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老子李聃的出世思想

品读《老子》，信奉老子，可也不是生吞活剥，食古不化。而是激浊扬清，有取有舍。这是毛泽东品读《老子》的又一特点。

1949年11月13日是周末。毛泽东和家人共度良宵。有亲戚向三立来访。刘思齐给毛泽东沏了一杯茶，毛泽东喝了口茶，对家人也是对客人讲了一个民间故事。他说：

古时候有两个秀才，一个姓刘，一个姓李，两个人都爱做对联，一见面就想对对子。一次，两人又见面了，商定对对子，谁对不出谁就要受罚。李秀才先出上联：“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刘秀才知道李秀才用了老子李聃骑青牛过函谷的典故，心想：“他想占我的便宜，没门！看我非损他一下不可！”于是他略加思索，对了下联：“斩白蛇，兴汉室，高祖是刘。”刘秀才以汉高祖刘邦自比，来对“老子”，高过李秀才一筹，李秀才不得不服了，连说：“高明，高明！你赢了，我服输！”

刘思齐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称赞道：“爸爸，那个刘秀才真有学问！”毛泽东对刘思齐说：

“思齐呀，那个刘秀才是你的祖先，他崇拜汉高祖刘邦。那个李秀才也可算是我的本家，因为我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得胜，但我不信老子李聃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你说得对，人家多有学问，对历史掌故如此熟悉，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并且一用就活，一下把人家给吓倒了。这就是知识的力量！”（赵志超：《毛泽东一家人——从韶山到中南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523页）

刘思齐和姊妹们听得很认真。毛泽东又对孩子们说：

“知识一旦灵活运用，就可以变成武器，用来保卫自己。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尤其是要学好历史和古典文学。”

接着，毛泽东又把学习历史同治国联系起来。他说：

“刘邦出身贫苦，没有多少兵力，没有万贯家财，却能称霸一方，统一天下，并且使汉朝长治久安。其原因主要是他善于用人。他手下两个重要的谋士，一个是张良，另一个是韩信，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他所用。刘邦的对手楚霸王项羽却是个孤家寡人。当初，他的势力比刘邦大多了，拥有庞大的军队，统治着楚国这块富庶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但他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听谋士的进言，鸿门宴放走了刘邦。当然，项羽心肠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却不肯杀刘邦，刘邦说了几句好话，他就心软了。范增向他进言，他却不杀刘邦，而把刘邦放了，等于放虎归山。项羽没有理睬他的话，结果被范增言中。刘邦逃走后，势力不断扩大，与项羽争雄，结果打败了项羽。项羽被围在垓下，只得别姬自刎。项羽也不善用人，招贤纳士。韩信去拜访项羽，项羽却看不起韩信，结果韩信却为刘邦所用，为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东说到这里，把历史掌故引到现实生活中来，他说：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刘邦的治国之道，任人唯贤，广纳贤才，治理好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毛泽东的话很有道理，事业成败关键在于个人主观上是否克服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如果不能听取谏言，只囿于己见、故步自封，结果必然导致失败。由此可见要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改造好主观世界，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变化了的客观世界的需要。

这个故事有两点与老子有关：

对对子，李秀才出的上联，是关于老子生平出函谷关著书归隐的故事。此事《史记》老子传中已经讲过，前面讲老子生平时也引述过。

第二点是毛泽东申明：我不信老子李聃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

毛泽东对老子学说多方面吸纳，但对他的“出世思想，清静无为”却明确表示“不信”。虽然是周末家中接待客人时的漫侃闲聊，可毛泽东在事关思想是非方面却不信口开河。尤其对子女们谈文史，总是在看似轻松的话题中，隐含着修身养性的引导和教诲。这种不经意间的谈吐，更清楚更真实地表明了毛泽东对“老学”另一面持否定放弃态度。

清静无为的出世思想，是道家关于顺应自然的主张，最早由老子提出。

“无为”首先是老子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老子》一书中讲到这个观点的地方有十几处，可以从哲学角度来理解的也有不少条。例如：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

这里的“为”“无为”“无不为”都是一种泛指，是高度抽象与概括。都与“道”有关。认为作为世界本原的道是自然而然的（“无为”），但它能产生万物（“无不为”），人应该效法道，顺应自然之势，实行无为。老子认为事物应按它们自己的情状发展，人类不宜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干涉、制约它，要顺乎自然。“无为”和“无不为”的对象包括自然、社会、人生各个方面。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不是没有作为，也不是没有做事，而是做了一个“无为”，而是事了一个“无事”，而是味了一个“无味”。无为也是了一种“为”。

在多数情况下，《老子》中的“无为”和“无不为”都是与治国行政相联系，是一种政治理念，是一种行政的运作模式。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赁，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这里老子研究的课题是“圣人之治”，其目的是贤、赁、欲的“不”与“尚、贵、可”两种状况，老子选择了前者“不”，包含对“尚贤”“德政”的否定，使民虚心实腹，弱志强骨。结论是：圣人“为无为”，则天下国家“无不治”。说到底，还是圣人治民之策。

《老子》第二章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大意是：如果天下人都仅仅知道以美为美，这就是丑了；都仅仅知道以善为善，这就是恶了。有与无相反相生，难与易相互形成，长与短互为比较而存在，高与低在对比中才有，声响和回音相呼应，前边与后边相伴随。所以，圣人才奉行自然无为的做事方法，推行不言的教化。任万物自己生发而不逆拒，生养万物而不占有，施予而不自恃其能，成就了功业而不自居有功。正因不自居其功，其功才不会消失。

《老子》本章还是研究“圣人之治”。处政事，行政教，老子主张“无为之事”和“不言之教”。把万事万物做成功了，还要不辞、不有、不恃、弗居，这样才能“是以不去”，永远保持成功、成就、成果状态。

这一章说明道的玄妙。道的玄妙主要体现在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之中，对立双方总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如老子在这里举了诸多例证：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低，前与后等，都是证明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意思是说：圣人才奉行自然无为的做事方法，推行不言的教化。这句话是本章的中心论点，也是该书的灵魂，以后各章的论述都是围绕着“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而展开的。

无为，道家所指顺应自然变化之意；顺应自然变化不妄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原指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后泛指以德化民。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他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世，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

老子在书中用了很多“无为”，基本意思就是自然无为，即指顺应自然，不按主观愿望有所作为。总之，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然，老子的“无为”，并非一无所为，什么事都不做。“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老子在这里，把“我”与“民”对举，强调的仍然是治政行权问题。“我”即“圣人”，即统治者。我做到“三无一好”，民则能做到“四自”：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核心还是“我无为”。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第三十八章）

在这里老子着重讲了“无为”的目的性意义。最高的德是上德。上德是什么？“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意为我自己没有做事，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做事。我并不是要通过这种没有做事而达到什么，而谋求什么。这是“上德”。下德是什么？“下德无为而有以为”。意为没有做事，但没有做事是有想法的，是自己有意用这样一种“无为”来对待“有为”。这叫“下德”。“上德”是不离道，实际上也就是自然。“下德”是懂道、守道，是依道而行。守道依道而行虽然做起来很难，但毕竟还可以做；而不离道、自然却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到的。下德还可以修为，上德则不可以修为。因为任何修为也是一种作为。

《老子》书中还指出了“为”和“有为”的危害性：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二十九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第七十五章）

“神器”指帝位、政权。“上”指侯王。他们“有为”则民难治，税多则民饥，生厚则民轻死。“可为”的结果是“败之”“失之”。

“无为”的“为”，当然就是作为的意思。老子主张“无为”，排斥“有为”，把“无为”视为“道”的本性在政治、人生中的体现，这被后人看作“君人南面之术”，既统治术。

对老子和道家清静无为的主张，后人的理解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

从消极方面理解，“无为”就是不做事、不作为。“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事”就是无所事事，“无欲”就是清心寡欲。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对现实的各种政治手段，包括礼治、德治、法治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乃至否定，主张回到人类早期，即与自然精神融汇一体的时代，这与当时的复古思潮有关。事实上，“无为”不是不做事，也不是不作为，“无为”是人的一种行为，也是一种为。

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清静无为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应当宽松，统治者对人民少烦扰、少干预、少剥夺、少压制，对四方邻邦也采取和平相处、互不侵扰的态度，以利于对内造成一种自由、轻松、和平、稳定、安宁的政治局面，对外造成一种和睦、安宁的国际环境，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繁育发展，逐渐臻于富庶寿康的境地。清静无为是以统治者对人民群众让步为代价的。所以统治者要实现清静无为，往往需要自己少私寡欲，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后世道家为了强调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有效性，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那样的盛世，归结为道家理论对安邦治国的作用。这得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包括许多贤明的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和认同，从而也就奠定了道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不管从消极方面还是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老子和道家的“清静无为”，它不适合积极进取的入世行为和思想，倒是适合消积避世的出世行为和思想；至多，它的合理部分（如汉代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可以稳定社会，促进守成。所以，有一种认识：入世则学孔孟，出世则学老庄。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是刚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职业革命家。“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是他精神世界的写照，积极入世是他思想的主旋律。此时谈老子，论刘邦，他理所当然不信老子的出世思想，不追求什么“清静无为”，不学项羽的沽名钓誉衣锦还乡，而赞扬刘邦的纳谏如流，善于用人，积极进取。他很清楚面前现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台湾还没有解放，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这里说的“革命”，已不是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他总结汉初的经验：“刘邦的治国之道，任人唯贤，广纳贤才，治理好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