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民俗语言学研究

第三节　国外民俗语言学研究

早期人们主要是考察某一特定民族的某些特定风俗，以便更好了解这一民族的文化特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国外的学者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因为研究民俗风貌势必要和语言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在从事长期的田野调查的实践中已经开始留意土著居民的语言与各种社会风俗事象之间的联系。在曲彦斌的《民俗语言学新论》中，详细介绍了国外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

一　国外民俗语言研究的形成与发展

事实上，世界各国民俗学科的建立，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发展而来，是从研究民间口头语言艺术（亦即民俗语言文化）现象起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关于民俗语言现象的研究孕育、促生了民俗学。为之先行奠定理论基础和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的，则是文化人类学。

无独有偶，语言学对语言与民俗事象关系的注意，也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科学意识为媒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鲍阿斯（1858—1942）1886年对太平洋东北岸温哥华岛印弟安人部落的调查，有关著作有《美洲印第安人语言手册》、《种族、语言和文化》等；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1914年对大西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有关著作有《西太平洋的探险队》、《科学的文化理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等。法国人类学家、西方结构主义学派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1934—1937年间每周末对巴西圣保罗城郊印第人的连续调查。三位学者的共同特点，就像一位社会语言学家概括的那样：三个人都是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都把未开化民族的风俗、文化、神话、语言放在一起研究，因为他们都到这些民族中间生活若干年，会说他们的语言，了解并欣赏他们的风俗，喜爱他们的传统，因而并没有把其中某一方面分离出来。他们都取材于异乡绝域欧洲文明未到之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捕捉最纯的（未经感染的）民俗和语言材料。所不同的是，博厄斯注意语言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意语言使用的场合，列维一斯特劳斯则提出“结构”这个概念来贯通语言和风俗。（许国璋《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第15页，系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代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53]

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丕尔也曾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他的《语言论》中，在论及“语言、种族和文化”时，他是这样阐述的：“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54]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也曾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55]

可见，这些著名的学者早已开始关注语言与民俗的联系，并从对语言与民俗具有关联的认识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调查与综合研究，由此形成了各自领域的相关理论，正是这些理论的产生使得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如此，这些理论在众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

二　社会语言学中的民俗语言研究

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基本形成。此后，日本出版了由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弟子们合著的《国语和民俗学》论文集，是运用柳田以方言调查为基础提出的民俗周圈论、文化周圈论的研究结果。60年代末（1969年8月）国际俄语教师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提出建立俄语国情语言学并成立了专门小组。1978年，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了M·A杰尼索瓦编著的《国俗语言学词典》。此间，还出版了由英、苏学都合编的《英国国俗词典》。^[56]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语言学也将其出现上溯为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对语言文化的研究，认为：“他们的著作中谈到语言的部分都可以视为社会语言学。”（许国璋《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第15页）也就是说，社会语言学是十分看重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俗学研究方法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语言学委员会委员戴尔·海姆斯在1974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基础：一种民俗学的研究》一书中便持这样的观点，海姆斯是将语言学和社会学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基础，并将民俗学纳入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之中。^[57]

三　副语言习俗研究

近代语言学结构主义创始人布龙费尔德在《语言论》中认为：在群众中研究人类行为，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习俗行为的研究。语言学家不用统计学就可以描写出一个社群的言语习惯。用此方法研究手势，他得出这样一个观点：手势伴随着一切言语；说话的人使用哪些手势，使用多少，人各不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习惯制约的。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应用语言学家S·皮特·科德提出了一个“类语言”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加以诠释。他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角度提出，语言并不是人们传递信息行为的唯一形式。我们根据一个人所作的任何事情，如穿衣、走路或梳头的样式，就能得出有关这个人的推论。就这层意义来说，也许一切公开的行为都在传递信息。但这只是非语言行为的一种伴随功能，而不是他的主要的或唯一的功能。另一方面，语言也不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要功能的唯一行为，我们还可以用指点、挥手、扬眉、清嗓子和转移目光等来传递信息。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认为，最古的时候，人们以“手势语”表达思想，声音只用来表达感情，后来，人们才用声音表达思想。苏联语言学家马尔·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也认为人类的有声语言是后来取代开始时的“手的语言”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很多副语言习俗的现象，看作是一种“前语言”的交际手段。

E·R·李奇在《文化转换》中提出，在西餐桌选择葡萄酒的行为，并非仅仅为了解决味觉的问题，甚至亦可以说那是反映人的趣味与社会、文化背景的行为。在表现人的行为以非言语表达（不只是身动、手动，而且还有服装、发型、趣味、甚至包括着这个人的居住）的全部语言体系作为模型拟定编码化，这方面清楚地显示着他的象征观和立场。

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这样论述“原始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一种是手势语言。他认为,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他自由支配，使对方看见了手势就立即发生了联想。手势语是人类的创造，人类的手足分工、前躯直立，为手势语的发明提供了一部分生理条件。

克特·W·巴克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把第三类非言语交际称为“副语言”。他们的研究认为：“它包括有声的但非言语性的各种动作。然而，副语言是言语表述的一部分。”在研究中，他们还认为，“即使人体是处于静止和无声状态，身体本身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话’。站、坐、蹲或倚的姿势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以人与人之间保持的距离来表示。”^[58]

四　称谓语习俗研究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罗杰·M·基辛（Roger·M·Keesing）在其颇有影响的《当代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A Contemporary Prspective）一书中认为：“亲属称谓制度即各民族将各种亲属归类的方法。”“亲属称谓研究的原始动机是想发现亲属称谓如何图解一个民族的社会秩序的网络，进而从事比较性分析。近年来因为亲属称谓制度在形式上具有对称性以及运算的可能性，所以成为民族语义学和‘民俗科学’的研究重点。对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亲属称谓的形式分析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应用语义学的成分分析所做的研究，主要是处理亲属称谓，使用该方法界定一个亲属称谓的意义，则辈分、性别、相对年龄等标准都成为辨义特质。”美国学者S．M．Ervin-Tripp在《称呼的社会语言学规则》中认为：“了解什么样的称呼形式是可以用的而且是合适的，这是一种人们头脑里内在的结构；确定这一结构的内在性和研究人们在现实场合和实际时刻如何作出选择，这是两项有明显区别的任务。这两种研究的标准和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正如两个人可能掌握相同的语法，但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语言运用规则一样，两个人决定或解释社会语言学的交替形式的程序可能不同，但他们的行为仍然可以有相同的逻辑结构。”^[59]

五　　数语言习俗研究

前苏联学者B.H.托波罗夫曾就神话与数字提出他关于数字与民俗关系看法：综观种种神话体系，“数字”是最引人注目的符号级类之一，它趋重于所谓质的或数的评述。数字不失为特定的“代码”成分，借助于这种“代码”，世界、人以及隐喻描述体系本身得以呈现。数和数字模式的神话诗作基原，较充分地呈现于古老文化。在诸如此类古老文化中，数字已独立存在，而并非必然依存于客体，此其一；体系本身不再是残缺不全，此其二；数字并非完全非语义化（犹如在现代类型的文化中，综观诸如此类文化，对数字序列诸成分之非单一性的理解，已不复存），此其三。这样一来，数字成为世界的意象，并从而成为它赖以实现周期性复原的手段；这种所谓“复原”，呈现于循环式的演化图式中，旨在遏止分解性的混沌倾向。数字的神话诗学作用，以或鲜明或蕴藉的形态，彰明较著地呈现于一些文化中；通观之，所谓分类律已臻于极度完备。^[60]

可见，尽管民俗语言学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国学者首创的一门科学，但是国外的研究情况表明，国外的学者已经很早就注意了语言与民俗的相互关系，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但是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可谓已经具有了民俗语言学的雏形，这为中国学者开创民俗语言学这一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