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俗语义学研究

2．3．2　概念意义与引申意义兼顾：中国国俗语义学研究

2．3．2．1　中国国俗语义学的语义观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原苏联诞生了“语言国情学”，语言国情学是作为俄语教学——特别是对外俄语教学继语音、语法、词汇、修辞之后的第五个研究内容提出来的。1973年，俄罗斯学者韦列夏金和科斯托玛罗夫出版了《语言与文化：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中的语言国情学》，该书首次提出了“语言国情学”的概念。这里“国情”的内涵就是指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词汇文化是语言国情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语言国情学理论基础主要基于语言的交际功能、文化载蓄功能和指导功能，其中语言的文化载蓄功能对语言国情学的创立和发展尤为重要，它认为通过母语和外语的比较我们会发现，语言具有文化的承载功能，在对外俄语教学中必须保证学生获得足够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培养外国留学生的俄语交际能力。根据语言国情学的词汇背景理论，对外俄语教学中不易为外族学生理解的词汇有3类；不对应词、背景词和文化伴随意义词。赵敏善认为语言国情学实质上就是语言文化学，它把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透过语言研究文化，揭示语言的民族文化内涵。（赵敏善，1998）俞约法教授在详细考察语言国情学在原苏联产生的背景之后，得出三点结论：①语言国情学实际上是语言教育科学中为外语教学服务的应用文化语言学，它研究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实点和归宿点都是语言教学。它未提出系统研究文化本身这样一个目标，也并未以发现和揭示文化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为己任。②对文化的研究限于词汇表层，也就是研究词汇中所包含的文化现象，而未涉及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研究重点在词语的文化语义和跨文化交际，旁及各种文化背景常识；对象是个别的零散的具体的事实；研究工作具有发掘性和描写性。③它大力研究文化背景的教学法问题。通过这三点结论我们不难看出，语言国情学的实质是一种应用型的文化语言学。（俞约法，1993）

20世纪70年代末，语言国情学受到中国外语界（主要是俄语界）学者的重视和引介，1978年王德春教授发表了《对苏联语言学10年情况的两点补充》一文，第一个在国内介绍有关语言国情学的理论，提出要建立中国“国俗语义学”。（孔庆成，1998）1985年，季元龙在《外语界》杂志第三期发表了论文《一门新兴的学科——俄语语言国情学》，全面介绍了这个学科的兴起、研究对象等问题。王德春教授把词语的民族文化内涵称之为“国俗语义”，他认为“国俗语义学”是指词语在其概念指示意义上附着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的语义，它是反映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也就是说，“语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难以理解语言单位的意义”。（王德春，1995）伍铁平教授把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称为“文化伴随意义”。（王化鹏，1995）

经过王德春教授的引介，“国俗语义”研究的主张得到了对外汉语界和外语界的积极响应，其实在引进“语言国情学”之前，中国语言学家一直在进行词语文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张培基就出版了《习语汉译英研究》和《英语声色词与翻译》（商务印书馆，1964）。语言国情学实际上是语言教育科学中为外语教学服务的应用文化语言学，它研究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实点和归宿点都是语言教学，中国化的“国俗语义学”也体现了这一实用特色。实际上，原苏联语言国情学的理论引进和改造最开始是在中国俄语界进行的，至于俄语界对词语文化的研究，杨仕章博士总结说：①语言国情学作为舶来学科，其在中国的研究经历了由介绍、模仿，到探索、创新之道路；②就研究的重点而言，我国学者仍然侧重于词汇的语言国情学分析，而对语音、语法乃至篇章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信息研究得还不够深入；③人们对语言国情学的研究不仅仅限于纯理论的探讨，还把它与实践相结合，分析语言国情学与词典编纂、语言国情知识与外语教学、语言国情与翻译实践。（杨仕章，2003）

2．3．2．2　国俗语义研究的成绩和不足

1991年，由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顾亦瑾、吴国华主编的《语言与文化——俄国语言国情学概论》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俄国语言国情学的专著，该书被许多大专院校俄语专业列为教材。1996年，吴国华博士在《文化词汇学》中首次引入二级符号系统理论来研究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使这一学科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语言国情学创始人之一科斯托马罗夫院士称该书的出版是“语言学界的一大快事”。（潘蕾，2001）吴国华教授在《文化词汇学》中提出了文化语义学的概念，主张民族文化语义必须在两种语言之间通过比较进行。“语言国情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和揭示存在于语言单位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模式，直接服务于教学。”（吴国华，2000）中国化的国俗语义学只注重研究语言单位中的文化成分，忽略了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化模式研究，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总的来说，英汉词语对比研究有三个方面的特点：语法功能层面上的对比研究，语义层面上的对比研究，语用层面上的对比研究。王德春教授倡导的国俗语义学属于语义学的范畴，国俗语义学不仅研究词语的概念意义，而且研究其文化引申意义，包括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地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在语言国情学和国俗语义学理论的指导下，一些外语工作者纷纷从事汉外国俗语义词语的对比研究，探索两种（或更多）语言中民族文化词语所包含的语言文化现象并总结其中的异同，帮助学生在学习外语词汇概念意义的同时了解其民族文化含义。中国外语界的词语文化研究主要是关注词汇所包含的民俗国情，这种研究又分为单语际研究和双语际研究。1988年，王德春教授主编了《汉语国俗词典》，这本词典的任务是汇集了七种国俗语义词，并给读者提供三方面的语义信息：①国俗语义词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②国俗语义词的特定含义和特有的民族文化色彩；③国俗语义词的特殊用法。该书主要研究一种语言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为母语操持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同时也可为语际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参照物。

在汉语国俗语义词研究方面，温端政、周荐合著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1999）是一个很好的单语际研究范例，作者比较注重理论的梳理和专著的评析，突破了国俗语义词研究的描写性特征。陈文伯教授出版的《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1982年）是一个很好的双语际研究范例，该书从文化的角度对英汉习语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差异进行分析，语料翔实，描写细致。根据语言国情学的原理，语言国情学应当是一门对比学科，讲授语言国情学的人应当懂得两种语言，了解两种民族文化，才能把俄语和外国留学生的母语进行对比。从这个角度说，单语际的国俗语义对比研究就不如双语际的国俗语义对比研究发挥的作用大。双语国俗语义研究有助于提高双语国俗语义词典的编纂质量，词典的编纂者如果从对比的角度出发来编写词典，他就会着眼于整个词汇体系，从语义场和语义群的角度注意国俗语义词的关联性，而不是收集整理一个个孤立的民族文化词语。

吴友富教授主编的《国俗语义研究》（1998）论文集代表了外语界国俗语义研究20年来的成果，42篇论文都比较注重语料的收集整理，描写性强，但理论性不足。从这本论文集看，国俗语义学限于研究词语表层的民俗文化含义，而未谈及文化含义背后隐藏的民族文化心理，究其实质，国俗语义学是一种应用型的文化语义学研究，其研究视野不如中国文化语言学宏阔。因此丁昕先生指出，语言国情学的出路在于文化语言学，他认为可以借鉴中国文化语言学来研究俄语文化语言学。（丁昕，1997）如果我们只是从民俗国情的角度研究词汇的隐含意义，我们的研究视野就比较狭隘，我们应该把词汇的民俗国情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语义研究，积极探询词语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这样更能体现英汉对比所追求的目标。

对外汉语界也有一大批专家学者从事词语的国俗语义研究。1984年，毕继万教授在第一届国际对外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介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1986年）一文，开始对英汉词汇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对比。他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研究礼貌语言的文化特性和教学方法。他的《“貌合神离”的词语文化涵义对比研究》（2000）一文列举了“貌合神离”的词语的理解和翻译中的常见错误，提出了“貌合神离”的词语的两种对比研究方法。常敬宇教授的《汉语词汇和文化》（1995）提出了“文化词汇”的概念。该书前三章从词语的角度研究中华文化的辩证、伦理、中庸观念，后面十章从语义场的角度研究典籍文化词语、宗教文化词语、民俗文化词语、礼俗文化词语、象征词语、饮食文化词语、形象词语、数字词语、颜色词语、姓名文化词语、地名文化词语等。此外，崔希亮教授的《汉语熟语和中国人的人文世界》（1997）讨论了汉语熟语、汉语成语、汉语惯用语、汉语谚语、汉语歇后语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方面其他研究者还有苏金智（1996）、张清常（1997）、刘坚（1997）、张炼强（2000）等。

一个学科的发展必须具有理论体系的支撑，而英汉词汇的民俗文化语义研究开展二十几年来，一直是知识性充足，理论体系构建没有明显成绩。笔者检索了1997—2004年全国期刊网上的有关词语文化内涵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色彩词、动物词、植物词、委婉词、数量词、体态语词、英汉亲属称谓、广告商标词等方面，学者们多从一些表植物、动物、颜色等意义的名词入手，探讨其文化语义特征，其目的都是为了揭示两种语言中概念意义相同的词汇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大部分论文比较注重事实的描写，较少关注理论分析。李甲桥指出（2003），从学术研究和创新的角度看，大多数有关词语文化内涵研究的论文还存在一些问题：①英汉词语语义和语用方面对比研究仍比较薄弱；②必须加强创新意识，突破前人的研究视角，避免研究的静止性；③加强解释性分析，深入探索词语文化内涵，提高理论深度。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2．3．2．3　中国国俗语义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外语界的研究者在词语文化研究中还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如邓炎昌、刘润清合著的《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1989），顾嘉祖、陆昇主编的《语言与文化》（1990），胡文仲主编的《文化与交际》（1994）等。其中《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一书探讨了词语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差别，重点分析了词义、成语和典故，谚语和格言，比喻和联想，委婉语和禁忌语，敬语和谦语，文体，言语变体，身势语等方面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在《文化与交际》（1994）中指出，外语语言学习必须和文化学习同时进行，提出了外语教学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语言学敏感度”，强调第二语言习得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掌握和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胡文仲教授为首的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在语言与文化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文仲主编了《英美文化辞典》（1998），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国俗语义学辞典，该辞典是一部受到好评的外语教学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但是缺乏一定的理论框架。这部辞典分“衣食住行”、“社交往来”、婚丧嫁娶、有文化内涵的词语、非言语交际、文学典故、宗教习俗价值观念等七个部分，解释了155个带有文化内涵的词条，释义准确，而且关键术语配有中英文对照。2000年，胡文仲又主编了一套跨文化交际丛书，共七本，其中《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和《俄汉文化语言习俗探讨》是典型的国俗语义学著作。前者讨论了习语与历史发展、习语与地理环境、习语与风俗习惯、习语与宗教信仰、习语与语言文化、习语与文学艺术、习语与体育娱乐，该书作者平洪、张国扬呼吁建立文化词汇学。

此外，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还有两本涉及词语文化研究的专著也值得一提，一本是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1995），另一本是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1997）。二者都是从交际学的角度研究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两位专家既从微观角度研究了词语的文化内涵，同时又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思维模式对交际的影响。将思维方式的比较引入语言对比研究也是20世纪90年代英汉对比研究的一个亮点，这表明英汉对比研究逐渐从微观对比走向宏观对比。这方面的文章已有不少，如《英汉思维方式的区别》（席安民，1990）、《有关汉英语言比较和思维》（马壮寰，1995）、《试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论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张思洁，张柏然，1996）、《中西语言的思维模式论比较》（周昌忠，1996）等，这些研究有助于把语言对比研究引入至更深的层次，2002年连淑能教授的《论中西思维方式》（2002）一文对中西思维方式的10对基本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对比，这是一篇思维模式对比的总结性文献。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从文化学、社会语言学的视角，遵循“文化——情景——社会规范——编码——符号——解码——研究方向——交际”的模式，探讨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预测过程以及影响交际的社会文化变量，并对其进行确认、分析和分类。该书分十个部分、共二十四章。第五部分“交际文化之差异”涉及了词语的文化含义，其中第十一章对比分析了中西语言哲学观，第十二章专门探讨了英汉词汇的文化意蕴。贾玉新把附着于词汇的理性概念意义上的文化意蕴称为“联想意义”，认为“这种联想意义与词义本身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在说者（或作者）、听者（或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基础上，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一个词产生的某种特定感受。不了解这种联想意义的差别，就不能完全接受一个词所承载的全部语言信息量。尤其在跨文化交际中及外语教学中，对语词汇文化意义的理解有助于人们更恰当地了解和掌握所学语言的文化，从而真正达到交际的目的”。（贾玉新，1997）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及其文化差异，他参照胡文仲先生在《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一书中的分类，把英汉词汇的联想意义分为四种：①指示意义相同，联想意义不同或截然相反；②指示意义相同，联想意义部分相同；③指示意义相同，联想意义在一种语言中具有丰富的联想意义，而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却没有的词汇；④各自文化中特有的词汇，即文化中的词汇缺项。笔者以为英汉词汇的文化意蕴还是称为文化语义比较妥当，从贾著第十二章中所举例证来看，贾氏“联想意义”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语义，仅仅包括词汇的感情色彩、文体意义、比喻意义等，其实英汉国俗语义词的文化语义分类是比较广的，“联想意义”是其中一种，而且笔者将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的照应分为四种，即词汇语用联想重合、词汇语用联想对应、词汇语用联想碰撞、词汇语用联想空缺。

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学色彩很浓，花了大量的篇幅从语符、词语、句子、语篇层面探讨语言和交际的关系，而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属于传播学的范畴，因为关世杰本人就是北京大学传播学教授。关氏《跨文化交流学》主要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原理、过程和交际中的模式、定型和失误，作者顺便在第十章“跨文化交流的语言符号系统”中探讨了语言与感知的关系、语言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语言的翻译等三个问题，从语音、语义、句法、语用四个角度分析了语言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其中“语义、词汇与跨文化交流”一节指出词汇的意义分成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字面意义是指字面上直接所指的事物和概念，引申意义是指在原来字面意义上所添加的新的意义”，这个定义沿用了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下的结论，然后花了五个页面的篇幅来探讨重合词汇、平行词汇、全空缺词汇、半空缺词汇和冲突词汇等五种现象，该书的论述显得有点简略，没有区分这五种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重合词汇在跨文化交流中一般不会造成麻烦”这一说法就有点失之偏颇，因为语用联想意义相似的英汉词汇，它们的形成原因不一定相似，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一定对等，而且相似的程度还有差别。

2．3．2．4　中国国俗语义学与文化语义学的嬗变

语言国情学引进后在中国外语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在理论表述上仍然存在着不完善性。2000年，吴国华与杨喜昌出版了《文化语义学》一书，在文化语义对比理论构建方面做了一个开拓性的尝试。该书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该书把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称为“词汇文化伴随意义”，并认为文化伴随意义应是文化语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认为语言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世界，就是民族文化的鲜明的载体，在各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中均有该民族文化历史的积淀。因此，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应该是全方位的，应该建立适应中国俄语教学实际的“文化语音学”、“文化语法学”和“文化词汇学”等。《文化语义学》（2000）是中国俄汉文化对比语义学的开山之作，作者将民族文化语义置于两级符号系统中进行研究，把语义结构划分为理性意义、内部形式意义、伴随意义和搭配意义等四种类型（见表B03），并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层次上进行考察。

吴国华词语语义二级符号系统表（B03）：

吴国华与杨喜昌的《文化语义学》克服了语言国情学中国化以后在理论建设方面软弱无力的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利用语义场和义素理论对俄语词义中民族文化要素进行了形式化分析，而且在句子层面讨论了文化语义，并将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动词、词的搭配及句子层面，从而将中国民族文化语义的研究提升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他们把俄语中携带着民族文化语义成分的语言单位分成三类（即不对应词汇、背景词汇、文化伴随意义词汇），并认为文化语义学是文化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该书有五大创新：①将语言符号系统划分为第一级符号系统和第二级符号系统，词内部的符号关系是多层级的，其中词的本义是第一层级，而词中所隐含的意义是第二层级，使二级符号系统理论更加完善；②民族文化因素影响词的本义的形成，从词的内部形式探寻语言差异的根源；③填补了对动词进行文化语义学系统分析的空白；④把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从词汇层延伸到词的搭配和句子；⑤将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上升到句子层面。（潘蕾，2001）

文化语义研究的另一部力作是马清华所著的《文化语义学》（2000）。马清华博士认为“文化语义学研究人类基本文化结构对语义的作用规律，它立足于语义学，发掘文化和语义交互作用的规律，并进行科学的范畴化和体系化，揭示语义的文化本质，完善和深化语义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研究，指导具体的文化语义研究。文化语义学属于宏观语义学范畴”（2000）。我们认为马清华的《文化语义学》有五大创新：①语料丰富，进行了英、法、日、汉、德、俄等多语种对比；②研究人类基本文化结构对语义结构的作用规律；③论证了意念的层级结构和取象结构之间的认知关系；④提出了词义理据中的相貌隐喻和海洋动物陆地化称呼；⑤提出了文化与语义分割细度的“相关原则”。马氏《文化语义学》在国内外众多语言和浩繁的语言学材料基础上，立足于语义问题，系统研究了人类基本文化结构对语义的作用规律，提出了一套完备而富新意的理论框架，对文化和语义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有普遍指导意义。2003年，张安德、杨元刚合著了《英汉词语文化对比》一书，该书共十章，就英汉语的色彩词、动物词、植物词、委婉词、数量词、标题词、英汉亲属称谓词、空间词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了英汉民族文化词语语用联想照应的四种模式，即联想对应、联想重合、联想碰撞、联想空缺，总结了英汉词语民族文化语义异同的五个原因，作者在色彩词部分尝试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解释汉语色彩词民族文化语义形成的原因，这是一种把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尝试，而且作者把对比的结果运用到外语教学、词典编纂和翻译等应用领域。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国俗语义学有以下特点：

①国俗语义学是原苏联语言国情学中国化的产物，它基于词汇背景理论和文化承载功能，引进阶段集中研究单语词汇中的民俗文化含义，是一种立足于微观民俗风情研究的语言学，国俗语义学对语音、语法，乃至篇章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发表的论文大多数研究内容有重复之感，国俗语义学在向文化语义转型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双语对比和形式化研究，在文化语义研究方面有深度的著作是吴国华的《文化语义学》和马清华的《文化语义学》；

②国俗语义学是一门立足于为外语教学服务的应用文化语言学，糅合了跨文化交际学和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但是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理论建设成就不大，直到2003年，赵爱国出版了《应用语言文化学概论》（2003）一书，才构建了外语教学语言文化学的理论框架；

③文化语义学主张研究的重心从词语蕴含的民俗风情转向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的研究，研究方法从单语对比向双语对比转向，而且这种对比应该放在两种民族文化的宏阔背景下进行，通过词义的共时和历时的演变来挖掘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双语际对比研究比单语际研究更能发掘词语的民族文化内涵，在这一点上中国国俗语义学逐渐向英汉对比语言学演变；

④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建立任重而道远，应该总结和发扬马清华的《文化语义学》的认知取向、吴国华与杨喜昌的《文化语义学》形式化分析手段和张安德、杨元刚的《英汉词与文化对比》描写加解释对比分析特色，注重定量分析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