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族义学[35]
如果说义田是惠利宗族的物质基础，属于“养”的层面，那么义学就是关注宗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福利，属于“教”的层面。宗族义学的兴起，也是伴随着范仲淹义庄的设立而开始的，“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36]。元代一些宗族义学也是伴随义庄设立而同时创建的。应本仁，字本立，庆元路鄞县人。“以家世为宋臣，义不仕元，隐居城南。博学好礼，爱喜施，慷慨有大志。尝慕范文正之为人，规建义庄，创屋舍五十余间，割慈溪腴田五百余亩，收其岁入以济亲族里党之贫乏与婚姻丧葬之不能举者。又即其中为义塾，延名师以训导亲族里党之子弟，供膳服用，悉有常制，时其出纳，定其条约，使后裔世守之。”[37]诸暨州人陈志宁、陈嵩之，“兄弟友善，事母以孝。尝割田一千亩、山五千余亩，造屋三百余楹为义庄、义塾，聚族里之贫者养之，未知学者教之。事闻，旌为义门”[38]。这些宗族义学的费用通常由宗族义田统一承担，共同运转。
元代一些宗族义学有专门的学田，与义田分别设置，各有用途，如湖州路归安县人沈沉，其父“图创义庄以教养其族人，未及就绪而殁。君以为前人之志不可不续，爰以至顺辛未，捐田五百亩建义塾，构殿宇，妥先圣、先师像其中，以春秋修释奠之仪。辟讲舍斋庐，延宿儒为之师，而聚族之子弟，俾随材以受业，乡人来学者弗拒也”[39]。沈氏义学的学田是单独设立的，其收入专门用来资助宗族教育。而沈氏义庄的田产则是另外设立的，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义庄田产并不与学田混同，主要用来赡养宗族。又如新安程致和，“既立义学，以教其宗族子弟与凡乡里之愿学者。又割田五百亩为义廪，以资嫁娶丧葬，其用心亦仁矣哉”[40]。程氏宗族的“教”、“养”之资显然是由不同的田产分别供应的。还应注意，并非所有宗族义学都与义庄同设，许多宗族只设义庄，或只设义学，两者并举的事例并不普遍。
宗族义学施教的对象主要针对宗族子弟，如湖山义塾，处州路青田县人季谦所创，“乃筑于其居之侧以为堂，中设孔子像，旁立斋舍，翼以廊庑，缭以周坦。买田若干亩，以给师弟子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学者”[41]。温州路乐清县赵士正，“辟塾于家，延致名师，尽聚其族之子侄而教之，币帛饔膳之费，咸出于己”[42]。但大部分族学并不排斥族外子弟，如上面提到的归安沈氏义学、新安程氏义学等，其教化涉及面不只局限于宗族，亦面向地方社会。
精英设立义学，能够为族人提供免费教育。凭借义学教育以及宗族的资助，族人子弟得以长期修习学业，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登科入仕，“它日由是而以俊选论于乡，以贤能登于天府，授之以政，将见利泽之加于人，为惠益丰，为养益大”[43]。如绍兴路山阴县人赵由钟，“方科目未行，越之学者盖寡，公聚书教子，躬致厚币迎师数百里外，蚤作课诸子学，夜分不休，如是凡廿余年。每闻书声则喜曰:‘此吾所以遗诸子也。’且语之曰:‘毋但工文辞，深潜理义而蹈迪矩度，此汝所以为学也。’从子之无父母者，亦抚而教之曰:‘吾与汝财，不若勉汝以学，汝得财不过适口体之欲，学成则所立者大也。’泰定丁卯，公第三子宜浩登进士，授昌国州判官，再调处之庆元令，以俸钱百缗为公寿，公为书还之曰:‘汝为吏，当廉以尽职，县无公田，乃以俸钱奉我，将无以自给，宁不贻亲忧乎。’其教子类此”[44]。赵由钟教养诸子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其子凭借科举入仕，为官后亦知回报亲恩，如此情况在元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
同时，义学也是收族的一个手段。义学为族人子弟提供免费的教育，本身就有助于增强宗族内部的向心力。再者，义学也通过讲授儒家经典，向族人灌输伦理道德思想以达到“敬宗收族”之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教授朱子学成为一个重要内容。朱子学在元代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45]，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宋以来朱学本身道统的传承发展所致，同时也与其受官方推崇，上升为统治哲学相关联。其表现便是元代科举以朱子学为取士之规程，“我国家始置进士举，必欲学者深通朱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说，而五经之传一有定论，盖将使其人专心竭力于此焉”[46]。对于朱子学的这种尊崇地位，在宗族义学的兴办运转过程中也十分明显。
东湖书院初建之时，实为一义学。陆氏于东湖胜处，“即其地筑义塾，奉紫阳朱子像以教一乡之子弟。讲有席，息有榻，与凡庖蔃之所、食饮之器，虽微而完。既又割田一百有五十亩为报祀廪饩之须”[47]。徽州路婺源州中山书塾，元至正八年(1348年)里人祝寿朋建，“为屋若干楹，割田二百亩。设朱子祠，其堂曰进修，斋曰成德、立本。阁曰清源。延师以教宗族及乡之子弟”[48]。尊奉朱子像很明确的彰显着办学理念，在义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亦能将朱学传授于学者。婺州路金华人戚崇僧，父讳象祖，信州路道一书院山长。母朱氏，前乡贡进士环之女。戚氏可谓诗书之家。戚崇僧之兄以材见于宪府，用例补官，而戚氏独不以仕进为念，家居苦学，颇有成就。二十七岁时，始从金华许谦学道于东阳之八华山，博通经史及诸子百家，尤潜心于儒先性理之说。以才学成为同门高弟。许谦是朱学传人，戚氏受学于许谦，亦是继承了朱学的余脉。婺州路永康人吕汲“既遣诸孙来学于君，复创义塾，聚族人之子弟使就学，诿君主其教事。君克谨师法，持规严，学者敬惮之”[49]。庆元路鄞县人郑驹，其父郑觉民为处州路儒学教授，学者称为“求我先生”。郑驹幼时，其父“教以《性理字训》、《大学》、《中庸》、《论》、《孟》、《书》、《易》等书，辄至成诵。十岁余遣入郡庠，王先生宁孙叔远、蒋先生宗简敬之、张先生用庚子西，相继训导弟子员，先生得其绪余。科诏复行，先教授俾专治诗经，先生服勤不辍。自朱子《集传》外，若迂仲李氏、东莱吕氏、潜庵辅氏、新安胡氏《集传》《释童子问》等书，裒集纂辑，统宗会元，以为明白纯正无出朱子”[50]。郑驹学成后出为人师，“学者争欲礼致之。慈溪叶贤仲规为义塾以教族人，未成而卒，遗言谓其子:‘非郑先生不可师’”。叶氏义塾的规约即是郑驹所定。这些义学的教师，究心于朱学，而其为义学讲师，必然会将朱子之理念施于教化，从而影响到受教之人的精神世界。元儒吴澄曾为揭氏旧冈义塾作记，其中特别强调了师者的作用，“古之里塾有教无养，今揭氏义塾有以养之矣，而其所以教之者未知其何如也。盖古之学教人明人伦，今之学其教不过习无用于世之文辞、以钓有利于已之爵禄而已。使义塾之教亦若是，虽有塾奚益?其必以择师为先乎!其师也，不必记览之多，也不必言语之工也，择其有实行、孝于亲、弟于长、敦于宗族、笃于外姻、信于朋友、仁于乡里、行已有1耻、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族之子弟。取朱子《小学》一书，熟读实践，6蒸涵泳，久自变化将见。一家一族，无一人不明于父子兄弟夫妇之伦，推而及于宗姻朋友乡里之间，雍雍一和，充满融盎。贵者必获称当代之名贤，富者必获保奕世之永业。虽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于此?……继今又以古之教教其家、教其族，则人之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远隆盛讵可量也哉。”吴澄将族塾、塾师、朱子学、人伦、宗族发展等几个要素有机的关联起来，从而凸显出了朱子学的教化作用。元人虞集在为瑞昌蔡氏义学所作的记中也刻意强调了朱子学的作用，“我国家始置进士举，必欲学者深通朱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说，而五经之传一有定论，盖将使其人专心竭力于此焉。苟有以深哜其味而极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静存动，察如所问所知而用工焉。则其人有不为圣贤之归而足为世用者乎?……今也，缘党庠术序之义建学，延师于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无废。……虽然宫室不患不尊也，像设不患不严也，食饮居处不患不足也，必得师焉，端其所以为教则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所讲以达朱氏之学，?.洛而求之，非圣人之言不言也，非圣人之学不学也。辨似是之非，决义利之制，断然不为小人之归，必趋君子之域。按其师说循序而进，勿离勿怠，终始而无愧焉。及其成也，举而措之事业，不可胜用也。然则尧舜三代之治，有不在于今日乎!”[51]元儒认为义学讲授朱子之学，能够使“朱氏之学行于当世……诸君子得以化成于其乡也”，对于宗族的发展无疑也是重要的。服膺于朱子之学，以之导行于实践，这便是对宗族乡党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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