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口状况

3．6．2　北京的人口状况

清初，政府为了“肃清辇毂”，严格限制外城人口机械增长。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业的机会增加，清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控制管理也经历了从严格限制、逐步放松到开放的过程，在外来人口的管理上根据各类不同人群的身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北京的城市外来人口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官员、胥吏、文人、教师、学生、经商者、仆役等。

清末以后，由于城市近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北京完全放开了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在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潮流下，北京兴办了大批学校。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北京已有各类学校200所，学生17 053名。这些高等学校，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专家教授也纷纷来京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北京成为民国政府的首都，更是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各种专门人才。据统计，1917年已归国的留学生不下5 000人，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他们大部分在北京政府的机关、学校工作。此外其他科技人才也都聚集于北京。北京还有占全国1／9的报刊、杂志及通讯社、出版社等，会集了大批的新闻出版人员。北京各级政府内还有来自各地的大批的官员、技术人员。

北京自清末放松人口控制之后，外来人口的涌入一直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机械增长是主要原因^[51]。据1908年的户口统计，北京内外城人口共有761 106人，到1928年达到890 277人。据1929年《市政统计公报》统计，内外城人口共计919 887人，而北京市籍贯人口只有386 075人，不及全市人口总数的3／7，其余人口均为外来人口。人口的集聚是城市化的一种表现，从这一点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市已经开始了早期的城市化。历年人口情况见表3．14的人口统计。

表3．14　北京城市人口统计

资料来源：《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北平市之概略》，其中清乾隆、光绪年间人口数字来自《老北平旅行指南》中北平市公安局调查统计数字。

从人口的从业结构看，1912年，北京内外城经商人数为121 806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6．8%，工业人口为28 276人，约占总人口的3．9%，无业人员为366 868，约占总人口的50．6%。我们可以发现北京的人口职业结构特征说明了近代北京城市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占就业人口的大多数，而近代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发展滞后，无力吸收大量涌进城市的无业人员。因商业相对发达，因此消费经济成为当时主要的城市经济特征。清末、民国以来北京集中了大批地主、官僚、军阀、政客、议员等纯消费人口和外国人。

从清末到国民政府时期，北京城市人口增长出现以下的基本特征：城市开始具有较大的人口集聚吸引力，外地和远郊区的人口由于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吸引，以及为满足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需求，不断向城市中心区涌入，同时城市周边的人口也增长较快；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而城市内部人口自身的自然增长相对缓慢；城市内部的人口分布结构发生变化，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人口聚集区，不同行业、民族以及外侨都形成了典型的聚居区域，开始形成不同于封建帝都时代的社会空间结构；人口的素质有所提高，大量的学生和学者进入北京，在内城生活和居住；外侨人口散居在城郊各区，以内一区最多。欧美各国侨民自民国17年（1928年）以来减少了4%，而日韩侨民自民国20年（1931年）冬起，增长了38%。表3．15显示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北京外侨人口的情况（不包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籍人口）。

表3．15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北京外侨人口统计　　　　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老北平旅行指南》中依据北平市公安局调查统计数字的记录整理而成。

从时间段来看，在1900—1911年间，城市人口规模开始明显增加；1912—1927年间，近代技术与社会资本在城市集中，农村自然经济逐渐破产，人口迁移已明确指向城市。这一阶段北京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2‰；1928—1937年间，国都南迁和东北沦陷导致城市人口呈不稳定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17．01‰^[52]。根据韩光辉先生的研究，1917年北京城区人口为811 566人，到1935年达到1 113 966人。

从近代北京城市化进程发展的情况看，人口增加必然导致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增加也必然导致城区建筑密度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服务设施以及城市管理都有了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要求。这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较快的又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