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后山西城镇人口的变化

二、“丁戊奇荒”后山西城镇人口的变化

1877年以后，山西遭受大旱灾，晋中和晋西南地区人口发展受到沉重打击，人口损失极大。太原“光绪三年大饥，民死于饿死者十之三四，是年大疫，死于病者相枕藉”⁽¹⁹⁾；曲沃“甚至百十族之繁家，仅存二三姓之寂处，方诸在昔之盛，是十二只存一也”⁽²⁰⁾；“虞乡、平陆、永济、芮城、汾阳、吉州、垣曲、沁水人民流亡十之六七”⁽²¹⁾。人口遭受的严重损失，导致山西城镇人口等级规模重新调整，形成新的城镇人口布局结构。

光绪大灾之后，太原的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曹树基先生在《中国人口通史》第五卷中，把太原在清代中期的人口估计为5万人。而在1900年时，太原的城市人口有3万人⁽²²⁾。由此可见，经过山西光绪大灾之后，太原的城市人口减少大约2/3。李玉文先生的《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也显示了大致同样的结果。据李玉文先生的《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显示，1844年时阳曲县有354340人，1884年时阳曲县有177407人⁽²³⁾，大灾之后阳曲县减少了约1/2的人口，考虑太原是省会城市，大旱灾对省会造成的影响要远小于其他城市，所以光绪大灾之后太原减少大约1/3的人口应该是比较恰当的。不过，太原人口虽然减少很多，但由于清末时期，近代工矿业在太原陆续展开，所以太原人口恢复得十分迅速。从1900年开始到清末时期，短短约10年的时间太原就迅速由3万人口发展到5万人⁽²⁴⁾。

山西各府、直隶州人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我们看山西临汾、汾阳、大同、永济、长治5个大府城市人口的情况。大同和汾阳在大灾之后，人口可能仍在2.5万人以上。大同在晋北地区，在大灾过程中受灾较轻，人口损失不大，再加上大同本身人口较多，“县城四角四关实在土著民人七千五十四户，男妇大名口二万一千一百五名口，男女小名口一万四千二百四十名口”⁽²⁵⁾，计35345。那么据此估计，光绪大灾之后，大同的人口应该还在3万人以上。汾阳处由碛口通往太原商路上，虽然大灾期间汾阳的城市人口受到很大影响，但由于交通便利，所以人口恢复相当迅速，“本县为通邑大县，地处秦晋要道，晋中枢纽，历来商业发达。商号遍及城乡，明清时达千户之多。清末民初，京广洋货发展迅速，初钱铺、银号等金融城镇外，城外、城乡有私营商号1000多家，资本约百万银元”⁽²⁶⁾，根据汾阳的商业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推知，在清末民初时期，由于汾阳的商业发展迅速，城市人口最少也应该3万人以上。

长治、临汾、永济光绪大灾中人口损失较多，灾后人口恢复相对缓慢。人口数量较之大灾之前有很大下降。以长治人口为例，“光绪以前虽不详其籍，而自成戊寅己卯，迭遭大祲，死亡及半，就所见存计之”，全城人口仅6073人⁽²⁷⁾，已经沦落为只有几千人的小城。光绪大灾以后由于本地气候湿润，人口有所恢复，所以到清末时期长治的人口应该在1万人左右。临汾和永济的人口更少。光绪十年（1884年）时，长治县有159897人，永济县有65825人，临汾县73716人⁽²⁸⁾，假使这3个城市的人口在它们各自所属县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致的话，那么据此类推，到清末时期，临汾人口可能在5000人左右，永济可能只有大约3000人左右。

宁武、右玉、忻县、代县、平定、辽县、沁县等小府、直隶州城市，在光绪大灾中所受影响都不是很大，但城市人口肯定都会有一定下降。晋西南地区的新绛、隰县、解县人口变化较大。新绛光绪大灾之后“今之户口较之道光、咸丰之间，不过十之二三”⁽²⁹⁾，新绛城内四坊和北关、西关、南关共计人口有3420人。因为据民国十八年《新绛县志》统计，1929年新绛全县有11953人，县城有7470人⁽³⁰⁾，这个数字是近代新绛人口的最高记录。那么据此，到清末时期新绛的人口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大概只有5000人左右。解县在民国九年时全县总人口有55901人，县城有3663人。在光绪十年时38515人，那么据此类推，解县的人口应该大约也只有3000人。隰县全县的总人口在光绪十年时和解县几乎相等，有39309人。那么据此，隰县的城市人口在清末时期应该也只有大约3000人。

为了便于对其他小府、直隶州城市的人口情况进行确定，我们把光绪十年时山西各小府、直隶州所在县份人口的情况进行汇总比较，以此来确定光绪大灾后山西其他小府、直隶州城市的人口数量。

表5-4　光绪十年山西各小府、直隶州人口情况表

资料来源：李玉文：《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9-27页。

这里，假定各城市的人口数与其所在县份总人口数之间的比例是相同的，那么，我们根据民国时期新绛全县人口11953人，县城人口为7470人；解县全县人口55901人，县城人口为3393人，大致可以推断出：上述人口比较少的保德县（74134人）、沁县（76769人）等县份县城的人口大概在5000人左右；人口比较多的忻县（265245人）、平定（170858人）等县份县城的人口大概在1万人左右。考虑到清末时期，新绛是民国时期工商业比较发达、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城市，所以晚清时期，忻县、平定这些城市的人口最多不会在1.5万人以上。据此，清末时期各府、直隶州城市人口应该大部分在5000-15000人左右摆动。

太谷、平遥、祁县三个县的人口在大灾中损失很大。咸丰年间太谷县全县的人口有333877人，光绪大灾之后，全县只有16万余人。直至抗日战前，太谷县的人口再也没有恢复到光绪大灾之前的水平。据民国《太谷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太谷全县有115224人，其中县城人口为近1万人⁽³¹⁾。在光绪十年的时候，太谷全县的人口是164972人，由此可以推知：在光绪大灾之后，太谷县城的人口应该在1万人以上。祁县在光绪十年时的人口和太谷几乎相等，为176319人，所以祁县县城的人口数应该和太谷县相似，大约在1万人以上。只有平遥县情况比较特殊，“光绪七年（1881年），人口从30余万减至177342人。其后，连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外出逃荒者陆续还乡，加上人口出生率上升，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上升到334234人”⁽³²⁾，所以清末时期平遥县城的人口数量大约有3万人。

对于大灾之后，晋南各县县城的人口，曹树基教授进行了取样考察。在晋南地区曹树基教授调查了平陆、虞乡、荣河、猗氏、襄陵、吉县、垣曲、长子等8个县城。大灾之后，各县县城和全县人口具体数量如下。

表5-5　光绪大灾之后后南部部分县城及全县人口情况表

说明：1.各县县城的人口摘自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的数据。2.为了便于比较，各县的总人口数主要采用光绪十年的数据。资料来自于李玉文的《山西近现代人口统计与研究》，第9-27页。

在以上8个县城中，有7个是位于晋西南地区的县城，只有1位于晋东南地区。在晋西南地区的7个县城中，没有一个县城的人数超过1万人，而超过5000人的县城也只有1个。这里面固然有样本选取的原因，但光绪年间旱灾对晋西南地区城镇人口的巨大影响以及晋西南地区人口恢复的缓慢，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曹树基教授指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对晋西南地区县城人口做过高的估计”⁽³³⁾。

本地区的地方志资料也显示了同样的内容。以临晋县为例，临晋县在1877年之前有187373人，而到民国十二年调查户口时，临晋只有人口95193人⁽³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临晋县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一半。永和县也是如此。“诸父老云清光绪三年是有男女三万余口，五年仅存男女九千余口，真可慨也”⁽³⁵⁾。到1921年永和县再进行人口统计时，只有19473人，和临晋县一样，经过约50年的发展，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大约一半。在人口恢复缓慢的情况下，晋西南各县县城的人口当然不会太多。如临晋县县城的人口就在2000人以下，只有1580人。

光绪三年大灾之后，晋西南汾河东部地区县城的人口恢复得要快一些。晋西南汾河东部的太岳山、太行山地区，地形复杂，气候温和湿润，是山西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在光绪年间的旱灾中，该地区损失相对较小，再加上本地靠近人口相对稠密的河南、河北地区。大灾过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移民，纷纷迁入垦种，所以本地区损失人口的恢复较快。如安泽县“自大祲后始，直隶山东客民日多”⁽³⁶⁾。至于到清末时期，汾河东部太岳山、太行山这些县城人口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以民国时期的数字来进行对比。以翼城县为例，翼城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人口为973313人，县城人口为1525人⁽³⁷⁾，光绪十年时翼城县的人口为87100人。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清末时期翼城县人口数量应该基本上达到了光绪大旱灾之前的水平。那么，据此我们也可以类推出，清末时期翼城县的人口大约应该在1500人。

根据以对光绪大灾后山西各城镇的人口分析，清末山西平原、盆地地区一些比较大的县城的人口可能在5000-10000人左右。祁县、太谷在当时属于是人口数量较多的县城。清末时期，山西其他县城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这两个县城。又根据长子县、襄陵县县城人口在5000人以上这个情况，我们判定清末时期山西平原、盆地地区一些比较大的县城的人数应该介于这两者之间。山西平原、盆地地区一般县城，荣河、平陆等县城的人口数可能在2000-5000人之间摆动；山西山区地区县城的人数大部分可能在2000人以下，有的甚至只有几百人之多。

大旱灾对农村人口的打击更大。光绪大灾之后，山西县级以下城镇的人口减少得更多。以平陆县为例，“此次灾祲，户口逃亡，村守为墟者尤多，今将小村归附大村，令大村之乡稽查，以省扰累。五百余户之村一：茅津；二百余户村二：葛村、赵常；一百余户之村七：令狐家窝、沙口、张峪、东村、张店、大阳、南吴；数十户之村九十四”⁽³⁸⁾。旱灾的发生已使一些地方发展到了不得不归村并镇的地步。汾西县也是如此，“三镇（剠番镇、凤头镇、水润镇）亦与城市荒废略同”⁽³⁹⁾。相对于县城来说，县级以下城镇更加依赖于本地的农村的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所以一旦本地的经济受到重大打击，人口大量逃亡，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城镇人口大量减少。

晚清时期，随着对外商业的不断衰弱，山西一些原来规模比较大的城镇也开始人口减少，走向衰弱，特别是一些原来商路上比较兴盛的城镇更是如此。如太谷县的范村镇和张兰镇在1877年之前都是一方巨镇，但到民国初年之后，都变成了只有区区百余户的小镇⁽⁴⁰⁾。当然对于这些城镇来说，光绪年间的大旱灾并不只是导致这些城镇衰弱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原因的是商业上的衰弱。而当旱灾来临之后，再加上商业的衰弱，城镇恢复无力，自然就导致城镇在遭到沉重打击之后，人口不断走向消缩。

黄河沿岸碛口往北一些城镇的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并且成为规模很大的城镇。如碛口镇就是如此。在光绪年间的大旱灾中，碛口非但没有受到灾害的打击，而且还有大量的粮食从晋北及绥远地区经碛口运往晋中和晋西南地区，所以碛口的商业持续发展。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黑龙庙碑文记载，其时全镇已有商业店铺60多家。民国五年（1916年）挂号的店铺有204家，多数系本县人，此外，还有包头、河口、河曲、绥德、府谷及孟门、汾阳、平遥、河曲、孝义、吴城、大麦郊等地人在碛口经营的店号⁽⁴¹⁾。虽然我们没有关于碛口镇人口数量的详细资料，但有鉴于碛口镇能够吸引如此多地方的商户前来经营商业，人口规模也应该不属于是一般小型城镇，最少应该被列入中等城镇之列，即人口规模最少也应该在5000人左右。保德县的东关镇也是如此。保德县的东关镇地处黄河之畔，水陆交通皆便，为全县第一市场。和碛口镇同样，这个地方在光绪初年的时候没有遭到旱灾打击，所以东关镇人数持续增长。光绪末年，镇内即有铺户70余家，居民5500多人⁽⁴²⁾。不过，类似于这种情况的城镇在清末时期确实是少之又少。

这样根据以上对光绪大灾之后，山西各城镇人口分析情况，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在清末时期，太原的城市人口在5万以上；大同、汾阳的城市人口在3万以上；平遥的人口在3万人左右；太谷、祁县、长治的人口在1万人以上；临汾、永济、晋城、新绛等原清代各府、直隶州城镇，山西平原、盆地地区规模较大的县城及其碛口的人口规模在5千人左右；山西大部分县城的人口规模及其一些规模较大的镇的人口规模在2千人左右；山西一些人口较少的县城以及一般城镇的人口规模在1000人左右。其余山西城镇的规模在5百人左右。

总之，从光绪大灾之后山西城镇人口规模的变化来看，山西各级城镇的人口规模呈普遍缩小的趋势。山西本来就是个农业不发达的地区，但借助于有利的商业地位，山西的城镇人口数量存在一定规模。在城镇人口模式方面，和河南、山东并列，属于城镇人口相对较多的“山东模式”。1877年之后，山西遭受旱灾的沉重打击，人口大量减少，城镇人口规模迅速缩小。大灾之后，山西的人口数量虽有一定增长，但仍十分缓慢，所以城镇人口数量仍保持着较小的规模。

从山西城镇人口变化的情况来看，山西的城镇人口的减少，不是哪一个等级的城镇人口有所减少，而是各等级城镇的人口都有所减少。不仅是太原的人口减少，而且地方二级行政城镇、县级城镇、县级以下城镇都同时减少。山西各级城镇人口规模同时减少，一方面反映出山西整体经济在清末已开始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使山西城镇的人口模式脱离清代“山东模式”，降低到一个更低层次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