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监的创建

秘书监的创建

第四节　秘书监的创建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其文治武功，远迈前代，开启来者，它在诸多方面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我们仅就文化事业而论，就有兴太学，彰《六经》，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定校书之制，编制官藏目录，著作当代国史，颁立标准本石经，发明造纸技术，开辟买卖图书的书肆……这一切，对后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一个发明创造的盛世，正是有了这些辉煌的成就，才促进了官藏文化的全面发展。

我们说，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种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专典官藏事务的秘书监的创建也不例外。两汉政府如此频繁地征集图书文献，这样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官府里有如此多的藏书，设置了如此之多的藏书处所，政府又大规模地组织人力，频繁地整理群籍，编制国家藏书目录，博选鸿生钜儒，著作当代国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这些繁忙的官藏文化事务，久而久之，就自然要求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统一管理国家典籍文献的收集、庋藏、整理、编目、流通、利用等诸项事务，于是秘书监就应运而生了。

西汉初年，管理官藏事务没有专职人员，仍然沿袭着秦朝的制度，由御史大夫兼管图书秘籍，其他政府官员分别掌管着与自己职责有关的图书档案，如太常、太史、博士、法官等所典的图籍秘书，便属于这种情况。即使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人整理官府藏书，也仍是以它官兼事校书工作。

东汉前期，官藏中心在兰台，兰台设有兰台令史一职，其亦非专掌书籍官员。随着东汉政府藏书的增加，官藏中心由兰台转移至东观，开始出现近于专掌官藏的官员，前“东观”条记载，和帝“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就是说，随着东观藏书的不断增多，官员工作量的日趋加大，汉和帝不得不广泛地选取有专业技艺的人员，来管理东观藏书。东观设有藏书阁和校书部，据《后汉书·班昭传》记载：“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同书《班固传》又载：“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从文献记载来看，和东观有直接关系的官员是校书郎和东观郎，《后汉书·杨终传》记载：“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同书《李尤传》又载：“尤同郡李胜，亦有文采，为东观郎。”如此记述，东汉似乎设有校书郎和东观郎，其实不然。班固、李胜本为政府中一般的郎官，因为到东观典校秘书，所以称作“校书郎”和“东观郎”，并非专职典书官员，唐朝杜佑《通典·职官典》对之论述很是明确，道：“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以郎中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中。”他的论述符合实际情况。校书郎、东观郎虽不是专职典书官员，但他们毕竟是一些学有专长的“术艺之士”。(www.guayunfan.com)和兰台有直接关系的官员是兰台令史，许多藏书史、图书史的论著都把兰台令史称为典书专职官员，其实是不确切的。关于兰台令史的职掌问题，古文献记载颇有出入，《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应劭《汉官仪》则说：“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73]《后汉书·班超传》注引《续汉志》又说：“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同书《舆服志上》“小驾”条又谓：“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王充《论衡·别通》中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周监二代，汉监周、秦，然则兰台之官，国所监得失也。”《通典·职官典》又说它是“著作之官”。兰台为汉代官藏处所之一，东汉的兰台令史肯定是主管兰台事务的长官，其“掌书劾奏”，恐非专职掌书官员。考之《后汉书》，担任过兰台令史的有班固、班超、贾逵、孔僖、傅毅、李尤诸人，从他们的传记中，隐约感觉其所负责的事务与文事有关，但看不出他们具体从事何种工作。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认为，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是其工作内容之一，它还负责“劾奏及印主文书”，所以，我们说它不是典书专职官员。还有的著述认为，兰台令史比校书郎职高官大，这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令史比郎官次一等，考之《后汉书》，班固、贾逵、杨终、傅毅、孔僖等人，都是由兰台令史升迁为校书郎的，所以说兰台令史官卑秩低，班固由兰台令史升为校书郎后，家仍贫穷，其弟还得为官府佣书，以养老母。无论怎样，在兰台设令史，不再由御史中丞兼管图书秘籍，它已趋向典书专职官员。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正式设立专职典书官员，是在汉桓帝时期。由于东汉政府二百多年对坟籍的收聚，由于有了宫内府外众多的藏书处所，由于官藏事务的繁杂，东汉政府于桓帝延熹二年(159)设置了秘书监官，从此以后，我国封建中央政府有了主持官藏的专职官员，它的建立，意义重大，标志着我国古代官藏的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所以，蔡邕等人在《东观汉记》中特书了一笔，云：“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74]范晔《后汉书·孝桓帝纪》以之为据，于延熹二年书道：“初置秘书监官。”李贤注引《汉官仪》介绍说：“秘书监一人，秩六百石。”[75]秘书监后来发展成秘书省，秘书监成为其最高长官，秘书监掌管国家典籍文献，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明代。

【注释】

[1]《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9页。

[2]《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第1196页。

[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4](清)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五二《扬雄＜答刘歆书＞》，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第411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5](东汉)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第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

[7]隋书·经籍志》曰：“秦兼天下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秦火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8]《史记·伏生列传》记载：“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同书《晁错列传》又载：“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

[9]《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68页。

[10]《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

[11]《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1页。

[12]《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4页。又，东汉王充《论衡·别通》曰：“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治九州者，文书之力也。”

[13]《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68页。

[14]《史记·儒林传序》曰：“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15]《汉书》卷二《惠帝纪》，第90页。

[16]《史记》卷一○一《晁错列传》，第2745页。

[17]《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22页。

[18]《史记》卷一二一《韩婴列传》。同书同卷《辕固生列传》载：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

[19]《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12页。

[20]《隋书·经籍志》云：“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

[21]《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90页。

[22]《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68页。

[23]《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12页。

[24]《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1～172页。

[25]《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校补》，第92页。

[26]《后汉书》卷四八《翟酺传》，第1606页。

[27](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89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28]《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25页。

[29]《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第2145页。

[30]《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校补》，第92页。

[31]《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69页。

[32]《汉书》卷一○《成帝纪》，第301页和第330页。

[33]《隋书》卷四九《牛弘传》，第1298页。

[34]当为“景帝时”，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本志所辨，第868页，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35]《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24页。

[36](唐)道宣编纂：《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第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37]佚名撰，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第13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8](东汉)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第38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39]如《列子书录》，见《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53页。

[40]如《晏子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等，见《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40页、50页和53页。

[41](东汉)王充撰：《论衡·佚文》，第201页，上海书店1986年据世界书局《诸子集成》影印本。

[42]《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第2546页。

[43]《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88页。

[44]《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第1991～1992页。

[45]《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同书《黄香传》又载：“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

[46]《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附《窦章传》，第821～822页。

[47]《后汉书·班固传》记载：“显宗甚奇之，诏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同书《傅毅传》又载：“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48]《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第1990页。

[49]《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096页。

[50]《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63页。

[51]这些书录如今尚存九篇，有《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晏子书录》、《列子书录》、《荀子书录》、《邓析子书录》、《韩非子书录》、《说苑书录》和刘歆所写的《山海经书录》，载于《七录别录佚文七略佚文》中。

[52]《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8页和3620页。

[53]杨树达撰：《汉书管窥》卷三《艺文志第十(汉书三十)》，第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4]《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72页。

[55]《汉书·叙传上》云：“刘向司籍，辩章旧闻。”同书《叙传下》又云：“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向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

[56]《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校补》“前言”，第3页。

[57]《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33页。

[58]《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33页。

[59]关于蔡邕最后补修《东观汉记》之事，另见吴树平撰：《东观汉记校注序》，中华书局2008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60]《后汉书·卢植传》记述卢植参与东观校书在熹平石经树立之后，并增一杨彪，似杨赐、杨彪父子均参加了此次的东观校书活动。

[61]《汉书》卷三八《霍光传》和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第2956页和797页。

[62]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2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63]《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序》载：“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腇书经字，以合其私文。”同书《吕强传》亦载：“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

[64]《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第1990页。

[65]《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第1203页。

[66]《后汉书》卷六○《马融传》，第1970页。

[67]《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096页。

[68]《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

[69]《八家后汉书辑注》之谢沈《后汉书》，第602页。

[70](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孝明皇帝纪》载：永平二年(59)春，“汉兴，文学既阙，时亦草创，舆服旗帜，一承秦制，故虽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礼记》制度，冠冕、衣裳、癿玉、乘舆拟古式矣。”第24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1]《三国志·蜀书·孟光传》记载：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又《晋书·刘耽传》记载：刘耽“博学，明习《诗》、《礼》、三史。”

[72]另外，还有一事，亦可证明东汉官藏较西汉开放。《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欲为《周礼》诸经解诂，因家贫无力缮写，故上疏朝廷，道：“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粃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卢植欲解诸经之事，因南夷反叛、朝廷急调他赴任庐江太守而作罢。既然卢植奏请“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说明此事皇帝是有可能准奏的。

[73]《汉官六种》，第145页。

[74]《东观汉记校注》，第126页。

[75]《汉官六种》，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