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形成还需时日。三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缓慢，业务活动没有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业务风险加大。政府要通过不断注资和核销不良资产来承担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风险，这种对银行业不正当的保护实际上是对社会其他行业的一种歧视，也是通过国家的权力给予银行业利益集团的一种特殊的不正当的利益倾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这既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内生出风险抗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也会把国家拖入到“银行风险——银行利益”的怪圈，即银行在缺乏风险抗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下，银行为了自身商业利益而违背业务原则所遭遇的风险，需要国家来承担，国家为了金融的稳定不得不一次次来利用对其他行业歧视的手段来维护银行的利益，而有了国家的保护，银行又成为风险偏好者，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又会去冒风险。四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无序运行，市场监管严重滞后，资本市场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且呈难以控制之势，严重影响到投资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五是商业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扭曲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对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中，不仅使传统金融体制下隐含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外在化，还会生成许多新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在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的条件下，新旧不稳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形成了金融业的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两种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力，不断积累并叠加在一起，直接威胁到我国金融安全。

3．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缺乏足够的弹性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凸显以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似乎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失衡问题、中国与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贸易问题，都根源于人民币的汇率制度，这又从外部给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面对来自人民币汇率制度内外部的压力，我国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又进行重大改革，由原来的单一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这“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主要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在主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货币，主要有美元、日元、欧元、韩元等货币，客观地说这是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较好的选择，有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但是，这次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这次实施的与新加坡相似的外汇管理体制，与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实施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时的背景状况是不同的，新加坡当初并没有来自西方国家的任何压力，而是依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自愿实施这种外汇管理体制。而我国这次实施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外汇管理体制，更多的是迫于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外部压力，实际上是西方国家转嫁其国内经济矛盾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结果，这种被西方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有了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因为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国内的经济矛盾不可能通过这一次人民币的升值来解决（当然西方国家国内的经济矛盾如失业等问题也根本不可能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来解决），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汇率政策是它们一贯的做法，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其次，人民币升值后会损害国内某些利益集团既得的经济利益，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缓解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压力，这会增加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再次，中国需要一个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和人民币汇率真实水平而又灵活有效的外汇市场，而这次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还难以形成这样的外汇市场。最后，人民币汇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在宏观经济平稳下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开放资本项目，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目前，实施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外汇管理体制仍然是弹性不足的体制，这种外汇管理体制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估或低估也是容易出现的，这就会引起国际投机资本向中国的无序流动，这种无序的资本流动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破坏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4．外资银行进入的替代效应日趋显现

进入2007年，银行业市场的全面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外资银行将以多元化的手段争相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参与我国的财富分配和转移，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提高国内银行业效率，加快金融创新和增进社会福利等，这是不容置疑的，我国理论界已对此进行了长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但是，面临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多年问题的积累和银行改革的举步维艰，加之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领域将进一步扩大，竞争程度必将进一步加剧，导致我国的金融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应该看到与国外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国际性大银行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历史仅仅只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无论是在规模、质量还是人员素质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外资银行的进入带给中国银行业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中资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和资本金不足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有可能使中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加剧，甚至影响到我国银行业的稳健运行。

5．资本市场的风险将是我国目前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几乎都起因于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这与此前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几乎根源于银行倒闭而大有不同。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处于金融开放过程中的金融体系极具脆弱性且金融市场不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很可能是我国金融稳定和安全的最大威胁。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投资人缺位、法规不健全且不统一、监管与调控乏力、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融资效益的低下以及大量的内幕交易人为操纵等问题，使得中国资本市场背离了资本市场的一般特征，也背离了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向，成为全球关联交易最多的地方，也是投机性并购与重组最多的地方。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功能在削弱，政策市场的特征越发明显，整个资本市场处于调控不力、运行无序的状态，投机的盛行使得投资人对整个股票市场失去信心，近年来的股市惨跌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是资本市场单一系统蕴涵风险，还会将整个金融系统拖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最终使金融风险难以避免，直接危及我国金融安全。当金融开放后一遇到国际金融动荡或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风险就会外在化，这对处于经济转型期且金融体系脆弱的中国，要保持金融的稳定和安全会越来越困难。根据国际经验，由资本市场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是一国政府所能控制的，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和经济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国际资本的投机性和破坏性完全显现。

6．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降低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首先，从银行业看，其较高的不良资产比例和较低的资本充足率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所在。如果不是我国高储蓄率的支撑，银行业的运行和平衡就难以为继。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近两年银行业改革力度较大，但效果尚有待时间检验。目前，我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防范新的不良贷款难度加大；部分银行损失类贷款增加、潜亏问题仍很严重；不良贷款的行业和地区集中度依然较高，风险准备金缺口虽有缩小但总额依然较大；资本充足率达标率虽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体仍然偏低；金融基础设施依然薄弱；金融领域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等。银行系统脆弱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潜在的威胁是客观的。其次，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竞争力不强及上市公司质量较差。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目前，证券业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如果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经营机构的实力就更差了。

7．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不尽人意减弱了预防金融风险的前瞻性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但从这几年来的运行效果看，金融监管如何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如何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如何更有效地监管外资金融机构、如何在监管实践中平衡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首先，从被监管主体——我国金融业的内部自律看，金融机构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困境，即如何真正解决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国有银行虽已上市，但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做到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科学、有效，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达到自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真正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待时日。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最终解决，在与具有综合实力优势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竞争中就难以获胜。其次，从外部监管因素看，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但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仍然不尽完善，依法监管意识比较淡薄；监管体制仍未理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不畅通，影响各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充分发挥。再次，对外资监管准备不足。近几年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数量的增多，其运营安全性已日益与我国金融安全相关联。最后，一旦资本账户开放，国际游资定会大量进入，金融监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目前，我国金融的对外监管尚处于初始阶段，从监管手段到法律法规都很不完善。

总之，无论是国内经济金融的运行环境，还是整个国际金融的现实环境，都存在诸多不利于我国金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金融对外开放后，国际上破坏金融稳定的因素渗入到我国，与我国固有的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势必会损害我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加大我国的金融风险，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然而，仍然必须辩证地看待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没有金融开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金融安全，“闭关锁国”只能使金融风险累积和隐藏；另一方面，没有金融安全，金融开放就缺乏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开放的成果最终会化为乌有。

四、增强我国金融安全的对策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金融危机频繁发生、肆虐全球的严峻形势下，同时也鉴于我国目前在金融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我国应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探索保障金融安全的策略。

（一）构筑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1．完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业的逐步开放，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票据法》等金融法律为核心，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配套，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法律体系框架，在保障我国金融体系运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安全问题也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而越发复杂。为此，基于金融稳定考虑的金融法律框架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目前，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大都从行业特点、金融机构行为、具体业务风险等角度立法，并存在针对“部门立法、立法保护部门利益”的质疑和排斥，而缺少由国家立法机关从国家金融安全的宏观层面、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的法律。有关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调控和监管行为的进行，以及违法责任追究和金融司法实践等，也都仍未真正确立法律的权威，未能在法治化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应该积极制定出于国家金融安全考虑的金融安全法律。将凡是可能损害国家、民族、百姓的利益，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可能损害国际经济金融关系，可能影响到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因素纳入金融安全法律框架，所有重大金融政策的出台都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听证。通过立法程序，实现决策程序的公正、透明，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法可依。

2．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制度，首先要赋予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以应有的权力，并使之在运作上保持独立性。具体可以借鉴《巴塞尔协议》，强化金融监管：在监管对象上，由侧重于对银行机构的监管转变为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监管范围上，由针对性监管转变为全方位监管；在监管方式上，由阶段性监管转变为持续性监管，从一般行政性监管为主转为依法监管为主，从注重外部监管转为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主；在监管手段上，由现场检查为主转变为以非现场检查为主；在监管信息上，由注重报表数字的时效性，转变为注重报表数字的真实性；在监管内容上，从注重合规性监管转向注重风险性监管。

3．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通常金融震荡在发生前会以一些征兆为先导，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就是要以风险预警为导向，以矫正失误和隐患为手段，以免疫风险为目的的防错纠错新机制，为实现有效风险管理提供全面支持。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首先，应建立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其次，应综合考虑我国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市场运行、金融机构风险，选取相应的多个层次、指导性强、易于操作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以实现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面监测和管理。再次，依据国际标准或参照与我国具有相似经济金融背景国家已有的相关指标设置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临界值。临界值的确定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调整所选用的风险预警测评工具；另一方面，要根据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和特点，对各个指标的临界值加以修正。最后，建立金融机构内部风险预警系统，发挥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自律作用，完善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安全维护的协同作用。

（二）推进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保证经济稳定运行

现代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如何规避各自风险，避免两者之间传导机制发挥不良作用，对稳定经济运行、稳定就业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单个实体部门主体来讲，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并不明显，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外部融资结构是否合理，企业经营的资金链条是否畅通，是否存在重大决策失误使企业陷入困境，导致广大投资者利益受损、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从而影响金融机构的绩效。相对于具体的实体企业，一国的实体经济对金融安全的影响更为显著，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均衡从根本上制约着金融稳定，实体经济的下滑必将造成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加；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或是金融机构与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匹配都将可能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的加大。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要认清实体经济与金融安全的关系，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安全两方面同时入手，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应该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对外依存度，切实保障金融安全。中国长期以来以出口拉动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过度，这使得我国经济的稳定性较差。要从根本上摆脱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进而实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脱钩”，需要我们加快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启动内需，提高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淘汰那些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低水平产业，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应用，加快实体经济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对于劳动密集型低端出口企业，应该适时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实体经济的科技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带动内需增长，摆脱依赖外部资源和贸易环境的局面，切实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进而保障中国金融安全。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在金融机构中占有绝对优势，也使得金融风险更多地体现在银行体系中。虽然为完善我国金融结构，商业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都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双重任务，但相对来说，改革对商业银行更为突出，发展对资本市场而言则显得更加迫切。商业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应建立在两者各自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发展中走向融合，在融合中进一步发展，以完善我国金融结构体系。

1．必须高度重视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

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是商业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从国际上来看，商业银行的地位只是相对下降，而不是绝对下降，因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问题。当然，商业银行改革不仅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还应包括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改革，因为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信用合作金融组织，而是小型的商业银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性质与商业银行是极其相似的，只不过其业务范围限制在企业集团内部。由于四大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四大商业银行的改革成功与否就显得非常关键。只有四大商业银行通过综合改革，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彼此之间展开竞争，金融体系才能有活力，四大商业银行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与外资银行抗衡的主力军。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需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管理，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

2．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市场层次方面，应加快建设政府债券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在投资者层面上，应重视培养机构投资者。另外，还要实现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加快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步伐。就商业银行而言，要积极主动介入资本市场，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开展投资银行业务。银行进入资本市场，表明金融产品的结构、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中国金融业结构将进入根本性改革的时代。投资银行业务不是投资银行的专营业务，商业银行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相对于投资银行而言也具有某些优势，而且有利于加强金融竞争，提高金融效率，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

（四）加强外债管理，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进程

1．完善外债统计监测体系和安全管理

外债规模和结构是衡量一国金融体系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标。有必要建立能准确反映我国外债规模及风险的新的指标体系，设立新的符合国情的参照比例。例如，基于居民原则统计的外债无法体现中资机构境外负债情况，有必要建立国民原则外债统计体系来补充现有的居民原则外债统计体系，使宏观管理部门及时掌握海外分支机构资产负债状况，防止这些机构负债状况恶化导致对外支付危机。新指标体系要完善外债统计口径和范围，使其向国际标准靠拢，提高数据可分析性和可比性。同时，要不断完善国家外资外债监测体系，实现对我国对外负债风险程度和外债清偿能力进行全面监测和评价，严格控制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的规模，保持合理安全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2．适度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进程

对待资本项目开放要审慎，要依据具体国情作出适当安排。总的原则应该是有限度、有选择，注意资本项目下流动的总量、结构和渠道的把握。具体到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应该是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先债权类工具后股权类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先发行市场后交易市场。

首先，实施跨境资本间接控制，防止非正常资金通过企业跨境流动。完善针对不同种类的交易采用不同汇率的双元或者多元汇率制度；减少投机者短期国内货币的净头寸；建立和完善有效的资本交易预警指标和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其次，完善国际金融统计，加强会计与信息披露的国际合作和标准化；以《巴塞尔协议》为核心，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对对冲基金风险的监管经验，加强对跨国金融机构或跨国经营业务的国际监管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稳定。最后，应在开放资本账户之前进一步放松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管制，建立起富有竞争力、有效配置资源的贸易与投资体制；在放开资本流入的同时控制资本流出，逐步放开对长期资本流入的管制，严格管制资本流出；先放松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包括外商来华投资和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放松对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汇兑限制；在短期资本流动方面，在总体上应当保持较长时间的限制。其中，对于贸易融资可以较早解除限制，而对逐利性短期资本交易则应实施较长时期限制。^[9]

附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

一、国际债务危机20年

当1981年3月波兰政府宣称无力偿付到期外债本息时，国际金融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仅仅将其看做是发生在低效率的计划经济国家中的局部问题。到了1982 年8月，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接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国家纷纷跟进，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债务危机就此爆发。

20世纪50～70年代，一大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这些国家急于改变本国的落后面貌，普遍将经济的高增长引为本国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是，极为贫乏的国内储蓄难以支持迫切追求的高指标，于是纷纷转向国际金融市场寻求资金支持。在另一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趋缓，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和石油美元的突然集聚，使得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充斥，急欲寻找出路。这种需求和供应的互动，导致大量资金开始流入发展中国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IMF统计，1973～1982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301亿美元增加到6124亿美元，负债率从115．4%增加到143．3%，偿债率则从15．9%跃增为23．9%，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更为严重的是，巨额的债务高度集中于少数发展中国家。据IMF在1983年的统计，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14个重债国的债务就占去债务总额的80%，其中，仅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三国的外债总额就达到210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的1／3。

在外资大量流入的同时，债务国均采取了持续数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随之发生。同时，高估的本币价格不仅严重削弱了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且还促使国内资金为躲避日后不可避免的贬值灾难而不断外逃。更为致命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没有很好地利用其巨额的外债。一些重债国利用外债支持的往往是好大喜功、规模庞大的长期建设项目，有的贷款项目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生产能力。在少数国家，当权者甚至用外债进行外国证券投资，或者索性将之据为己有。

在发展中国家债务管理混乱和债务负担日益加重之时，国际环境开始变得不利起来。1979年石油价格的又一次上涨再次引发了世界经济衰退。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发达国家又兴起贸易保护主义之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随之大跌。例如，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率在1980年为23．8%，1981年为3．7%，1983年竟出现了5．2%的负增长。创汇能力的急剧下降和还本付息负担的不断加重，使得发展中国家逐渐丧失偿债能力。而发达国家为了避免再度陷入滞胀的境地，又普遍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致使1979年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和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普遍升高。这对于已经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发展中国家偿债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国际商业银行开始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从1973年开始，大规模流往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在1982年突然干涸。在1981年，这一地区还有超过110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而到了1982年，资本的净流出却已高达190亿美元。至此，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已经无可避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1989年和1990年拉美的资本净流出仍分别达到273亿美元和189亿美元。

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的近2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反而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递增。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债务总额仍达2．18万亿美元。

延续20年的国际债务危机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现象，对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和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它使得发展中国家再度强化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它沉重打击了国际商业银行的放贷信心，促使国际资本更多地使用更具流动性的融资手段来取代传统的国际融资。

二、欧洲货币体系危机

金融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经济现象，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新的风险，而且也使发达国家面临新的考验。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当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了。

1991年12月，对于欧洲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达成。1992年，当欧共体各国正忙于为是否赞同《马约》举行全民公决之时，一场货币危机悄悄降临。自1992年8月以后的近一年的时间内，来势凶猛的投机狂潮横扫欧共体各国货币，欧洲货币体系几近瓦解。

1992年8月，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弱币，如意大利里拉、英镑，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多和爱尔兰镑等首先遭受攻击。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几乎立刻进行干预，但阻挡不住本币汇率的下泻。这致使欧洲货币体系中心汇率的调整势不可免。但是，欧共体为给《马约》的全民公决营造良好的气氛，只想通过变动利率、干预市场和调整结构等手段来平抑汇率的波动。1992年9月6日，欧共体财长会议发表声明强调不调整欧洲货币体系以及随时准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但是，市场对此声明的反应平淡，抛售弱币的规模越来越大。1992年9月13日，欧共体不得不宣布受冲击最严重的意大利里拉汇率下调3．5%，其他货币汇率相应上调3．5%。两天后的9月15日，里拉又大幅度下跌到808里拉兑换1马克，越过新的里拉中心汇率802．49里拉兑1马克。同一天，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跌至1∶2．7836，已接近1∶2．7780比价的最低点。9月16日，在纽约外汇市场上，英镑对马克的开盘价跳空为2．7，比欧共体中心汇率机制的最下限还要低近8个芬尼。为减轻投机压力，9月16日，英国宣布英镑暂时与欧洲汇率机制脱钩，并两次宣布提高利率，使之提高到15%，以阻止英镑汇率的进一步下跌。

9月17日，欧共体财政官员在召开了6个小时的紧急会议后，正式宣布意大利里拉、英镑脱离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允许自由浮动；同时，西班牙比塞塔贬值5%。但是，汇市危机仍难平息。9月18日，英镑再度贬至1英镑兑换2．6050马克，比原规定的浮动下限已低了近20个芬尼。同时，由于英镑和意大利里拉退出汇率机制，爱尔兰镑、法国法郎、丹麦克朗成为新的受冲击对象。到9月22日，马克与法郎比价为1马克兑换3．4250法郎，已接近3．4305法郎的下限。为此，法国和德国共耗去303亿美元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干预，法国还被迫把应急资金利率提高2．5%，使之达到13%。到了11月，西班牙比塞塔终因支撑不住，再度贬值6%，葡萄牙埃斯库多也相应贬值6%。

进入1993年以后，欧洲汇市仍然动荡不定。爱尔兰镑、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多和法国法郎先后大幅度下跌。8月2日，欧共体货币委员会决定，将法国法郎、比利时／卢森堡法郎、丹麦克朗、爱尔兰镑、西班牙比塞塔和葡萄牙埃斯库多在它们的双边中心汇率基础上的上下浮动幅度扩大到15%。事实上，15%的浮动幅度已与自由浮动没有多大差别。那时，只有德国马克和荷兰盾仍维持围绕中心汇率2．25%的波动幅度。

持续一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无疑是欧洲货币体系成立13年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危机过程中，为保护其货币，瑞典中央银行曾一度被迫把它的日贷款利率上升到了500%的天文数字。到危机结束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的中央银行的干预资金总计达1000亿美元，其中仅德国联邦银行一家就耗去了500亿美元。

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再次反映出固定汇率制的内在矛盾——人为稳定的货币制度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之间的不协调。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货币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矛盾的翻版。与那时不同的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货币当局面临着比那时规模大得多的外部投机资本的冲击。在资本流动每天达1．5万亿美元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下，任何国家甚至国家集团的干预都显得苍白无力。

三、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墨西哥货币比索急剧贬值，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新兴市场时代”出现后的第一次大危机爆发了。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财政部长塞拉在与工商界和劳工组织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后，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尽管政府的初衷是将比索兑美元的汇率从3．46比索贬为4比索，而后再贬为4．5比索。然而，由于墨西哥经济中的矛盾已经积累有日，此举触发了市场信心危机。一时间，人们纷纷抢购美元，抛售比索，2天后，墨西哥政府被迫允许比索自由浮动，比索汇率一落千丈，至1995年1月初，比索已贬值30%。

自1987年12月起，汇率成为墨西哥反通货膨胀的工具：比索与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只允许小幅调整（初期贬值幅度最高不超过0．0002比索，1991年扩大为最高不超过0．0004比索）。以汇率盯住美元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产品。由于墨西哥比索对外贬值的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速度，比索币值被大大高估了。据估计，如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比索的币值高估了20%。比索高估，沉重打击了墨西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引起其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

在反通货膨胀的同时，墨西哥政府还加大了经济自由化的力度。贸易自由化使墨西哥的经常项目收支恶化；金融自由化使外国银行、经纪人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大量进入墨西哥。资本项目管制的取消，也为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涌入墨西哥大开方便之门。这些都为以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实施反通货膨胀计划的初期，大量的外资流入，弥补了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掩盖了外汇市场上比索疲弱的态势。流入墨西哥的资本仅在1990～1993年就有910亿美元，占同期流入拉美地区外资总额的一半以上。而且，流入墨西哥的外国资本又以证券投资居多。1990年，在墨西哥股票市场上，按市场价计算的外国证券投资为45亿美元，至1993年12月，这一数额已高达546亿美元，即增加了10倍多。

可是外资总不会无限流入。墨西哥经济的虚弱状况——国内储蓄大幅下降，国内投资与生产率停滞不前，日益为国际社会知晓并广为传播，外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3年，一些经济学家发出警告，称墨西哥与阿根廷的比索可能会遇到麻烦。进入1994年，墨西哥的形势开始恶化。恰帕斯的农民造反、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惨遭暗杀这两个突发性政治事件引起市场信心的迅速崩溃。这时，外资开始撤离墨西哥，流入墨西哥的外国资本从1993年的310亿美元骤降为1994年的100亿美元。外资逃离，墨西哥的外汇储备迅速减少，1993年底墨西哥尚有外汇储备254亿美元，1994年12月9日已不足110亿美元，12月18日又有30亿美元外汇储备被抽走，到1994年12月22日，墨西哥外汇储备仅剩下60亿美元。如此少的外汇储备不仅不能满足干预市场之需，连正常的应急性进口需求也无法满足，更难以应付在1995年第一季度到期的高达1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此时，除了放弃比索与美元挂钩并实行比索贬值之外，墨西哥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墨西哥经济。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该国至少损失了450亿美元，这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16%。1995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9%，是20世纪初墨西哥革命爆发以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墨西哥危机是金融全球化时代新兴市场国家的第一次危机，直接原因还是出在固定汇率制的内在矛盾上。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内外资的信心，墨西哥政府选择了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墨西哥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使得比索不断高估。汇率的高估引起贸易逆差。为了吸引外资来弥补贸易赤字，固定汇率急切难以改变，于是只能提高利率。利率的上升，引起国内经济进一步衰退，并使偿还债务利息和本金的负担越来越重。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正是国际投机资本肆虐的好时机。

四、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5月中旬以后，由泰铢下泻开始，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这次危机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它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企业和金融机构大批破产，还几度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滞缓了全球的经济增长。

东南亚货币危机首先是从泰国引发的。根据事后的研究，还在1996年年中，泰国就有金融不稳的明显迹象，国际投机者窥伺已久。1997年2～3月，投机家开始从泰国银行买入高达150亿美元的远期泰铢合约，随后数次大量抛售泰铢，压低泰铢现货市场汇率，引起泰国金融市场的动荡。5月，国际投机者再度冲击泰铢，并使股市在5月14日下跌54．08%。6月16日，泰铢再次受到攻击，泰国央行再行干预，但外汇储备已近枯竭。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放弃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泰铢立即贬值20%。

泰国的货币危机很快波及东南亚诸国。继泰国之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货币相继大幅贬值。东南亚股市也普遍下跌。10月27日，美国、欧洲、拉美各主要国家的股票随之急剧下挫。

11月17日，韩国央行被迫放弃对韩元汇价的干预。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韩元汇率从1美元兑860韩元急剧下跌到12月22日的1美元兑2000韩元。亚洲金融危机对已经陷入困境的日本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11月，日本第十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宣布破产。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日本金融帝国受到重创。

进入1998年以后，危机并没有像多数人所预测的“止跌回稳”。亚洲金融市场分别于1月、5～6月和8月三次出现剧烈波动。印度尼西亚政局动荡、日元汇率大幅跌宕起伏、俄罗斯金融危机、美国LCMC破产、拉美金融动荡，成为1998年国际金融动荡中的几件突出事例。

直到1998年10月以后，东南亚金融市场才渐趋稳定。进入1999年，虽有年初巴西金融动荡的冲击，亚洲经济已经显露出全面的好转。金融市场的信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股市、汇率都处于上升之中。金融业重新恢复发展。国际资本也开始重新回流亚洲。这一切利好的集中反映就是经济增长。经过1999年亚洲经济的复苏，到2000年东南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已实现了恢复性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被世界所瞩目，不仅因其危害之烈，而且还在于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些难解。与历史上发生危机的国家不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一直表现良好；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在危机之前，除了国内金融自由化的速度过快和资本跨国流动的易变性提高之外，一些公认的危机指标在这些国家中多数并未恶化。而且，危机发生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总体上说是相对稳定的，国际社会正热烈地讨论着人类社会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好前景。总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于一片“大好形势”之下。

这种状况，必然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怎样拯救亚洲。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三大国际力量对于亚洲危机的看法各不相同。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认为亚洲危机的根源是发展模式问题。它们认为，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所谓“亲情资本主义”，这种模式早晚要失败。因此，要走出危机，只能按照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来重塑东南亚经济体制。IMF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处于危机冲击之中的亚洲国家则强调外部冲击的作用，尤其归罪于国际投机势力对亚洲国家金融市场的肆意破坏。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对美国量子基金管理人索罗斯的尖锐批判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极端代表。在西方社会，也有部分人士同意这种看法。世界银行、中国则认为，亚洲危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五、美国次贷危机

2007年7月中下旬，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从金融市场扩散到主流商业银行领域，随即从美国本土向全球各地蔓延。短短几个月内，美国已有20多家贷款机构和抵押贷款经纪公司破产，花旗银行等均受到波及；欧洲、亚洲金融业受到重创——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为此遭受巨额的损失，英国和德国已有银行被挤兑；受影响较大的还有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中国的银行业在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之初，美国及受到波及国家的中央银行普遍采取注资的方式来应对市场动荡。近一年中，美联储连续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5．25%一直降至2008年5月的2%，并承认美国经济增长将减缓。随着次贷危机影响的不断蔓延，各国及IMF对次贷危机的判断已由最初的“次贷风波不会引发大的混乱”转变为后来的“对国际金融业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此前最悲观的预期”、“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可能会持续且深远，并将减缓全球经济增长；次贷危机很可能造成进一步后果”，等等。至少到目前为止，危机及其影响还远没有过去。

现在，人们最关切的是这场危机何以会突发？概括而言，次贷危机源于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的大肆信贷扩张，当利率升高且房价开始下跌之后，借款人丧失还款能力，导致违约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比率剧增，次贷危机开始显现。资产证券化则进一步将危机由抵押贷款市场传递到证券市场，使得危机迅速蔓延并传递到其他国家。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兴起和快速发展的金融原因，可以归结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放松对金融管制、金融产品创新和住宅抵押信贷经营方式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按贷款余额计算，次级贷款余额为1．3万亿美元，占贷款余额的14%，涉及近500万美国家庭。由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比较大，违约风险是优级住房贷款的7倍，因此次级贷款的利率比优级住房抵押贷款高350个基点，并且80%左右为可调整利率。当贷款利率不断下调时，可以减轻借款人的还贷负担；但是当贷款利率不断向上调时，借款人债务负担随着利率上调而加重，导致拖欠和取消抵押赎回权的风险加剧。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的拖欠率（拖欠30天）和取消抵押赎回权的比率分别高达13．33%和4%，远远高于优级抵押贷款2．57%的拖欠率和0．5%的取消抵押赎回权比率。

在美国，由于70%的住房抵押贷款多实现了证券化，自2001年以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已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上高于国债和公司债的第一大债券。次级抵押贷款也被打包，通过发行优先／次级抵押贷款债券或多级抵押贷款债券和结构性金融担保抵押债权等方式实现了证券化，出售给境内或境外的投资者。尽管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发行额逐年增加，但这类债券的风险评级多为Baa级和Ba级等。

当宏观经济处在上升周期、房地产市场向好时，借款人还可以按期还贷，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也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流，从而保障证券投资的收益。而投资者的信心、媒体炒作、从众行为和羊群效应，招致大量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形成一种惯性，使得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链条可以不断地延伸、运作下去，即使有一两个借款人违约，也不会造成资产组合的收入断流。这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大量资产证券无论质量高低，有些甚至是垃圾债券也可卖出好价钱的原因。问题出在经济环境发生逆转或波动时，如近期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利率上调导致借款人偿还能力下降，加之房价连续4个季度走低，使借款人无法靠房产增值、重新融资来减轻债务负担。借款人拖欠贷款或无力偿还贷款的数量不断攀升，就会导致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失去稳定的收入流，让债券投资者蒙受损失。可见，次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次贷方面出了问题。美联储于2008年7月14日发布了一系列规范住房抵押贷款活动的新措施。

简要梳理其脉络，美国次贷危机起步于次级贷款市场，强化到资产证券化的次级贷款债券市场，分散传染到投资次级贷款债券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通过债权杠杆机制感染了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汇总成金融机构“惜贷”的乘数效应，紧缩了市场流动性，由市场恐慌和利率上升扩大为股市缩水，延伸波及整个市场信心和全球经济增长。

本章小结：

（1）金融危机是指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有四种类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和股市危机。

（2）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有：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金融危机具有明显的综合性；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更大；金融危机具有超周期性和超前性；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传染性效应增强，速度加快，呈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容易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区域性特征。

（3）金融危机成因理论包括金融脆弱性理论、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银行业危机理论和债务危机理论。

（4）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会涉及方方面面，社会总会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以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其造成的主要危害有：大量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甚至破产倒闭；国际主要资本市场动荡加剧，很多国家甚至出现了股市连番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经济衰退。

（5）金融危机的防范包括两个方面：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具体防范对策有：维护健全的宏观经济环境；建立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选择合理的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开放；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提高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调控能力；完善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国际层面的危机防范以加强各国政策协调与合作为前提，建立有效的国际金融管理体制。

（6）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7）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金融全球化对金融安全的影响表现在：金融全球化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加深；金融全球化的无序推进促使金融监管更加复杂；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功能的缺陷。

（8）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开放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主要有：经济运行中难以提供金融安全所需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现行金融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缺乏足够的弹性；外资银行进入的替代效应日趋显现；资本市场的风险将是我国目前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降低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不尽人意减弱了预防金融风险的前瞻性。

（9）增强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对策有：构筑有效的金融安全网；推进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保证经济稳定运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加强外债管理，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进程。

关键术语：

金融危机　　　货币危机　　　　银行业危机　　　债务危机

股市危机　　　金融脆弱性　　　金融安全　　　　金融全球化

金融开放

复习思考题：

（1）金融危机的含义及类型。

（2）当代金融危机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

（3）试述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要观点。

（4）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范金融危机？

（5）如何理解金融安全的内涵？

（6）金融开放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有哪些？

（7）阐述增强我国金融安全的对策。

（8）结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谈谈你对金融危机危害的认识。

案例分析题：

受金融海啸影响，冰岛股市之前连续暴跌，政府于2008年10月9日被迫宣布暂停股市交易。在全球金融海啸暂时停歇之时，休市3天的冰岛股市在14日开盘后遭遇暴跌，冰岛15指数（OMX　Icex　15）14日开盘后从前市的3004点重挫至683点，跌幅一度达到77%，创单日历史最大跌幅；而在2007年10月冰岛股市的最高点位还高达8571点。如此算来，冰岛股市累计跌幅惊人地达到了92%，勇夺全球跌幅榜冠军，创该国的历史纪录。

冰岛，这个密布火山和间歇泉的北大西洋岛国，真切地体会了突起于北美大陆的金融海啸的肆虐。三家最大的银行对外投资出现巨额亏损，被政府一一接管。冰岛金融体系完全崩溃。时任总理吉尔·哈尔德于10月12日坦言可能面临国家破产。

冰岛2000人上街示威，焚烧一间银行的旗帜以泄愤，并要求总理和中央银行行长下台，以此来为经济的崩溃谢罪。政府方面则显得更加紧张，冰岛总统格里姆松面对三家最大银行被国家接收、货币崩盘、股票暂停交易等坏消息，急得因心脏病发而住进了医院。

为了制止恐慌局势，冰岛金融服务管理局强调，正常营业中银行的所有国内存款都受到冰岛法律的保护。随着前三大银行都已遭国有化，冰岛政府正着手准备接管整个金融体系。

不过，金管局的承诺让冰岛Ilandsbanki银行的国际业务受到了质疑。这个问题引发了同英国的外交纠纷。英国首相布朗曾说，英国将起诉冰岛，要求收回30万英国人在Ilandsbanki的网上业务中损失的存款。英国政府已动用反恐怖法的权限冻结了该银行的资产，一直到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为止。在英国高压之下，冰岛的不满情绪也相当强烈。9月13日，曾被称做是“世界最温和的总理”——冰岛总理哈尔德，严厉抨击英国政府“威吓弱小邻邦”，为此准备付诸法律控告英国。两个国家都互相起诉了，看来一场邻里纠纷势不可免。

自9月次贷危机席卷冰岛以来，这里连续爆发了5次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且渐有失控迹象。愤怒的民众向冰岛议会大楼投掷鸡蛋、西红柿等，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政府、金融界中的悲观情绪相应而生。总理哈尔德眼见银行体系崩溃，建议国民自行捕鱼来节省粮食开支。政府官员表示，转型当上银行家的冰岛渔夫恐怕要脱下西服、扬帆出海了。

这似曾相识的场景似乎唤醒了我们灰色的记忆。曾几何时，伟大的卡尔·马克思谈到过虚构的资本主义，提及资本家之间抛来抛去的债券背后没有任何价值。他的预言要再次应验了。此时，人性的贪婪打破了平衡，最终毁灭了自己。现在，我们是时候去学一学那些勤俭生活、安分储蓄的国度，那些找到生活平衡点的人们了。

冰岛的崩溃是全球信贷危机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它也形象地揭示了此次危机是如何摧毁一个一度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的。为了应付危机，冰岛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IMF）、俄罗斯等多方求助。IMF向冰岛提供了21亿美元的贷款，“用来支持冰岛的重建信心的国家项目”。

请结合案例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冰岛的金融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

（2）面对冰岛危机，有关当局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注释】

[1]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于1994年在《外交事务》发表一篇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他在这篇具争论性的文章里否定了“亚洲奇迹”，并认为亚洲无法持续长期的经济增长。

[2]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被分为四大类：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和全面危机。

[3]Charles　P．Kindleberger：Manias，Panics　and　Crashes：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is．MaCcmillan　Press　Ltd，1996．

[4]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May，1998．

[5]王元龙：《中国金融安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6]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6。

[7]Kristin　Forbes，Roberto　Rigobon．．Contagion　in　LatinAmerican：Definitions，Measurement，and　Policy Implication．［J］．NBER　Working　Paper，2000．

[8]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

[9]王国刚：《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经济主权、重点和步骤》，国际金融研究，2003（3）：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