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筌的思想

第四节　李筌的思想

李筌，号达观子，唐陇西（今甘肃境内）人。少年时喜好神仙之道，曾隐居在嵩山的少室山。唐玄宗开元（713—741年）中，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丞（一说为荆南节度判官，一说为荆南节度使、仙州刺史），时为李林甫所排挤，入名山访道，后不知所终。著有《太白阴经》《中台志》，另著有《阃外春秋》（已佚，有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还著有《阴符经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①《阴符经》不是李筌的著作。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有议论，邵雍说：“《阴符经》七国时书也。”程颐说得更早：“《阴符经》何时书，非商末则周末。”他们对作者的时代说法不一，但都肯定《阴符经》比李筌早出。朱熹则认为“《阴符经》恐是李筌所为，是他着力去处。何故？只因他说起，便行于世”（《阴符经考异》，《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与此小异）。此后便引起长期的争论。当代学者王明先生根据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九所引资料以及吴筠的著作，指出“唐初欧阳询，褚遂良都已写《阴符经》帖”，比李筌生活时代略早的“吴筠且引其文作论”，认为《阴符经》不是李筌所著。他又据唐末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中有《阴符经》是大魏年间成书的记载，由此推测成书的年代，约在531—580年这段时间，作者大抵是北朝一个久经世变的隐者（见《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②《黄帝阴符经集注》，即所谓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诸葛亮、张良、李筌七家注或七贤注本，多数学者认为其中的注文均系伪托，所以不能把此书列入李筌的著作中。

李筌像

李筌的思想，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他以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和兵家思想为基础来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1）论述了“抱一”复本思想。“抱一”一词出自《老子》“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十章）。王弼注：“载，犹处也。营魄，人之常居处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处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无离乎，则万物自宾也。”大意是说，人能居常守静，精神就不会散失，就能不受外物的干扰，这也就是《庄子·在宥》所说的“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道教创立之初就将“抱一”或称“守一”作为修炼方术，《太平经》称它为“古今要道”，行之“可长存而不老”。不过《太平经》所说的“守一”，既指守持精神，又指守持人格化了的“身中之神”。两晋南北朝，“抱一”或“守一”术盛行，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就专讲“守一”。后来陶弘景一派认为坚持存神服气，叩齿咽津，就能百神守身，长存不死。李筌虽然也讲“抱一”，但却赋予新的含义。他认为“抱一”就是“复本”，“本”就是最高的“道”，他称之为“至道”。所谓“抱一”复本，就是去体认、领悟“至道”的性质和作用，从而与“至道”融为一体。“至道”在《阴符经》里也叫做“自然之道”或“天地之道”。《阴符经》说：“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生矣。”这就是说，宇宙本来寂静，也就是死寂的境界，由这么一种境界逐渐生长出天地万物来，万物都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去。李筌基本上赞同这种观点，他说：“阴阳生万物，人谓之神，不知有至道，静默而不神，能生万物阴阳，为至神矣。”（《阴符经疏》）他认为一般人只见阴阳二气产生万物的这种明显的变化，但不了解还有一个“能生万物阴阳”的“至道”存在，更不知道“至道”的“静”和“浸”的性质才推动了万物阴阳的发生和发展。所以，他主张人们应该运用道教的方术，把自己炼就成为无味无觉却又像逐渐地生长变化的胎儿一样，从“静”与“浸”这两个方面与“至道”合二为一，成为驾驭天地万物的“神仙”。

李筌虽然以“至道”为超自然的主宰，但他又认为“至道”并不直接和万物发生关系，其间要以阴阳五行为中介。他认为，阴阳五行各按自己的自然之理而运行不息，万物中的“异殊”和“荣枯”的区别是由各自的条件造成的，并不是阴阳五行本身有什么意识和愿望，或者对谁有什么情意。他写道：“阴阳之于万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为焦灼万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为漂荡万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有异殊；阴阳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有荣枯。”（《太白阴经·天无阴阳》第一）因此，他强调人们可以认识阴阳五行的自然之理，“用心观执，奉天而行，则宇宙在乎掌中，万物生于身上矣”（《太白阴经·天无阴阳》第一），就能根据阴阳五行运行的规则办事，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为自己服务，其得心应手的程度就如运万物于指掌之中。他告诫人们不要违背自然之理，否则，五行将转化为“五贼”，“所言贼者，害也，逆之不顺，则与人生害”（《阴阳经疏》），就会对人们产生危害。上述观点，都是李筌“抱一”复本思想中的合理部分。

（2）论述了“以名法理国”的思想，这表现出李筌把道家和法家思想相糅合的思想倾向。他吸取韩非的说法，提倡用“法治”代替“人治”。他强调指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军国大法”，以法治国，做到“按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赏无私功，刑无私罪”（《太白阴经·刑赏》第九）。同时还要“任贤使能”，广求知法执法的人才。他根据刘劭的《人物志》，把人物分为“通才”和“偏才”两种。他认为“通才”难求，应把重点放在广求“偏才”上，集各“偏才”之长，就可以弥补“通才”的不足。他列举了10种不同的专门人才以后说，“任才之道”，就是要人尽其才，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专长，“计谋使智能之士；谈说使辩说之士；离间亲疏，使间谍之士；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掩袭侵掠，使骄捷之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太白阴经·鉴才》第二十四）。他认为把上述两种事情办好了，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太白阴经·天无阴阳》第一）这是说，任用有才干的官吏，不必选择吉利日子，事情就能办成；严格执行法令政令，不必迷信鬼神卜筮，事情就能办好；能够奖励有功人员，不去祈求禳灾祛祸，就能得到幸福。反之，如果依靠天命鬼神，必然导致败亡。

李筌“以权术用兵”的军事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的道家，特别是法家，也往往是军事家，这一学术风格在李筌的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其军事思想的基本点是：人的主观努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他用地理环境同人的关系作比喻说：“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太白阴经·地无险阻》第二）这是说，地理环境在战争中只起一种辅助作用，是“兵之助”，不可以此作为仗恃；人的努力可以化险为夷，也可以变夷为险。他根据《孙子兵法》的《地形》《九地》等篇关于利用地形的原则，提出应该利用不同的地形，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以克敌制胜。例如，在“散地”（诸侯各自为战的地方）不要战斗；“轻地”（敌人的边界地区）不要停留；“争地”（敌我双方都可以利用的地形）不要夺取；“衢地”（几个诸侯的交通枢纽）不要合围；“重地”（敌人城邑附近的地区）则掠夺其资源；“圮地”（山林沼泽地带）要迅速通过；“围地”（敌人据守的险要地方）要用智谋计取；“死地”（不战则灭的地方）要拼死力战。在李筌看来，地理环境是善用兵者手中的一种工具。因此，他不赞同以地理环境来说明人的勇敢和懦弱。针对当时所谓“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见《太白阴经·人无勇怯》第三）的说法，李筌列举了许多战例证明秦国也打过不少败仗，不能说“秦人劲”。吴王夫差曾称霸中原，打败越国和齐国，不能说“吴人怯”。蜀人在诸葛亮统率下，进兵中原，威加魏将，不能说“蜀人懦”。项羽起兵灭秦，一度威震四方，不能说“楚人轻”。齐国田横五百壮士，同时死难，不能说“齐人多诈”。越王勾践以弱攻强，以小取大，九年灭吴，不能说“越人浇薄”等（见《太白阴经·人无勇怯》第三）。他认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同上），人的勇敢或懦弱，战争的胜利或失败，都可以通过人为来加以改变。没有先天的人性，也没有不变的胜负，这些都是可以转化的。

李筌进而探讨了战争胜负转化的许多条件。他根据《孙子兵法》中《九变》《用间》等篇利用权术的军事思想，认为应该使用各种手段了解敌人的虚实和秘密。他从敌人的人品、性格上把敌人分为“仁人”“勇士”“智士”“愚人”“不肖”“好财”六类；从敌人的地位、才能上把敌人分为“智者”“博者”“贵者”“富者”“贫者”“贱者”“勇者”“愚者”八种，主张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对付他们的不同的方法，以便“制人”而不受制于人。他说：“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见《太白阴经·数有探心》第九）只有洞察敌人的全面情况，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他还认为，善于捕捉战机和扬长避短也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关于捕捉战机的问题，他说：“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同上）他把战机形象地比喻为如同“迅雷不及掩耳，卒电不及瞑目”一样转瞬即逝。因此，时机一到，立即把握；如果犹豫不决，将坐失良机，“反受其害”（《太白阴经·作战》第二十一）。他指出，捕捉战机应以有利为原则，这就叫做“有利而战”。他说：“夫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同上）这是说，有利的战机，就是能扬己之长，攻彼之短，捕捉战机和扬长避短是统一的。李筌的这些思想都是对《孙子兵法》“知己知彼”原则的发展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