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思潮的兴起及其与实学思潮合流的最初成果

2.西学东渐思潮的兴起及其与实学思潮合流的最初成果

西学东渐思潮与实学思潮几乎同时兴起，同步发展，二者互为补充，有时又互为条件，成为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社会历史条件。

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期，西方近代科学兴起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浪潮自地中海沿岸国家迅速席卷欧洲各国。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活动。16世纪初，随着东西方直通航道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殖民者的渔船，争先恐后地驶向东方。葡萄牙首先以“佛郎机统”叩击中国的大门，并于1577年强占澳门。荷兰和西班牙随后相继骚扰我国沿海，并在1624年和1626年侵占了台湾。英国以炮舰作后盾，在1637年强行进入广州。紧步殖民主义者的后尘，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联翩来华。其时正值中国实学思潮兴起，从救治国家内部状况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出发，明末清初的中国迫切需要火枪和火炮的制造技术，需要修改历法的天文学知识。传教士们经过多方试探，深谙中国社会内部状况，并投其所好，从而找到了打开中国大门并进入内地传教的途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利玛窦曾在其自述中明确指出：“再没有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上天在运用科学来使中国的学者归信。”⁽³³⁾罗马教廷及法王路易十四也因此陆续派来了熟悉科学技术尤其是熟悉天文学的传教士。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Ma-teo Ricci）、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ndi）、庞迪峨（Didaco Pantoja），熊三拔（Sabbatninus）、阳玛诺（Emmanuel）、艾儒略（Julius.Aleni）、邓玉函（Jaannes Terrenze）、汤若望（Joan 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谷（Jacobus Rho）、穆尼阁（Nicolas Smogolenski）、南怀仁（Ferdinadus Verbiest）、张诚（Joan Fraanciscus Gerbillon）、白晋（Joach Bonvet）、雷孝思（Joan Bapt Begis）、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杜德美（Petrus Jartoux）、戴进贤（1gnatius kogIer）、蒋友仁（Michael Benoist）等等，都具有科学技术知识修养，并且介绍了内容涉及天文学、地理学、解剖学、数学、力学、光学、实验仪器和水利、测量、机械、采矿、兵器等技术。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这一些科学技术大多已经是近代形态，有的还是世界前沿课题。如天文学上，传教士们介绍了第谷的宇宙体系，介绍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传入了天文学的实验仪器（如天球仪、经纬仪、望远镜），写出了《五纬历指》（罗雅谷著）、《坤舆全图》（蒋友仁）等书，并广泛运用于他们协助徐光启编制的《崇祯历书》及1759年出版的《皇朝礼器图式》之中。地理学方面，在传教士编制的世界地图及其解释中，广泛介绍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如地球的经纬、赤道、五带、新大陆的发现等。解剖学方面，有邓玉函的《人身说概》和罗雅谷的《人身图说》，介绍了近代人身解剖学初步。数学上，罗雅谷的《比例规解》首次介绍了伽利略比例规，他的《筹算》首次介绍了耐普尔筹算；《崇祯历书》已编入了三角函数表。力学上，邓玉函编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重心、比重、杠杆、斜面及运动力学和机械力学的基本原理。光学上，汤若望的《望远镜》较全面地讲解了光的直射、反射、折射等几何光学知识。在技术科学上，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中附有《自鸣钟说》一卷，介绍了代表17世纪初西方机械技术的最高成就自鸣钟；《火攻挈要》，则介绍了各式火炮和炮制技术。总之，“西方在17世纪初及其以前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在明末传入了中国”⁽³⁴⁾。明清之际，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出现，是西学东渐思潮与国内实学思潮合流的结果。

首先，实学思想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为西学东渐进而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科技提供了思想基础。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批判理学的“空谈性命”，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突破儒家理学以修养心性为本的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松动了修养心性为本的理学对技艺“末务”不屑一顾的价值倾向。在新的实学价值取向下，科学技术被作为经世之有用之学而被接纳。徐光启翻译《勾股义》，即是因为“西北治河，东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时至计”⁽³⁵⁾；他呼吁学习制造西洋火器，是为了抵制关外的清兵，“帷尽用西术，乃能胜之”。⁽³⁶⁾总之，“器虽形下，而切时用，兹事体不细已”。⁽³⁷⁾王徵译绘刊刻《远西奇器图说》时曾回答人家的质问说：“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至急也”。⁽³⁸⁾这反映了实学价值观与科学技术间的密切关系。

同时，实学思想家批判理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治学方法，指出理学家们很少问津儒家经典，一切义理皆出于己意，缺乏实据而流于空谈。实学在方法论上倡导“言必证实”，不仅要求以儒家经典资料为证据，而且要求以自然界的事实为依据。方以智强调实测，认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蠡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³⁹⁾这种重视实证，并从自然界中取得事实证据的思想方法，与重视用仪器和实验取得证据的西方科学相比，虽然程度不同，但性质上却是一致的。从而，实学思潮又从方法论上与西学科技相契合和接轨。

其次，热心于接受西学的人物，大多是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以实学思想观点来接受西学科技的同时，也力图为实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寻找武器。

实学思想家大多从实学的角度接受和传播西学科技知识。徐光启曾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异之，乃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用、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⁴⁰⁾王徵在回答为什么他“偏嗜笃好”于“远西奇器”时说：“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李之藻极为推崇西方历算学“窥测既核”，认为西学科技“阐著实理”。梅文鼎受其父“务求实用，尤精象数”的影响，深为“理求其是，事求适用”的西方科学所折服，认为西学科技是切世用的“实学”。可见，实学家们处处突出“实”和“用”。这反映了西学科技在当时中国立足的思想基础，也突出了实学家们对西学科技的理解和接受之程度。

同时，实学思想家们把西方科技作为推动实学的武器和物质力量来接受和传播，这就更推进了实学思潮与西学东渐思潮的汇合。明清思想家对比了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文化与中国儒家理学的差异，认为前者讲究“实”，而后者则是“空”，要求以西方科技之“实”来补救儒家理学之“空”。徐光启说他“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然汉宋以来之理学皆“空言论学”，无济于事。因此，他要“从事西教，思窥其象数之学，以救汉宋空言论学之失”。⁽⁴¹⁾他认为利玛窦讲的“理数”，“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⁴²⁾又说：“几何之学，深有益于致知”，因为“明此，知向所想象之理，多虚浮而不可接也”。⁽⁴³⁾他指责宋代理学家邵雍的象数论：“邵尧夫未娴历法，而撰私理立法”。⁽⁴⁴⁾可见，徐光启力图运用既切用国计民生又以事实作根据讲究“实证”的西方科技，来救偏理学的“想象之理”“虚玄幻妄之说”的倾向。

其他思想家、科学家也有同样看法，李天经指出，理学末流“侈谭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谎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相反，西学历算则“法取合天”，以事实作证据。李之藻说“穷理尽性”的儒学“二千年来论推无证，漫云存而不论，论而不信；未不议论何以明，不论则存之奚据？”相反，西学科技却“阐著实理”。王锡阐说：“儒者……援虚理以玄说”，而西历则“测候精详。”⁽⁴⁵⁾

他们还以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攻击儒家不重科学技术的倾向。王徵指出，在儒学浸染下的“文人学士”鄙视“工匠技艺”，以“君子不器”自命，结果科技得不到发展，而且缺乏制作“奇器”的人才，“木牛流马遂擅千古绝响”；但“远西”之国制作“奇器”者甚多，所制“奇器”不下“千百余种。”阮元说：“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于是西人起而攻其衰”。⁽⁴⁶⁾

更重要的是，这种中西学比较已深入到科学方法论层次。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王徵、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都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儒学不注重实证和逻辑推理。如徐光启认为西学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方法是优越于中国传统科学的根本所在，他特别推崇集中了这种方法的《几何原本》，将其比喻为“金针”。又如李之藻认为西方科学之所以发展，在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彼中先圣后圣所论天地万物之理，探源穷委，步步推明”，而这是中国‘“千古以来所未有者”。他强调形式逻辑“缘数寻理，载在几何，本本元元，具存实义”。

由此可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的这种较深刻的比较，凸现出他们将西学科技作为自己批判传统心性理学，推进实学发展的武器；同时，促进了西学东渐思潮与实学思潮的合流，表现出了近代科技幼芽萌发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