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淡攻苦三年勤名列蜀中五少年_郑板桥传

食淡攻苦三年勤　名列蜀中五少年_郑板桥传

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三月，担任四川总督十年之久、颇有政声的吴棠因病开缺（清代官吏因故不能留任，免除其职务，准备另外选人充任），回安徽滁州老家去了。继任者是做了九年山东巡抚、名震朝野的洋务派清流官员丁宝桢。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三十三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自此步入仕途。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任湖南岳州知府，次年调任长沙知府。1863年，四十三岁的他由长沙知府调任山东按察使，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与淮军李鸿章部合力围剿进入山东东部地区的捻军。1868年丁宝桢率兵驰援保卫京城安全，深受慈禧太后器重，数次降旨褒奖。1869年秋，丁宝桢以太监出都门违犯清朝祖制为由，将慈禧太后宠幸的太监安德海斩首正法，轰动朝野，颇为人称道。同年，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并且最早开设天文、地理、算学等课程。光绪元年（1875年），创设山东近代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1876年10月，调任四川总督，到任后即着手整顿吏治，改革都江堰水利设施，创办四川机器局，又改良盐法，岁增帑金百余万。任四川总督十年，励精图治，社会得以安定。他为官做事重大义，知变通，重实效，为政清廉。常捐赠薪俸给困苦者，自身却因生活所需而负债累累，至死不能还清。在中国近代史上，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被誉为“中兴名臣”。

前任四川总督吴棠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曾以望三益斋的名义，刻《杜诗镜铨》和《周赵合校本韩诗外传》；以成都书局的名义，校刻《四史》和《相台五经》。而丁宝桢继任以后，陆续以尊经书院的名义校刻《说文解字注》、《文选》等书，使得蜀中文籍的流播，并没有因吴、丁交卸而中断。丁宝桢到任后，在整肃官场的同时，大兴人文，高度重视尊经书院的建设，在百忙中多次写信力邀湘潭名士王闿运来川主讲尊经书院。

张之洞在廖平入学尊经半年后即离川回京，继任的是谭宗浚。谭宗浚，字叔裕，广东南海人，自幼聪明灵敏，秉承家学，十五岁中举，二十八岁高中榜眼（进士第二名），三十岁就出任正三品的四川学政，真可谓学界俊杰。谭宗浚好蓄书籍，博览群书，尤其喜读唐宋大家诗文，对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等名家文集点勘数遍。谭宗浚上任后，积极配合丁宝桢，继承并发扬了张之洞给尊经书院定下的办学思路和学规。尊经书院因首任山长薛焕病逝而空缺，但在丁宝桢幕僚、著名学者缪荃孙和江浙学派名儒钱保宣、钱保塘的管理下，学风蔚然。(www.guayunfan.com)丙子（1876年）科试，廖平以《说文》、《诗》句为文，大蒙张之洞矜赏。以优等食廪饩，牌调尊经书院。为着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三年尊经，廖平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写作。为节省官俸膏火（奖学金）补贴家用，廖平省吃俭用。穿土布衣、着土布鞋，浑身土气，但谈吐举止中，才气横溢，令人刮目。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泡菜，米汤泡饭，院中子弟有人戏称他为“廖米汤”。过度勤奋用功加上营养不良，使得二十七八岁的廖平少年白头，面色苍老。廖平本身性格温柔敦厚而又不善言辞，这给了光绪五年来川执掌尊经书院山长的王闿运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他在光绪五年二月十七的日记里写到，“廖生登庭（庭为廷之误）来，久坐，有志习公羊春秋，然拙于言，未知其学如何”。

穿着土气又不善言辞的廖平，当然少有酬应，于是他有更多的时间埋头苦读，如饥似渴地专注训诂考据之学。入学第二年的光绪三年（1877年），总督丁宝桢为促进尊经书院学风务实发展，捐俸刻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供学生阅读学习。廖平凭借着他对《段注说文》的研究功力，被选为该书的校字人，负责卷一至五的文字审核和校对；其余校字人为华阳张孝楷（卷六至十）、绵竹杨锐（卷十一至十三）、仁寿毛瀚丰（卷十四至十五及《六书音韵表》）。廖平的小学功底崭露头角，为将来遍说群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尊经书院中也初次为人所熟知。

廖平入学尊经之初，主讲教习是江浙派名儒海宁钱保塘和嘉兴钱保宣，二钱中钱保塘声誉最著，影响最大。

钱保塘，字铁江，号兰伯，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官宦世家。钱保塘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喜好诗书，但对功名缺乏热情，直到二十七岁时才考取举人，过了九年，三十六岁时才以教谕身份赴四川，主尊经书院教习，潜心于书院教授事宜，颇得总督丁宝桢的欣赏。王闿运任尊经山长后，丁宝桢向朝廷力荐钱保塘，先后做过清溪、定远、大足、什邡等地县令，然而钱保塘心志不在做官上，于是辞官回归故里，开馆办蒙学，教授乡里子弟，余暇时陶醉于诗书与围棋之中。钱氏学问渊博，著述等身，有《清风堂诗钞》、《清风堂文钞》、《春秋疑年录》、《历代名人生卒录》、《钱氏考古录》、《字林考逸》等二十余种著述传世。

钱保宣，字徐山，浙江嘉兴人，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不详。现存清代文献中，有关他的记载不多。只知是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钱仪吉之子，也是著名学者沈曾植的老师。

钱氏学问主要以训诂考据的江浙派朴学为根基，擅长辑佚考据。廖平从学于二钱，“从书院章程治小学、目录、金石、典故，后乃专心治经”。无疑是受二钱影响所致，接受了江浙学派的朴学传统，为以后的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之所以治经，虽与训诂家有小别，而得力之处全在初功。”

在苦读勤思之余，廖平还不辞劳苦地抄书。二钱在史学方志方面也有研究，带来了宋代史学家井研人李心传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眉山王称的《东都事略》二书。廖平读后爱不释手。一方面对史学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出于对乡贤的敬仰，他竟然决定手抄二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二百卷，《东都事略》全书一百三十卷，如此浩繁的长篇巨著，需要多大的恒心和毅力才能全部抄写完成啊？而廖平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这一工作。当王闿运得知这一事实时，一向有些瞧不起廖平的他也赞叹“甚以为难得”，从此对廖平的刻苦勤奋也给予鼓励。

勤学善思，思有所得则著为文章，三年来廖平写出了《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五代疆域论》、《两汉驭匈奴论》、《荥陂既猪解》、《月令毋出九门解》、《士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廛无夫里之布解》等九篇很有见地的考据文章，使得廖平从近二百学子的尊经书院脱颖而出，这九篇文章全部载入光绪五年（1879年）学政谭宗浚选编的《蜀秀集》中。《蜀秀集》从尊经书院约二百学生近千篇作品中遴选357篇，廖平有9篇入选，与绵竹杨锐、汉州张祥龄、仁寿毛瀚丰、宜宾彭毓嵩成为名副其实的“蜀中五少年”。

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张之洞按临眉州，主持眉州院试之余，寻游三苏文踪，恰逢三苏祠修缮竣工，于是登临由他在光绪元年倡议捐建的云屿楼，挥笔写下《登眉州三苏祠云屿楼》，诗曰：“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并在诗下自注云：“仁寿学生毛席（席为瀚之误）丰、绵竹学生杨锐、华阳学生范溶，皆高材生，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注中提到的三人都是尊经书院的首批学生，排在第一位的“毛席丰”应为“毛瀚丰”之误。这首诗中提到的“尊经三高材”就是后来有名的“尊经五少年”的雏形。一年后，廖平等近百名优秀学生入学尊经，使得尊经书院高材云集，遂有“五少年”之称。

“蜀中五少年”最早出自张之洞在光绪三年离川回京的路上写给继任学政谭宗浚的信中：“蜀才甚盛，一经衡鉴，定入网罗。兹姑就素所欣赏者，略举一隅。绵竹杨锐、井研廖登廷、汉州张祥龄、仁寿毛瀚丰和宜宾彭毓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蜀中五少年”这一名词，但他推荐“素所欣赏”的“蜀才”确实只有五人，杨锐排第一，廖平排第二。

经过尊经书院两年的培养，到光绪四年，谭宗浚到任一年半时，又有一批蜀中才俊脱颖而出，谭宗浚不无骄傲与欣慰地写下了《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并序》。他在诗序中说：

余甫至蜀，张香涛前辈（之洞）语余云，蜀才甚盛，当以五少年为最，谓绵竹杨锐、井研廖登廷、汉州张祥龄、仁寿毛瀚丰、宜宾彭毓嵩也。嗣余校阅，所及又得十一人，因仿古人八仙九友之例，为《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其有绩学能文而年过三十者，均不在此。数凡诸生所作文字，具见余近刻《蜀秀集》中。

这是最早提出“蜀中五少年”，而且明确了入选的标准：绩学能文且年不过三十。谭宗浚的叙述符合张之洞的书信，是可信的。“蜀中五少年”中，绵竹杨锐、汉州张祥龄都是家境富庶的翩翩少年，仁寿毛瀚丰也是贵公子，而其貌不扬的寒畯书生廖平能厕身其间，也是颇令师友们刮目相看的。

《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曰：

宏农博赡谁与侔，手披七略函九流。　房星降精骋靴骝，蹴踏要到昆仑畴。（绵竹杨锐，字叔峤，年二十一）　廖子朴学追服刘，校勘审碻刊谬悠。（井研廖登廷，字勖斋，年二十七）　森森腕底攒戈矛，张生烂烂双电眸。（汉州张祥龄，字子馥，年二十二）　曹仓杜库一览收，读书欲偏秦与周。（成都周道洽，字润民，年二十六）　崭然笔力回迈牛，小毛词翰扬马俦。　如驾青翰凌沧洲，珊瑙炫耀珠矶浮。（仁寿毛瀚丰，字鹤西，年二十七）　范君渊雅文藻忧，长离宛宛升云游（华阳范溶，字玉宝，年二十三）　鹑觚之孙内衍修，笃志坟典兼索邱。（华阳傅世洵，字仲戡，年二十三）　问事不休贾长头，邱郎静谧勤咿嚘。（宜宾邱晋成，字芸蕃，年三十）文学穰穰囷仓稠，老篯词笔雄九州。（宜宾彭毓嵩，字篯生，年二十七）　字里隐跃腾蛟蚪，乐安傲骨轻王侯。　神峰峻立恨少遒，稍加淬炼成纯钩。（忠州任国铨，字篆甫，年二十三）　短宋词笔工雕搜，华熳五色垂旌斿。（富顺宋育仁，字云岩，年十九）　南丰诗卷清而浏，独鹤矫矫鸣霜秋。（成都曾培，字笃斋，年二十六）　清河才调万斛舟，余事笔札追鹄繇。（嘉定张肇文，字梓亭，年二十七）　延陵门内交唱酬，如彼荣郁兼谈彪。（犍为吴昌基，字圣俞，年二十二，从父廷佐廷传廷俊亦均有词藻）　振髻词囿扶轮辀，东吴文学春华抽。（成都顾印愚，字华园，年二十一）　若琢瑚簋铿琳璆，戴侯嗜古剧珍馐。（江津戴孟恂，字搏挚，年二十八）　翩翩下笔难自休，看汝追逐登凤楼。

在这首歌行体诗中，杨锐、廖平、张祥龄依然排在前三位，成都周道洽排在了第四位，仁寿毛瀚丰排在了第五位，嘉定张肇文排在第六位，华阳范溶和傅世洵排在了第七和第八位，而彭毓嵩却排到了第十位上。“蜀中五少年”在《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中顺序的变化，从侧面反映了一年来他们在尊经书院学习状况的变化。

排在首位的杨锐（1857～1898），字叔峤，出身在四川绵竹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接受父兄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时代即开始显露头角。同治十三年（甲戌）和廖平同年参加院试，试卷文章深受张之洞赞赏，张之洞甚至将他和他哥哥杨聪二人比喻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杨锐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情商也很高，人见人爱，所以张之洞离任回京都不忘将他推荐给谭宗浚。谭宗浚也很欣赏杨锐才气，在《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开篇即以四句诗来描述他。“宏农博赡谁与侔，手披七略函九流。房星降精骋靴骝，蹴踏要到昆仑畴。”说他是天上星宿下凡，而且将来要“蹴踏昆仑畴”，这首写于光绪四年的诗歌，一语成谶，二十年后，杨锐果真“蹴踏昆仑畴”，但却身死菜市口！

杨锐在尊经书院时，主要以诗文清新而著称，而廖平埋首小学经学，因此和廖平的交往不多，关系也很一般的。只是因为张之洞既器重杨锐的才气，又非常欣赏廖平的学问，杨锐离开尊经入张之洞幕府后与廖平的关系才有了比尊经更密切的进步。实际上，杨锐在尊经书院的地位也有一个明显的滑落过程。

杨锐擅长辞章，是尊经书院公认的高材生，在张之洞、谭宗浚时代很受重视。但是科场考试却不顺利，随着张之洞谭宗浚的离去，杨锐在尊经书院的地位也迅速滑落。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四川乡试之后，山长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九月八日中记载：“共中正榜廿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决可望者，其学使所赏及自负能文者，果皆不中。”所谓“学使所赏者”，当指杨锐。从王闿运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地读出王闿运对杨锐的不认同和不屑。失意的杨锐，很快就离开了尊经书院，加入到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的幕府，在任幕僚期间以其才华卓越与品格高尚而深受张之洞的器重，成为其重要幕僚。但直到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才在顺天（北京京城地区）乡试中考中举人。杨锐在科场上虽然大大落后于尊经书院中同时期的其他几个知名人物，如廖平、张祥龄、宋育仁等人，但他又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以张之洞亲信的身份东山再起，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成为名震京城的“四章京”之首。而康有为当时不过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一个六品官，梁启超仅仅是一个办理译书局的事务官。然而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最终不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皇帝被囚，慈禧“临朝训政”，四章京和杨深秀、康广仁最后在政变中杀身成仁，这不仅是王闿运等人始料不及，就连廖平也在多年以后回忆自己己丑会试复试遭遇磨勘犯忌时仍心有余悸地说“此次不犯磨勘，可入翰林，使竟入翰林，则戊戌政变，或将因杨叔峤而遣戍也”（遣戍，放逐罪人至边地、军台戍守）。不过，戊戌变法失败，杨锐身首异处，廖平在资州知州凤全的筵席上听到这个噩耗时，俯首伏案，悲不自胜，痛哭失声，毕竟多年的尊经同窗，曾经的“蜀中五少年”啊。

五少年中，与廖平关系最要好的是张祥龄，以及张祥龄的妻弟曾光岷。张祥龄（1853～1903），字子馥（子宓），一作子芾，号芝馥，四川汉州（今广汉）新平人。光绪元年（1875年）选入成都尊经书院读书，是尊经书院第一批入学的优秀学子。张祥龄工诗词，喜经学训诂，尤以词成就较高，是近代蜀词的代表人物之一。入学尊经后，以诗词闻名成都，与时任四川布政使的易顺鼎等人结社作诗，由此而认识了华阳才女曾彦并结为夫妻。张之洞评价张祥龄非常中肯，说他“敏悟有志，好古不俗，文辞秀发，独嗜经学、小学，笃信古学，不为俗说所惑”。（《致谭叔裕》，《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133页）在经学、小学和古学这些方面与廖平志同道合。在尊经书院的学习生活中，张祥龄夫妇与廖平关系交好，廖平虽然不擅长诗词，但在训诂考据与经学方面和张祥龄砥砺进步。

张祥龄妻子曾彦（1857～1890），字季硕，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其父亲曾咏，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三甲第二十三名进士，官户部司官，后任江西吉安知府，与曾国荃交好；其母左锡嘉，字冰如，出身名门，是二品荫生、安徽凤颖同知左昂的六女儿，博学多才，尤善诗词，留有《锡嘉诗集》、《锡嘉词集》，子女中最有名是次女曾懿、五女曾彦和三子曾光岷。

曾彦的姐姐曾懿（1852～1927），湖南按察使袁学昌之妻，幼有才名，诗书画皆擅长，而且对医理、烹饪也有较高的造诣，著有《古欢室诗词集》及医书等留世，后入《清史稿》列女传。弟弟曾光岷，字蜀章，与廖平、张祥龄同学尊经书院，和廖平同在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科考中贡士，廖平复试被罚停殿试，而曾光岷殿试考中二甲第124名进士，官刑部主事，是一个很有思想见解的正直官员。中国当时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如何“驭夷”，众说纷纭，冯桂芬上疏《善驭夷议》提出了“以诚信结之”的“驭夷”政策，时任刑部主事的曾光岷对《善驭夷议》批道：“此条言驭夷之道，以泯猜嫌、布诚信为主，然此系调停缓兵之说，非长驾远驭之道也。臣查西人以兵立国，公法无凭，条约难恃，有法不感，有威乃畏。……今我国未能以兵自强，而以诚信结之，臣知其必不能也。所欲即与，有求即应，怀柔示之而不我德，无端而搜寻旧隙矣，无端而非礼苛责矣，欲壑难偿，地利有尽，自古无调停而能有国者。……臣故曰：驭夷之道，莫如强兵。”曾光岷的这种主张对付“以兵立国”、“欲壑难偿”的帝国主义，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的言论，比起那些赞赏冯桂芬以“诚信”为“驭夷之道”的迂腐之见，岂止是胜过一筹。

曾彦幼承母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皆通。书法尤善篆隶，时人视之与邓石如比肩。画尤纤丽，深得其家法。弹丝剪葫（刺绣），无不精妙。五言之作，造诣尤高。与张祥龄结婚后，同入尊经书院向王闿运学诗，与著名学者俞樾是忘年好友。留有遗著《桐凤集》（去世次年受经堂（张祥龄的书室名）校刊，王闿运作序）、《虔共室词稿》（去世次年受经堂刊刻，曲园居士俞樾作序）、《妇典》（30卷）。

张祥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利。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被选为拔贡。同年，四川布政使易佩绅调任苏州，邀请张祥龄夫妇同往。在尊经书院，张祥龄是“孝达（张之洞）高弟子”，同时非常推崇钱保塘师，所以不被王闿运所欣赏，加上书院学生派系矛盾也日趋严重，张祥龄夫妇决定跟随易佩绅寓居苏州，住在鹊桥畔附近。此间，张祥龄和名流郑叔问、易实甫等人并结词社，联句唱酬。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祥龄应乡试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三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廖平进京参加会试后，与张祥龄夫妇一起去天津拜访王闿运，又同张祥龄夫妇南下苏州，在曾彦的引荐下拜访了俞樾老先生。光绪十六年十月，曾彦病逝，廖平亲自撰写了《清诰封朝议大夫张君曾恭人墓志铭》，可见他们的交情至深。

在尊经书院时，尤其是光绪五年王闿运任山长后，廖平与张祥龄及曾光岷、杨桢等同住内院（内院即上舍，尊经书院根据考课等级确定的住院生等级，最优为上舍，每月膏火8两银子，其次为内舍每月膏火4两银子，末等为外舍，每月2两膏火银子，也称为内院、外院和院外），几位挚友常常讨论学业，遇有不决，同入内间找老师王闿运请教，常常是“同话诗文，至亥正散”。读书之用心，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