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学东渐思潮与实学思潮的再次结合，推动近代科技时代的到来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与西学东渐思潮几乎同时形成，并在互相需求、相互印证、共同发展下，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萌动创造了条件。然因实学思潮仍只是在传统的儒学规范中修修补补，不可能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与此相联，西学科技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对立的文化一部分，也就不能大摇大摆、毫无顾忌地在中国传播。西方传教士也因而无奈迎合中国士大夫的脾胃，将西方科技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甚至干脆将它用传统儒家的“格致”概念来指代。正因两股思潮都有其局限性，并且又在这种局限性的互相结合下，近代科技在中国经过短暂传播，最终走上了“西学东源”说的道路。王锡阐和梅文鼎就是首倡“西学东源”说的最有影响的科学家。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从此再度沉寂。
与此同时，入清后的中国，清朝贵族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不断的文化高压和利诱措施，致使思想被束缚，自由被嵌制，实学思潮进一步沉落，最终走上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注经、释经的考据学一途，西学东渐思潮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土壤。西方科技最多在考据学中还能够找到一些实证方法，然这实在难以承载西方近代科学之重。
新的思潮产生于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下迅猛发展。尤其是英国，经过了工业革命后，跃居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不仅建立了许多巨大而复杂的工业城市，而且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满足需要量还极为有限的世界市场的全部要求。凭此实力，英国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地。面对中国这一东方大国，英殖民者也从未失去占有的欲望。自18世纪中叶开始，它始以外交手段，企图诱使清王朝就范，在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朝面前碰壁后，继而用经济手段，直接派商船携带大批商品以致武器驶入中国强行贸易，又受到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强力抵制。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状况，19世纪初，他们又把大批鸦片运往中国，致使清王朝财政枯竭，军队丧失战斗力，中国人的生理和心理遭到极大摧残。终于受到中国人的反抗，鸦片手段随着虎门销烟的发生而破产。最后，被激怒的英国商人和政府挑起了中英之间的战争，用武力手段，直接进犯中国。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和可耻的《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中国面临着将亡的前景。内忧外患的境况，再次唤起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他们重新掀起“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作为谋求救亡和矫治社会弊病之办法，提倡学习西方。实学思潮与西学东渐思潮再次联袂而起，并且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更为深刻的思想基础上，再次结合。或者可以说，西学东渐思潮已成为这一时期实学思潮的重要表现形式，最终推动着中国跨入近代科技的时代。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给中国人带来了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由于长期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缺乏对外界的了解，这是鸦片战争战败的最直接原因，由此使得加强对西方的了解和研究，成为一批清醒知识分子的切身感受和急迫寻求。第二，鸦片战争失败后，几乎没有人不承认西方“坚船利炮”的先进，有些人甚至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军队在组织、指挥上的优势。因此，认为必须加强整军治武、“师夷长技”。这为经世实学思潮增加了新的时代内容。经世派人士开始加强对西学西书的关注，广为搜集有关西方的书籍，竞相谈论“瀛海故实”，并撰文编书，介绍西方。
作为最早放眼世界的有识之士之代表，林则徐自1839年奉命禁烟，抵达广州后，实际斗争的需要迫使他了解和研究外国。他利用各种传教小册子、中文月报、商务指南及有关世界地理的介绍，搜集了外国情况，而且招用通晓英文的专门人员，翻译有关英文书报，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积累了第一批用心研究世界的宝贵资料，也为其他以经世致用著称的学者和中下级官员了解夷情提供了有用材料。其他最著名的代表当推魏源。魏源素以擅长经世之学而闻名，曾从刘逢禄受教，习《公羊》学。1826年，他受贺长龄之托仿明代《皇明经世文编》体例，编就《皇朝经世文编》，此后还有补编、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统编，一反汉学家支离破碎的治学方法。后又为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经济事务。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的《圣武记》问世，要求振兴武备，抵抗外侵。1846年，受林则徐之托，在《四洲志》基础上，又扩编而成50卷本的《海国图志》，这是中国最早、最系统地研究世界历史、地理、文化的专著。除魏源之外，徐继畲、姚莹、粱廷枏、汪文泰、蒋敦复、何秋涛等相继细心研究夷情，介绍西方和域外各国的状况，分别写出了《瀛环志略》、《康輶纪行》十六卷、《海国四说》（包括《兰伦偶说》、《合省国说》等）、《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英志》、《朔方备乘》等重要著作。
基于这种较为广泛的夷情了解，一个初步的共识在进步思想家中开始形成，这就是面对西方侵略者的强大攻势以及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应急时务。魏源最早完整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课题，认为应当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学习科学技术。他说：“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而不应“株守一禺，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47)他分析了“师夷”与“制夷”之关系，认为“害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48)同时，他批判顽固派武断地将科学技术判为奇技淫巧，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充分地了解学习并为我所用。他呼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手？”(49)
为此，魏源建议，在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设造船厂和火器局，延聘外国技师“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舵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馆之例。同时派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工业。他指出“我有铸造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同时，魏源还建议，“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50)
正是在这些经世实学思想的推动下，很快就有一些潜心于实学的智巧之士起而研究并仿造西器。还在鸦片战争中，宁波一位监制军械、略通制造的官吏，见到英军以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便开始仿制。(51)福建士人丁拱辰于1842年左右写成《演炮图说辑要》一书刊行，其中有“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他还自行设计、制作了机动船模型。五年后，著名格致家郑复光刊行《镜镜泠痴》一书，附有“火轮船图说”，更详细地介绍了有关轮船知识，并画出了轮船全图和汽机的图形。(52)也在此年，广州已有人在试制小型轮船。(53)此外，还有余姚知县汪仲洋编写的《仿铸洋炮说》，户部主事丁守存编写的《西洋自来火统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
与此同时，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越来越多的士人抛弃空疏的正统学问，寻求经世致用之实学，倾向于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如出生于江苏书香世家的王韬，自幼学习举业，此时却“弃举子也，致力经史，……尤精地理”，立志“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54)薛福成也“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摒弃一切而专力于是”。(55)同时，在江浙、两湖、闽粤等实学文化发达地区，出现了一批在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地理等自然科学上较有成就的名家学者。如光学方面，先后有郑复光、张福禧、邹伯奇作出过成就。(56)数学方面，则相继出现了戴煦、李善兰、徐有壬、顾观光、夏鸾翔、华蘅芳、丁取忠、吴嘉善、刘彝程等一大批算学名家。(57)
士林中出现这种讲求经世实学，研究并仿造西器，以救现实的风气新变动，推动了西学科技传播的更广泛开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一时成为风气。
【注释】
(1)《论语·子张》，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2)《论语·先进》，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3)冯契：《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4)《齐民要术·序》见《四部丛刊》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
(5)《伤塞杂病论·自序》，见《四部丛刊》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
(6)《数学九章·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
(7)参见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104页。
(8)［美］丹尼尔·丹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7页。
(9)《诸子集成》（7），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5页。
(10)张载：《正蒙·太和》见《张子全书》，中华书局聚珍仿朱版本卷二，第2页。
(11)柳宗元：《柳河东全集·天对》，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本卷十四，第8页。
(12)［英］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价——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见《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1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0页。
(14)冯契：《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1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中华书局1983年版。
(17)朱熹：《中庸章句题解》，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张栻：《张宣公全集·论语解》卷4，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19)陆珑其：《松阳讲义》卷4，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20)《河南程氏遗书》卷1、卷4，见：程灏、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1)《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22)《王文成公全书》，上海世界书局3《国学基本丛书》刊本1936年。
(23)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转引自葛荣晋：《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2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0页。
(25)顾炎武：《日知录》卷7，见：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1，1936年。
(26)朱舜水：《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见葛荣晋：《中日实学史研究》，第53页。
(27)徐世昌：《清儒学案·答董仲论学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7页。
(28)转引自葛荣晋：《中日实学史研究》，第54～56页。
(29)章学诚：《文史通义·史释》，见《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232页。
(3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7页。
(3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5页。
(3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5页。
(33)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4页。
(34)参见童鹰：《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35)徐光启：《勾股义序》，见：《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6)徐光启：《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见《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7)徐光启：《泰西水法序》，见：《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8)转引自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7页。
(39)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7页。
(40)徐光启：《泰西水法序》，见《徐光启集》，上海古出版社1984年版。
(41)黄节：《徐光启传》，见：《国粹学报》，第19期。
(42)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见《徐光启集》，上海古出版社1984年版。
(43)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见《徐光启集》，上海古出版社1984年版。
(44)徐光启：《简平仪说序》，见《徐光启集》，上海古出版社1984年版。
(45)见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4页。
(46)见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47)魏源：《海国图志》卷76，《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光绪6年邵阳急当务斋刊本，第19页。
(48)魏源：《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总叙》，光绪6年邵阳急当务斋刊本，第2页。
(49)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6页。
(50)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议篇三·议战》，见《魏源集》。
(51)《首创铁模铸炮的龚振麟》，见：《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52)白广美等：《徐寿与“黄鹄”号轮船》，见杨根：《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科技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53)《中国丛报》1847年2月16日。
(54)王韬：《豚窟澜言》，清光绪元年排印，申报馆丛书本。
(55)薛福成：《庸庵文外编·上曾侯相书》，见剪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
(56)**李迪、戴学稷：《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57)瑡**参见钱宝琛：《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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