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倚重_两汉民族关系史

蜀汉的倚重_两汉民族关系史

益州郡，以“恩信著于南土”的雍为首抗蜀，柯又以太守朱褒不效命于蜀而拥郡反，越辒却有夷帅高定为代表，既杀郡将军，又杀太守，他们很自然地形成抗蜀阵线。“章武初，郡无太守，值诸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18]吕凯为什么拥蜀呢？“又降于吴，吴遥署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数移檄永昌，称说云云。……凯威恩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19]这就是说雍与吕凯之间有矛盾，实则就是地方势力之间的固有矛盾。

南中对于蜀来说，那是命运攸关的，没有稳定的南中，也就很难稳定蜀汉的政权，更谈不上什么北伐中原统一中国了，所以蜀对南中是志在必得。

（一）诸葛亮南征

当刘备刚入蜀时，虽志在必得，然而由于先得巩固立足点而其力量有限等种种原因，所以起先采取了政治招徕的政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胇降都督，治南昌县（今贵州毕节西北）。”[20]邓方卒，“遂以恢为胇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今贵阳普安）”[21]。后来蜀统治南中全境设七郡，仍以胇降都督统之。《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裴注说：“胇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可见，胇降都督之设始于此，其任务是用政治手段招徕南中。(www.guayunfan.com)刘备任用熟悉南中情况的人，也是初期招抚南中的措施之一。刘璋时董和“迁益州太守，其清约如前。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22]。刘备定蜀，以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也说：“建安十九年……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军中郎。”可知董和为刘璋所命署益州太守，刘备入蜀后，用为掌军中郎将。

政治势力未能达到，然力图深入，任命太守就是明证。“益州大姓雍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燮相闻，求欲附吴。”[23]另外，仅能遥领者，亦任命太守，“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丞相亮遣越辒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24]这当然反映了蜀汉绝不放弃南中之意向。

从刘备定蜀的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到蜀后主建兴元年（公元228间年），经十来年的经营，蜀汉已经站住了脚跟，而对南中亦有所了解。然而近十年的政治招徕，证明不能奏效，尤其“建兴元年夏，柯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辒夷王高定亦背叛”[25]。又《三国志·蜀书·李恢传》也说：“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辒，雍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柯。”要么发兵南中，用暴力解决，要么到此罢休，放弃南中，而诸葛亮已选择用暴力的途径。建兴元年，“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连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26]“意欲必往”是定了的，然权衡利弊，做好准备乃是“停留者久之”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27]，这当然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出师南征。“三年春，亮率众南征”。[28]《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也说，建兴三年春“三月，亮南征四郡”。

诸葛亮南征，兵分三路，一入越辒，一入柯，一进益州。“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有水路入越辒，别遣马忠伐柯，李恢向益州，以犍为太守广汉王士为益州太守。”[29]

诸葛亮率主力指越辒，“高定元自旄头、定笮、卑水（今四川昭觉）多为垒守。亮欲俟定元军众集合并讨之，军卑水。定元部曲杀雍及士庶等，孟获代为主。亮既斩定元，而马忠破柯，李恢败于南中”[30]。又诸葛亮《南征表》说：“初谓高定失其窟穴，获其妻子，道穷计尽，当归首以取其生也。而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欲求死战。”[31]诸葛亮自率主力军卑水，同其主力决战。因高定为“夷人”，大姓雍便麾军驰援高定。因高、雍之间素有矛盾，加上民族隔阂，雍为高定部下所杀，留下极大裂痕，力量互被抵消，因此，诸葛亮很快击败了大姓夷帅联军，且阵斩高定，这样整个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李恢率军进益州郡。“丞相亮南征，先由越辒，而恢按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按：此处昆明，方国瑜谓“疑此即《新唐书·南蛮传》所说昆明十四姓地置殷、总、敦三州，当道县南五百里，在朱提郡境”云）。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绐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方国瑜曰：“恢为俞元人，去蜀至是已十余年”），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江，东接柯，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32]李恢所率人数不多，惟益州郡主要力量，被雍、孟获等带到越辒去了，另外李恢为俞元人，亦是南中大姓之一，凭借此既便于政治上的笼络，也有利于战争的进程。

第三路，马忠率师入柯。建兴三年，“亮入南，拜忠柯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33]。又《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马忠破柯”。战争如何进行，不得而知，惟进展迅速，井以马忠事柯，“抚育恤理，甚有威惠”，这是清楚的。

建兴“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十二月，亮还成都”[34]。不到一年，南中悉平，战争的进程是很快的，而且南中的政治局势趋于相当稳定。这种局面能否延续下去，得决定于蜀对南中实行什么政策。

（二）蜀汉在南中的政策

南中的平定对蜀汉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诸葛亮在南中的行动，首先是设立统治机构，建兴“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当为越辒）、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柯为兴古郡”[35]。《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建兴“三年秋，遂平四郡。改益州为建宁，以李恢为太守，加安汉将军，移治味县；分建宁（当作永昌）、越辒置云南郡，以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柯置兴古郡，以马忠为柯太守”。在原四郡基础上分为柯、越辒、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六郡，加上已改犍为属国都尉为朱提郡，共七郡，即史所称的“南中七郡”。七郡由胇降都督总摄，

蜀汉在南中所设七郡，其形式、政治目的同两汉时所设边郡是毫无二致的，然而时代前进了，免不了有其历史烙印，可提出来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中七郡直辖于胇降都督，与两汉时四郡属益州部不同，于是胇降都督所包括区域，开始具有一个单独政区的性质，即不是益州附庸，而具有与其相当的政区的性质，成了其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宁州，唐代云南安抚司，宋代云南节度，元、明、清云南行省的基础。总之，比“西南夷”的地位提高了，并成为政区方面承上启下的总关节，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

其次，原四郡一都尉，成为七郡，从蜀汉当权者的主观意愿方面，当有化整为零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西汉益州郡二十四县包括了三郡之地，东汉设永昌郡，然与客观实际的距离较大，所以免不了经常“后院起火”，疲于应付。而七郡的设置，基本上适合于南中情况：就族群的分布看，即滇池地区的叟，越辒的斯叟，洱海区域的昆明，永昌地区的哀牢，朱提地区的，柯的夜郎，兴古的句町等，每一郡的辖区以一个民族为主，再则七个地区可以说是各有其特色的七个经济区域。这样，一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程度大一些，也就是说基本与实际情况相适应（意在必得，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两汉时期的得与失。

诸葛亮设南中七郡，用什么办法进行统治驾驭呢？“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顷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人不敢复反。”[36]当然，所谓没有留人是只限于诸葛亮所率之兵，而以重用大姓渠帅来代替，虽说形式有变，但实际上统治更深一层。又“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纪纲粗定，夷汉粗安故耳”[37]。蜀得南中，意在稳定后方，并将南中人力物力为己所用，若留兵，除人力分散外，尚有供养无着之忧；若留兵，地方势力防范甚大，且民族隔阂易于增加。如果这样，南中不但不成为巩固的后方，补充人力物力的源泉，反而会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权衡利弊得失，诸葛亮实行了重用地方势力，即重用大姓的政策。重用大姓的政策可分为重用大姓统治南中，以及将南中大姓吸收到蜀汉的最高统治阶层中去这样两个方面。

统率南中七郡的胇降都督和太守，选用了忠于蜀汉政权并有较高明统治术的南中大姓和流官。如李恢，“闻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恢知璋之必败，先主必成，乃托名郡使，北诣先主，遇于绵竹。先主嘉之”[38]。他一开始就效忠于蜀汉，且得到信任，诸葛亮南征，李恢独当一面，“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兼任建宁太守。又如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阎宇为胇降都督时，霍弋任参军，后代宇为监军、安南将军。他不仅有“抚和易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39]的政绩，其子霍在亦能“领其兵，和诸姓”。霍家对蜀汉的忠诚也是毫不含糊的。“霍弋闻魏军来，弋欲赴成都，后主以备敌既定，不听。及成都不守，弋素服号哭，不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40]正因为霍弋等忠于蜀汉，在南中又有相当力量，因而蜀汉处于危急时刻，曾经有过退守南中的议论。邓艾已入蜀，“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但谯周上疏说：“或说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适南之计。臣愚以为不安。何者？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41]谯周此番议论，集中反映了当时蜀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同时，也突出暴露了地主阶级歧视少数民族，以致有“夷夏大防”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其实这仅是作为借口，实为投降开路罢了。孙盛论蜀国败亡所说：“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按：巴东领军）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征兵南中，乞师东国，……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42]这是有道理的。直到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守上表曰：‘臣闻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惟难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二。’晋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43]。

除了李恢，霍弋等人外，还有永昌郡督邮，后署云南郡守的吕凯等，也在重用之列。另外，有笼络人心，使南中局势稳定，为蜀汉效力的人如马忠，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胇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及卒，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为之立庙祀，迄今犹在”[44]。这是重用大姓的一个方面，这些大姓可谓同蜀汉一条心，与蜀汉政权共存亡者。

重用大姓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吸收大姓直接进入最高统治阶层。“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45]。派往南中七郡任事的大姓，大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忠于蜀汉，也就是与蜀汉的关系更深一层的。至于调至成都任职的，往往为未经事实证明的，与蜀汉关系比前者则少浅的。这些人到了成都，一旦取得信任后，则得到了高官厚禄，有如行参军偏将军爨习，虎步监孟琰等。重用这些人，对稳定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汉对南中大姓是信任的。章炳麟言：“中丞威慑百僚，乃以夷叟为之者，以其无族姻远朋党也。尧不能去四凶，必待妫之鳏，犹是也。”[46]又方国瑜论曰：“孟获为建宁郡大姓，非夷叟，在南中为夷汉所服，是南中俊杰，任为御史中丞，乃笼络南中人士，不使留在本乡。”[47]这确实是调虎离山之计。

还有另一种情况的大姓，则另有处置，南中平定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48]。被徙后的情况不获知，唯推测仍为蜀汉所用。

蜀汉充分利用大姓的武装，它“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按：此句据张本），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雷（按：原作娄，据方国瑜校改）、爨、孟、董（按：原作量，据方国瑜校改）、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49]。将焦、雍、雷、爨、孟、董、毛、李拥有的部曲万余家征调至蜀，编为五部，任大姓为都尉，于是虽说部曲内部组织未动，然而很顺当地变为蜀汉的常备军，为其所用，并由于“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成了蜀中劲旅。《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载，“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长部曲为大姓”。如此则征调大姓部曲不限于南中一地。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当时部曲的成分有了变化。众所周知，原来南中大姓部曲均为汉族移民组成，数量不太多，活动范围亦很有限。成立南中七郡之后，蜀汉鼓励大姓发展部曲，乃至把民族界限冲破了，即“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当然免不了有“恶者”，而多数当为一般的“夷人”，其中会有“贪货物”的“夷人”，却不会都是如此。还有出现“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的局面，表明夷汉间的民族关系向融合友好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种关系表现在大姓与夷帅间，从起先联合抗蜀，变成了在蜀汉统治下相安，这种关系为两晋的“遑耶”打下了基础。《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与夷为婚（按：原作姓，从廖寅校改）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这是民族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因为这必然促进加深夷汉人民间的融洽之情，所以说出现“夷汉部曲”的作用不能低估。

蜀汉不留兵于南中，却靠大姓夷帅，或被征调至蜀，如“四姓五子”，或留之自镇，如“霍家部曲”，既不留兵，则无两汉时的屯田戍守之举，然而以南中大姓部曲所代替，其实也如同屯军一样，战时编成行伍，发挥其暴力作用，平时则耕田种地，起生产者的作用。这是在边地屯戍政策的一种进步。这里当然有蜀汉贫弱而被迫采取的因素，然而也适应南中实情（社会经济发展比两汉时提高，夷汉和睦民族关系加深等等），所以不能不说这也是边郡制度近于完善的标志之一。

蜀统治南中的另一目的是征发物力，加强力量，实际上也做到了。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50]，“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51]。又“广迁蛮濮，国用用强”[52]。又《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载：“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53]这也为后来人所仿效，所赞赏，如张柬之《奏罢姚州疏》中说：“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以增武备。故《蜀志》称自亮南征之后，国以富饶，甲兵充足。”[54]

通过什么样的办法使南中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蜀中？《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载其所上疏说：“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又《李恢传》所言“赋出叟、濮”，则似取贡赋形式，然既非根据土地面积，也不是按户征收，而可能是以大姓辖区，夷帅住地而取贡纳，这是一种。另外《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载：“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远且险。嶷遣左右赍货币赐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封路为旄牛毗王，遣使将路朝贡。”又张嶷“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屡乞求还，乃征诸成都。民夷恋慕，扶毂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及追寻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随嶷朝贡者百余人”。这是不定额，不定时和不同形式的贡纳。

另据《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载：“时论欲复旧郡（按：越辒郡）。除嶷为越辒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北徼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诸种闻之，多渐降服。”所谓“安土供职”的职守中，当有贡纳之职了。又说：“始嶷以郡郛宇颓坏，更筑小坞。在官三年，徙还故郡，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为何“夷民”莫不致力？毫无疑义，征调劳力，这也是“安土供职”者的义务之一。又说：“定芖、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到定芖，定芖率豪狼岑，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挞而杀之，持尸还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且曰：‘无得妄动，动即殄矣！’种类咸面缚谢过。嶷杀牛飨宴，重申恩信，遂获盐铁，器用周赡。”有关盐铁之利，则“率所领夺取，署长吏”，也就是说用暴力从“夷民”手中夺去，实行官营。

再则通过交换而取得，虽无直接记载，不过从“赍货币赐（狼）路”，以及“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等记录看，说通过交换而获取南中物力，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