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前山西城镇的人口状况

一、“丁戊奇荒”前山西城镇的人口状况

晚清时期，山西人口的变化很大。以1877年为界，山西的人口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877年开始，山西连续3年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场旱灾波及范围之广，对山西人口影响之大，在山西历史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877年山西人口有16433000人，到1883年时山西只有10744000人⁽³⁾，全省人口损失达三分之一以上。对山西的这场旱灾，时人阎敬铭曾这样说道：“死人千万，诚自古未有之奇惨也。”⁽⁴⁾《永和县志》也指出：“其时也，沃晋赤地千里……居民皆十室九空，竞以草根为粮，榆皮做饭，人民饿死者尸骸遍野，道馑相望。”⁽⁵⁾经过这次大灾的沉重打击，山西元气大伤。从1877年之后，在整个近代时期，山西的人口再也没有达到过1877年的水平。因此，我们以1877年为界对近代山西城镇人口进行分析。

根据曹树基教授对山西地方二级行政城镇的划分，清代中期的府、直隶州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大府类城市以2.5万为标准，有大同（大同）、汾阳（汾州府）、临汾（平阳府）、永济（蒲州府）、长治（潞安府）等5个城市；二是小府和直隶州的城市以1.2万人为标准，有宁武（宁武府）、朔州（朔平府）、保德（保德州）、代县（代州）、忻县（忻州）、平定（平定州）、左权（辽州）、隰县（隰州）、沁县（沁州）、解县（解州）、晋城（泽州府）、霍县（霍州）、新绛（绛州）等13个城市。在当时人口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曹树基教授对山西地方二级行政城市人口的划分，可以大致反映出，山西当时地方二级行政城镇的人口等级规模情况。

相对于曹树基教授对全国城镇人口进行研究而言，刘景纯博士着力的是对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人口进行研究。刘景纯博士对山西城镇人口规模进行更加细致地划分，指出“山西的平遥、太谷、和祁县地处京陕、京省和省城至洛阳诸商路的交汇处。自明以降商业发达，道光三年（1823年）后逐渐发展为全国的金融城镇，先后有41家票号总号设于这3个县城，其中尤以平遥为最多，有22家。至清末，这些票号在国内外126个地方设立了566家分号。因此，估计其人口不会少于一般府城⁽⁶⁾。由于刘景纯博士关注的是整个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县级城镇的人口规模情况，所以刘景纯博士对晚清时期山西的城镇人口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但这里却反映出刘景纯博士已经意识到，对于清代山西的90多个县级城镇而言，山西的县级城镇人口等级还应作更进一步细致划分。

在对清代中期山西县级城镇的人口规模进行确定时，曹树基教授选取了绛州的闻喜县、稷山县，平阳府的乡宁县，蒲州府的虞乡县，解州的平陆县作为确定山西县级城镇人口多少的样本。在这五个县中，闻喜县全县有131885人，县城有7035人，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的5％；稷山县全县人口为157673人，县城有7386人，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的4.7％；乡宁县的人口资料可信度不大，但曹树基教授估计，乡宁县的人口规模“超过5000人的标准规模则是肯定的”；虞乡县全县人有105655人，县城人口“应当达到3000人以上的规模”，县城人口“若以3000人口计，其城市人口的比例也不足3％”；平陆县城全县人口资料存在问题，但平陆县城的人口最少也在4169人以上，“即便如此，平陆县城的‘本城’口数已达4169名”⁽⁷⁾。很显然，山西县级城镇的人口数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至少从曹树基教授选取的几个样本县来看是如此。

为了更加细致、深入地对山西的县城人口数量进行研究，我们以曹树基教授提出的县级城镇5000人为标准，来对山西的县级城镇重新进行划分，把山西的县级城镇按人口规模划分为10000人以上的县级城镇、5000-10000人之间的县级城镇、3000人以下的县级城镇三个等级。

由于“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不是由城市人口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区域内的人口总数决定的”⁽⁸⁾。这样，我们在县级城镇人口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便可依据各县城所在地区的人口数量来对各县城的人口数量进行确定。对于绪大灾前山西县级城镇人口数量，我们主要依据1877年之前各县的人口数量来进行了解。同时，由于“自乾隆末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人口增长缓慢，年平均增长率为2.39‰”⁽⁹⁾。这样，我们在考察各县的人口数量时，可能会因为资料的问题，把记载各县人口数量的年代向前适当推进，但仍可视为是1877年各县人口的数量。

表5-1　光绪大灾（1877年）年前山西各县人口数量表

（续表）

资料来源：李玉文《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9-27页。
说明：太谷县1851年全县为333877人，1875年为160322人；曲沃1840年全县为285911人，1875年为35831人。由于其间太谷、曲沃并没有发生特大灾害，人口数量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怀疑太谷县、曲沃县1875年统计的人口数，可能为1877年大灾以后的之后的数字，所以在统计这两个县的数字时，把这两个县统计人口数字的年代向前推移了一段。

根据上表，在1877年前超过全县30万人口的有平遥、太谷2个县；全县人口在20万至30万之间的有榆次、曲沃、高平3个县；全县人口在10至20万只见的有文水、襄陵、洪洞、翼城、猗氏、屯留、安邑、芮城、绛县12个县；全县人口低于10万的有岢岚、乡宁、虞乡、大宁、永和5个县。

如果各县人口总数和县城人口总数之间的比例一致的话，那么诚如刘景纯博士所言，晋中的太谷、平遥、祁县3个县商业发达，人口众多，那么这3个县县城的人数“估计最少不会少于一般府城”⁽¹⁰⁾。把祁县、平遥、太谷这3个特殊的县城单划出来，山西其他的县级城镇还可以被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一些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县份，如榆次、曲沃、高平等县。这一等级的县份的人口数量较多，即便是按4％的城乡人口比率来算，这些县县城的人口也有1万人左右；第二等级，是一些位于晋中、晋西南、晋东南平原、盆地以及丘陵地区的县份，如位于晋西南地区的洪洞、翼城、猗氏、平陆、芮城，位于晋中地区的文水，位于晋西南地区的襄垣，这些县县城的人数可能5千人；第三等级，是一些位于山区，特别是吕梁山的县份，如岢岚、乡宁、虞乡、大宁、永和等。这些县县城的人口数可能低于5千人。

由于晋北地区1877年以前的人口资料比较缺乏，在上表中我们没有晋北地区的数据。在1877年开始的山西大灾中，晋北地区所受的影响最小，“被灾最烈惟河东道属，冀宁道属又次之，雁平道属又次之”⁽¹¹⁾，甚至晋北地区在山西旱灾期间还曾以粮食向晋西南地区接济，所以在1877年旱灾之后，晋北地区的城镇人口变化不大，继续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前发展。再加上旱灾对县级城镇的影响相对于农村来说，要小的多。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了解1877年之后几年晋北地区的人口情况，来确定1877年之前晋北地区的人口状况。同时为了准确考察晋北地区县级城镇的人口数量，使其不至于出现太大偏差。我们以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为界，来考察晋北地区城镇人口的情况。

从表5-2可以看出：在晋北地区除了忻定盆地的崞县、五台、定襄之外以及浑源之外，其他县份的人口数量都低于10万人。如果按县城人口占总人口数的5％这个比较高的比例来算。我们大致可以推定，在1877年之前，晋北地区除了忻定盆地的一些县份之外，大部分县城的人口数量要少于5千人。

实际上，不只1877之后晋北地区的人口数量支持了我们的看法，1820年山西各县的人口密度表也显示了大致相同的推断。

表5-2　1884年以前晋北地区各县人口数量表

资料来源：李玉文：《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9-27页。

表5-3　1820年山西人口密度表

资料来源：摘自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1-42页。

根据上表，山西各地的人口密度的大小，山西各府、直隶州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太原府、汾州府、潞安府、泽州府、霍州、平阳府、绛州、解州、蒲州府，它们所在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100人/平方公里；一类是代州、忻州、平定州，它们所在地区的人口密度在50-100人/平方公里；一类是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保德州、辽州、沁州、隰州，他们所在地区人口密度低于50人/平方公里。由于大同府、宁武府、保德州、沁州、辽州、隰州这些府、直隶州的人口密度都属于低于50人/平方公里这个等级。那么，据此我们也同样可以大致推断：晋北地区除了忻定盆地之外，各县县城人口规模和山西山区县城的人口规模在一个等级，即晋北地区大部分县城的人口数量可能都低于5000人。

对于城镇的划分，曹树基教授认为城镇可划分为大城镇、中等城镇和小城镇3个等级。指出小城镇人口数最低是2000人，中等城镇的人口数最低为5000人，大城镇与大府城相当，为25000人。并且曹树基教授认为山西没有大城镇，中等城镇的数量也非常少。刘景纯博士在曹树基教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指出山西中等城镇的数量实际上比曹树基教授所说的还要少。有鉴于山西城镇的人口规模太小，刘景纯博士在曹树基教授的基础上又进行细分。提出2000人以下的城镇还可以再分为三类：一类是2000人左右的城镇；一类是500-1000人的城镇；一类是500人以下的城镇。由于黄土高原地区城镇规模普遍较小，所以对小城镇进行再进一步的细分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刘景纯博士的这种做法为我们对特殊地区城镇进行因地制宜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导向。

曹树基教授在《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中指出，山西的中等城镇的数量相当少，只有运城、云簇、源涡、东阳、永康、王胡、龙化、钥钩、米山等9镇，曹树基教授的资料来源于《嘉庆一统志》。刘景纯博士认为，《嘉庆一统志》中记载的山西的9个中等城镇，除了解州的运城镇和泽州的米山镇外，其余7个城镇可能不属于中等城镇。

晚清时期，对于城镇的人口数量缺乏相对准确的记载，只有一些关于城镇商业状况的描述。但由于城镇商业繁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大小，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城镇的商业状况，对其的人口数量进行推断。刘景纯博士经过对城镇人口前后多少进行比较，推断出除米山、运城之外，其他城镇都不是中等城镇，无疑是对的。不过，有些城镇就其商况来说，和米山镇相差不远，甚至比米山镇还要繁盛。如张兰镇“镇城周五里，屋舍鳞次，不下万家，盖蔵者什之三，商贾复四方辐辏，俨如大邑”⁽¹²⁾；太谷县范村镇“耸峙洋洋乎七里之大都会”⁽¹³⁾。虽然对城镇采用的多是文学的语言进行描述的，但根据它们的商业状况，应该属于是中等城镇。但这样的城镇数量确实不多，就分布而言，应该主要以分布以祁县、平遥、太谷为中心的山西各南北商路上。

山西2000人以上的城镇相对要多一些，山西一些商业比较繁盛的城镇应该都属于此列。如平陆县的茅津渡、临县的碛口镇、右玉的杀虎口、榆社县的云簇镇，以及榆次的东阳、源涡、王胡等。这些城镇大都位于商路要冲，交通发达，人口稠密，在人口数量应该属于是2000人以上的城镇。在这些城镇当中，杀虎口属于是人口日益减少的城镇，杀虎口位于晋商旅蒙要冲的西口，在清代乾隆中前期繁盛的时候，“汉夷贸易，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¹⁴⁾。自1761年归化设关以后，晋蒙商业移往归化，杀虎口逐渐衰弱，所以杀虎口的人口规模，可能只有2000多人。碛口则属于是人口日益增多的城镇。临县的碛口镇是乾隆时期河水泛滥，冲没了黄河东岸的曲峪镇和湫水河边的候台镇之后，两镇商民移居碛口而形成的一个城镇。道光初年，商业逐渐发达，有“水陆小埠地”之称，两个城镇的商民合居于碛口镇，再加上一段时间的发展，碛口镇的人口最少应该也有2000人之多。

山西平原、丘陵地区的城镇多属于是1000以上人口的城镇。如翼城县，民国时期调查户口，“最近调查男女大小丁口，历年增加不止万余，比清光绪三年以前，实相差不多”。民国时期翼城共有4个城镇，这4个城镇的人数分别是：中卫镇1784人、隆化镇1022人、北橄镇1941人、北常镇1687人⁽¹⁵⁾4个镇的人口，全部都在1000人以上。假使翼城县的总人口和各城镇的人口比例一致，那么在清代光绪三年之前，翼城县各城镇的人口数应该也都在1000人以上。临汾县也是如此。临汾县在光绪三年的时候，全县人口为174564人，民国二十一年全县人口156095人，略少于光绪三年。在民国时期临汾共有8个城镇，这8个城镇的人数分别是：土门镇1415人、吴村镇1068人、刘村镇1836人、大阳镇1422人、东亢镇852人、县底镇1133人、金殿镇1105人、泊庄镇640人、乔李镇1361人⁽¹⁶⁾。在临汾县所属的8个城镇中，只有东亢镇和泊庄镇人口数低于1000人，其他城镇的人口数全都在1000-2000人之间。同样假使临汾县的总人口和各城镇的人口比例一致，那么在清代光绪三年之前，临汾县大部分城镇的人口数应该也都在1000人以上。

1000人以下的城镇，主要包括一些位于平原、丘陵地区较小的城镇。如上面提到的泊庄镇、东亢镇等。山区县份和晋北地区的城镇人数可能大部分在1000人以下。如蒲县在乾隆时期有化乐镇、薛关镇、松峪镇等几个城镇，这些城镇的人数可能都在1000人以下，“蒲一邑斗大，不当大县一村落，安问镇云”⁽¹⁷⁾。另外，岚县普明镇百余家、上明镇数十家、东村镇数十家⁽¹⁸⁾。虽说反映的是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况，但鉴于清代山西人口发展缓慢，所以应该也能反映1877年之前蒲县、岚县城镇的人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