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潮的兴起

1.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潮的兴起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时代，中国历史被强行纳入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体系之中，这是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一个新纪元。中国由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早期工业化探索历程，换言之，中国早期工业革命开展的形势逐渐形成。

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形势，以科技推动为前提，分内外两个方面。从中国工业革命发展的外部条件而言，19世纪是以三大发现及其在广泛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而被誉为科学世纪，由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实现向大生产的社会转化，由此导致的第二批工业革命国家，连锁式地由西方向东方延伸。这构成了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又一伟大历史时代。近代中国正是处于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之时，从而获得了良好的进行工业革命的形势。这一工业革命时代，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在东方的代表则是日本。美国和日本的工业革命发展，虽然特点各不相同，但却同为这一大潮中的一部分，都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发展基础上，也同为中国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借鉴。

就内部条件而言，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冲击下，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并开始解体；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一批批有识之士不断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中国开始步履艰难地走上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特别是通过科学启蒙和科技教育的实践，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正规化、体制化方向发展。这一切都为工业化打下了难得的基础。

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冲击和中国近代科技的开始发展，广大有识之士强烈主张改变传统观念，倡导以工立国，从而使工业化运动成为一种时代思潮。我们知道，在传统经济思想中，以农为本、重义轻利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从而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这种状况直至19世纪初，始终未得到改变。1820年，包世臣撰文揭示这种状况说：“《帝典》曰：‘敬授民时’。周公曰：‘予其明农’，‘知稼穑之艰难’。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五谷熟而民人育’。文王视民如伤，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圣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而民无不仁。百亩之粪，上农食九人，下食五人，人事之不齐，则收成相悬如此。是故圣王治天下，至纤至悉，莫不出于以民食为本，生之务尽其道，而不敢使有或耗之也。”⁽²⁶⁾包氏所讲的正是长期统治中国的以农为本的旧经济秩序。随西方洋货的逐步进入中国，这种旧经济秩序也渐受冲击，从而在19世纪初出现一场关于经济发展秩序的激烈争论。一批保守派纷纷出笼，大唱封建挽歌。嘉庆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谢阶树于1821年开始写《约书》，反对任何有进步意义的变革要求，维护一切适合于地主阶级利益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压制和纠正一切对封建主义有破坏作用或不利影响的因素。他在《保富》一卷中说：“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教先士，养先农，富而后教，故古者重农也。”凡欲民富必先重农，重农之道，令农与士齿，工商不得与士齿。”还说：“重士而不重农，其敝也使民尚诈饰而国贫。重工而不重农，其敝也使民矜技巧而国贫。重商而不重农，其敝也使民习靡而国贫。”⁽²⁷⁾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败于科技落后、工业贫乏。这种情况下，少数守旧分子仍然不失时机地，欲开历史倒车。徐鼐大谈“矿务之害”，认为工矿发展违背传统以农为本、重义轻利的原则；开矿费时费力，不得好处；而且“泄山川灵气”。因此，认为“夫治病者贵知病源，治国者贵知国本。然而今之筹国用者，在于重农桑而已矣。”⁽²⁸⁾孙鼎臣更认为：“乱由于民穷，民穷由于不务本。”然“本”如何？“吾观于《诗》《书》而知先王之民计远也。先王知民不可一日而不食，一日而不食，而农桑者衣食之本也。”⁽²⁹⁾可见，这种旧观念在19世纪前期仍是十分严重，阻碍了近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

所幸的是，这仅是一曲挽歌，一曲旧经济秩序的挽歌，它会被新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带来的西方科技文化震撼了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人士。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开始酝酿，“以工立国”浪潮逐渐成为时代主潮，并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最早倡导发展近代工业的是魏源。他主张先由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开始，进而制造某些非军用的新式工业品；还主张在官办之外，听任“沿海商民”自设厂局来仿造新式工业品。他曾感慨英夷在印度各埠“皆有造船之厂，有造火之局，并鬻船鬻于他国，亦时以兵船货船出租于他国。其船厂材料山积，工匠云辏，二三旬可成一大战舰，张昏帆起柁，嗟咄立办。”而“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因此，他主张“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³⁰⁾魏源首倡近代工业的主张，成为后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发展实业之先声。

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思想家冯桂芬接受并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主张自制洋器，强调必须要能自造、自修、自用，然后，新式机器才能掌握自己手中，而不受制于人。他说：“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于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因此，他认为“唯有自己广设厂局，兴办实业，“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³¹⁾冯桂芬还主张开矿，而且不只是开银矿，更主要是要开发煤铁等现代工业动力原料，这已是一种建立新式工业的主张。在他看来，“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驶得入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被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³²⁾这就将工矿企业的开发提到新的理论高度。

其他早期改良思想家发展工矿企业的思想也非常明显。如王韬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思想转变很快。他在1860年《与周弢甫徵君》中，还只是提倡学习西方的火器、轮船和语言文字，至于西方先进的日用工业技术，则仍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否定。他说：“西人船坚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轮舟车，便于行达，织器用具，事半功倍。……至其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者，而我中国决不能实行。”他认为原因即在于“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然一器之精者，几弗至百余金，贫者力不能购，玩物丧志，安事何为？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韬谓此数者，即中国不行，亦不足为病。”⁽³³⁾但王韬很快摒弃了这种陈旧思想，他在1863年《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就尖锐批评了顽固派因循守旧的习性，主张顺应时变，积极学习西方，努力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商业、农业，藏富于民。以实现“轮船用于江海，枪炮用于军旅，田器织具用于农妇，历算格致用以取士。”为此，他强调用新的标准选拔人才，要“考历算格致以观其通”，要“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³⁴⁾与此同时，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大谈“掘铁之利”、“掘煤之利”、“开五金之利”、“织纴之利”、“造轮船之利”、“兴筑轮车铁路之利”，认为唯有大兴工矿企业，才是中国富强之出路。⁽³⁵⁾

1892—1893年，薛福成先后写成了著名的《用机器殖财养民说》和《振百工说》，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形成以工立国的系统思想。他考察西洋各国富强之根源，在于“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货流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为之用也。”总结西人之经验，中国也必须“研精机器以集西人之长，兼尽人力以收中国之用，斟酌变通，务使物质益良，物价益廉”。认为只有“用机器以造物”，发展工业，中国才能富强。他还考察泰西风俗，认为西人立国之根本在于工商，其关系则为“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工实尚居商之先”。可见，他已经将发展工业放在了首位，作为立国之本。他指出西人“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必兼士之事”，正因为工土合一，才使泰西各国数十年来，出现了诸多“良工”，成为各项工业发展的前路先驱。工业的发展，非一日之功，“当其创一法，兴一厂，无不学参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读书万卷，试炼数十年，然后成为亘古开一绝艺者，往往有祖孙父子，积数世之财力精力，然后能为斯民刨一美利者，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则千万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奖其勋劳，赐以封爵，即位至将相者。”据此，薛福成提出：“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利民用，其要端矣。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代其贱工贵士之心。”⁽³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薛福成对于发展工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他最早提出了奖励工艺发明并给以专利的思想；他提出了“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以及“工必兼士之事”等重要观点，力图从各方面论证“振百工”是“发愤图强”之要端，这思想已具有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实业救国”论的雏形。特别是他提出“工兼士之事”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发展科学技术与发展工业的密切关系以及“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相一致的思想。

郑观应是一位论著宏丰的改良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经验阅历丰富的实业家，是一位集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于一身的人物。他对中国发展科技和工业，无论在理论思维上还是在具体思路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首先，他从哲学根源上提出“道器论”这一重要理论，以揭示中西文化之差别。他认为：“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而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³⁷⁾是早于和高于其他有形之器的东西。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而“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故中西差别即在于“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日析其清，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认为中国早期文化虽还重视器的研究，但自秦汉之后，中国学者“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³⁸⁾此即郑氏所谓“我堕于虚，彼征诸实”的历史发展轨迹。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郑氏在强调“道”的同时，竭力主张“器”的发展，主要指自然科学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况且在郑氏看来，道器是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的，“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³⁹⁾

郑观应高度评价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肯定其“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⁴⁰⁾他强调“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故“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⁴¹⁾他大力提倡机器生产方式，发展工业，充分认识机器在现代生产及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又说：“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⁴²⁾正因此，中西出现了两种不同生产方法。如矿业上，“中国开矿用人工，力费而效迟，西国开矿用机器，事半而功倍”；⁽⁴³⁾在纺织业上“西国轧花向亦人力，自英人怀德尼出始创机器，而利便百倍于人工”，人力轧制一亩之花需22天，“自机器行，则日半已足，敏捷可知”；各种棉制品“皆有机器纺成，倍精倍速”。⁽⁴⁴⁾据此，郑氏强调：“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饶裕。”因而，他主张在中国大兴工艺，鼓励百工，发展工业。认为自制机器、发展工业乃中国根本的振兴之途。他主张：“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而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⁴⁵⁾可见，郑氏从减少进口、堵塞漏卮的目的出发，强调兴办民族工业的意义，其认识较前述思想家之思想又进一步。

郑观应还主张为了发展工业生产，必须发展矿业和交通。他认为开矿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燃料，“五金之产，天然之利。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诚为急务矣。夫金、银所以利财用，铅、铁所以造军械，铜、锡所以备器用，硫磺所以制火药，石油所以运轮轴，皆宇宙间不可一日或少之物”。他认为“泰西各国所由致富强者，得开矿之利耳。”⁽⁴⁶⁾因此，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中国，必须大力加以开发，推动工业发展和国家富强。对于交通，他全面论述了修筑铁路的好处，包括所得运费，可助国用；征兵筹饷，朝发夕至；矿产开采，运费省而销路速；便于商贾贸易，税饷日增；减轻河运、海运之糜费等十个方面。⁽⁴⁷⁾他还强调发展航运业的重要性，认为：“今我国通商各口无论长江内河、苏杭二州，皆任洋商轮船往来，是船业之利几尽为彼族所夺矣。”指出：“多造坚固快利之船，分走通商口岸及华人寓居之埠，如南洋诸岛、北洋、海参崴及朝鲜、日本各口，皆可以运我土货，.销各国。又添派小轮船往来各省内河，船中驾驶、管轮，悉用华人。”他还特别强调船只的更新，推动现代航运业和工业实业的发展。

总之，作为一位具有浓厚现代意识的民族企业家和思想家，在发展工业实业问题上，郑观应构筑了较为全面的基本思想理论，成为早期思想家以工立国思想的总结，而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操作性极强的观点，为工业化思想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经过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思想积累和实践探索，努力要求发展工业化的中国，已成为思想界、知识界的普遍认识。特别是经过洋务运动时期工业企业的创办，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898年，康有为明确指出“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于是他多次上书，要求“皇上诚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并“乞下明诏，奖励工艺，导以日新。”⁽⁴⁸⁾他在维新变法纲领性文件中首次主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定为工业国”，要采取有效措施“成大工厂以兴实业。”⁽⁴⁹⁾接着，梁启超也提出振兴实业的主张，他在辛亥革命前夕曾宣称：“今之中国，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必破产。”⁽⁵⁰⁾从此，社会上形成了倡导实业的思潮。《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相继创刊发行。20世纪初，《东方杂志》连续刊登了《论实业所以救亡》《实业救国之悬谈》等文章，详尽论述了发展实业与民族生存图强的关系以及实业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孙中山用英文撰写《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简称《实业计划》），全面制定并阐述了他的工业发展方案；状元实业家张謇则提出以棉铁为中心的振兴实业论；实业家朱志尧提出重工业发展的思想；陆费逵提出实业家修养理论；北洋实业巨子周学熙提出振兴实业论和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如此等等。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表明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内部条件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