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的印度教育思想

密尔的印度教育思想

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密尔父子接管负责起草关于印度教育的函件。之所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因为当时的印度成了一个试验场。传教士、牧师、军人、官员和印度人都卷入印度教育的洪流中来。教学媒介、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的实验被进行；教科书被编写并开始了女童教育。到1823年时，传教士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都开始相信：在这个民族（印度）的条件得到改善之前，印度人民的心灵首先通过西方知识得到启发。他们转向高等教育而不是基础教育，作为最便宜、最有效的办法。然而，大多数传教士和官员认为，印度人起初不会轻易接受西方文化知识，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知识学问没用，或者因为担心西方文化威胁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必须借用印度语言作为幌子，而印度的古典方言（梵语）是最适当的，尽可能把西方文化“嫁接”到印度的科学和文学之上。[1]

密尔印度教育的思想体现在他起草的一些发往印度的教育函件中，尤其是1836年，为了反驳麦考利的《印度教育备忘录》和总督本廷克的《印度教育决议案》，密尔起草了一份印度教育函件，题为《乡土教育的新变化》，全面阐述了密尔本人的印度教育思想。密尔起草的这个函件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批准，1836年10月提交东印度公司管理局（Board of Control）。不幸的是被管理局主席霍布豪斯（Hobhouse）所否决。其实，在此之前，密尔也起草过一些有关英属印度教育的函件，但那时因为身处父亲詹姆斯•密尔的监督管理之下，函件内容多为照本宣科重复父亲老密尔的思想而已。密尔的早期英属印度教育函件更多反映了功利主义者专注于“有用的”西方知识，反对“无用的”东方知识。但是到了183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父亲老密尔正在经受肺结核病痛的折磨，已经离开了东印度公司总部——印度大厦，密尔可以有更多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空间。

在论述密尔的印度教育观之前，让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詹姆斯•密尔（老密尔）关于印度教育的思想观点。

老密尔在其《英属印度史》早就给出了功利主义者对印度古老文化传统的偏执观点：停滞（static）、退化（degraded）和没有进取心的（unenterprising）；印度是没有希望了，除非灌输（infusion）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

因此，在1824年，老密尔起草的一份印度教育函件中，他认为，为了复兴印度学识而在印度雇佣教师或传授西方科学是一件比浪费时间更糟糕的事，他的这些极端偏见的观点基本与其在《英属印度史》中表达的观点一致。在这个函件中，他强烈反对在印度建立的梵语和阿拉伯语教育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只是单纯传授印度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文学。应当说，老密尔实际上是在反对新梵文学院的形成。尽管他诋毁印度古老的文化知识，但在这个函件中他还是承认印度的语言媒介（梵语）和穆斯林语言媒介（阿拉伯语），有可能成为向印度人民传播“有用”西方文化知识的有效方法。至于那些早已成立的学院，他认为可以继续办下去，但是他特别提醒说，任何教育的改革速度都不要过于疾风骤雨，必须要考虑到印度人自身的感受。应当说，这个警告还是非常中肯有见地的。(www.guayunfan.com)应当说，老密尔解决印度问题的方案是机械论式的观点：建立健全税收和司法制度，由此产生安全与繁荣，从而在广大印度人民的习惯和情感中导致一场革命。这种机械论的观点，表明他还没有考虑到印度的社会结构和语言习俗。尽管蔑视印度文明取得的进步，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对于那些在印度宗教和文明中有很多被发现不一致的东西、对于那些研究印度宗教和文明的学者来说，印度文化中存在大量令人佩服的东西。传教士威廉•沃德（William Ward）曾这样写道：“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将会承认古代印度悠久历史文化享有的盛誉。在印度文化中几乎都能发现每一个科学的踪迹，对印度哲学法律书籍研究得越多，研究者就会愈加佩服这些名著的作者，这些印度最有学问的和思想深刻的著作，相比任何同一时期其他国家蓬勃发展的著作来说，所有人的结论都将是支持印度文化。”[2]

公共教育委员会对老密尔1824年的教育函件反应强烈，委员会指出：新的梵文学院已经被两个学院所取代，最初目标是公然地保护和鼓励印度学识；印度有学问的阶级和没学问的阶层，通常都不尊重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对于英语教学的需求，大多来自那些急于寻找就业机会的印度人，而这些印度人并非出于对西方知识的渴望。公共教育委员会警告说，任何西方知识优越感的想法或实践，都将会疏远印度精通文学的阶级，这些阶层通常被作为确保更广泛的印度人民状况改良的最好手段。公共教育委员会对老密尔鄙视东方科学价值的观点表示质疑。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用印度自己的体系以及我们的制度证明印度人民的合格。最后，公共教育委员会指出，印度人有权学习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3]

下面来分析讨论密尔的印度教育思想。

密尔本人最早的印度教育函件写于1825年，当时他只有十九岁，这份教育函件是发往印度孟买的。在这个教育函件中，密尔似乎遵循了他父亲老密尔的观点，即热切希望看到英语学校的成立和藐视印度的文学作品。密尔也似乎支持把基础教育作为印度殖民政府支持的重点，因为这是功利主义者一贯的观点。

在1827年密尔起草的另一份致印度的教育函件中，隐约有“东方学派”的特点，这似乎公然违背老密尔1824年教育函件的精神。这份教育公函的起草背景是，当时密尔是为了回应一封来自哈灵顿（Harington）和公共教育委员会贝利（Bayly）的信件，信中哈灵顿和贝利认为，应给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学习以应有的财政资助份额，欧洲的科学文化知识应逐步被引进到印度，但是东方印度自己的本地语言应该首先被教授。[4]

此后几年间，密尔又起草了几个教育函件，支持把功利原则作为指导西方思想在印度传播的评价标准。这时期的密尔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尊重印度当地教育的政策是明确的。1830年，密尔起草了关于印度马德拉斯当地教育的函件，内容大致是呼吁印度殖民政府重视英国政府对培养印度当地人实体的关注。如果这些印度人被证明是合格的，通过他们的习惯和要求，可以在印度殖民政府中拥有较高职位。[5]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了避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工作的职员的不法行为，通常在他们被派往印度工作之前，在英国国内都要签署一个契约，保证廉洁自律、奉公守法，不接受贿赂以及不会为了自身利益从事经商活动。不过，这个制度只针对在印度工作的英国人或其他欧洲人。从事较低职位的印度当地人，不用遵守这项公约。这倒不是说印度人的诚信度比英国人或欧洲人高，而是因为通常印度人的职位太低，以权谋私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密尔一直认为印度人不能胜任更高职位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印度人的诚信度表示怀疑。密尔认为，为了印度的繁荣，高级职位向印度当地人开放是对的，但必须证明他们的能力，尤其是待聘印度人的信誉足以胜任这些职位。因此，长久以来，在孟加拉和阿格拉省，印度当地人大多被任命为副收税员。[6]

此外，密尔还同意在印度阿格拉（Agra）的新大学中，公共事务的语言应优先考虑印地语和波斯语；然后教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学，英语也应当被传授，但密尔认为，目前必须要考虑的是：什么是当地文学中“最有用的”？尽可能把它从那些无用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密尔的这种观点明显不同于上述他父亲1824年的教育函件。在那个函件中，老密尔警告说，任何涉及印度教育变革的措施，应充分考虑到现存的印度人的情感，因而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行。密尔支持印度殖民政府对教育工作者发放津贴的做法，因为很多潜在的学者是如此贫困，以至于他们不能没有一些最低生活保障。[7]因为印度殖民政府的教育拨款有限，密尔希望这部分津贴可以被逐步取消。鉴于印度殖民政府潜在的公职人员将来自这些阶级，因此，孟加拉政府被要求支持印度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向印度所有阶级提供基础教育。这一观点明显不同于密尔早期的观点。当然，这是以往任何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宗旨。这个教育函件是如此不同于老密尔表达的观点，以至于人们想知道它背后的影响。密尔是不是受到了办公室其他同事观点的影响？还是被“东方学派”的论据说服了？浸礼会（Baptist）教育家约书亚•马什曼（Joshua Marshman）起到了什么作用？因为1827年马什曼拜访了密尔家族，并且他们之间有一个关于印度教育和宗教问题的长谈。而浸礼会对印度教育的观点是：集中精力关注印度高等教育和把欧洲文化“嫁接”（engraft）到传统的印度知识学问中去，通过印度精英阶层将他们的知识过滤（filter）向下传播给印度广大的普通民众。[8]

1828年密尔晋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助理检查官，他对教育的观点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改变。密尔对英属印度教育的新立场是，认为基础教育在印度是次要的。密尔认为，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入门知识已经通过印度当地学校普遍地传播给更多的印度人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不断督促其官员收缩印度基础教育财政补贴。密尔支持为教师设立一个辖区学校的计划。1830年，密尔严厉批评印度马德拉斯政府未能提供更多高等知识的课程。密尔重申，他认为提高人民道德和智力状况，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印度上流社会（有闲阶级）的教育，自然而然地影响他们印度同胞的心灵。通过在这些阶级中间提高教学水平标准，密尔认为，在社会想法和感情中，最终会产生更大和更有益的变化，比可以希望通过直接作用于印度人口庞大的阶层产生的要多。密尔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殖民地印度现有基础教育未能传播“有用知识”，或提供适当公职人员。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向印度普通百姓提高基础教育经济成本代价昂贵，因为印度人口基数太大，东印度公司印度殖民政府根本没有那么多财政拨款。[9]

尽管密尔接受了在东方文化的学习中需要指导的观点，赞成通过这些高等教育机构，把英语、文学和科学作为传播有用知识的最佳途径，但是，密尔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对优秀公务员的需要。密尔认为，东印度公司应鼓励高等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一个印度当地人的机构，通过他们的习惯和学识，证明他们有资格得到更大的财政补贴份额，并在印度本国的民事管理中获得高级职位。这项声明，是对他1827年印度教育函件声明更完善的表达。像蒙罗、埃尔芬斯通、梅特卡夫和马尔科姆，他们参与了威廉堡（William Fort）大学的建立，他们在印度都有很长的生活经历。一段时间以来，这些人一直主张，印度人应当在他们国家的政府中发挥更大作用。他们认为，印度应该基于它自己的政治体制来管理，政治情绪和印度的忠诚必须始终被考虑。例如，蒙罗认为，把印度人排除在更高岗位和公共事务管理之外的行为，势必降低印度人对社会关注的兴趣，导致他们性格的堕落。[10]马尔科姆1828年写道，他认为传播英式教育给印度人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它提供了一个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印度人可以与英国每一个管理机构发生联系。他认为，这对于经济、进步及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马尔科姆认为没必要教给印度人英语，尽管他承认英文作品的翻译是必要的。[11]

与此同时，密尔又写了一封很长的教育函件发往印度的孟加拉，回复对德里和贝拿勒斯新学院的质疑，这使他能够进一步阐述他正在变化的观点。他指导孟加拉政府对当地印度人学习英语给予鼓励，给予他们金钱上的或者政府能够承担的慷慨援助。不过，这种强调利用英语传播“有用”西方知识的重要性，无损密尔对印度语言媒介重要性的信念。密尔警告东印度公司公共教育委员会，要高度重视在印度当地人中间，通过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编写的书籍和口头指导的媒介来传播“有用”知识。虽然毫无疑问密尔在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印度的当地语言，他的1827年印度教育函件支持东方印度的文化学识表明，梵语、阿拉伯语、波斯语都包括在内。为了减少争议，避免英语学派—东方学派之争，把梵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称之为“东方的”“自己的语言”，而英语则被冠之以“外语”的称呼。[12]

密尔在其教育函件中还讨论过英属印度法官培训的问题。公共教育委员会曾建议英语应成为公共事务语言，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激励，少数印度人懒得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知识与文明。但是，密尔表达了他对使用英语的怀疑，认为把印度当地语言作为司法程序中的语言会更好。密尔指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这对印度法官来说更容易，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去学英语。况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不可能指望印度贫困群众去学习英语。尽管密尔不反对公共教育委员会的附加想法，即英语应当成为政治谈判的语言，这样在谈判中就不会出现过分依赖第三方（翻译者）的解释，因为翻译者的语言水平有可能影响到谈判。[13]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觉察到蒙罗、马尔科姆和埃尔芬斯对密尔观点的影响。

研究密尔对印度土邦的政策，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印度教育的态度。扎斯特匹欧研究了密尔如何开始相信，有一种强烈的需要，就是把印度的舆论争取到英国统治者一边——创造威廉•卓别林（William Chaplin，蒙罗的助手）所谓的“舆论帝国”，这样做是为了让印度人远离他们的某些陋习。[14]密尔与印度土邦交往的经历教会了他，通过依靠印度现有的政治结构就可以最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密尔的解决土邦问题的思路像他的教育观点一样，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印度的改善（Improvement）最好是通过“嫁接”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把英国的文化“嫁接”到印度古老传统的习俗与制度中。印度传统的精英，一旦头脑中充满了西方人的思想，将会把它们传播给普通印度人民。密尔希望争取印度公众舆论的认同，这种方式不是他的发明。因为早期印度殖民官员早已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坚持的政策之一。希尔克指出，如何调解和谨慎对待印度现有社会架构和教育机构，从一开始就使得密尔的印度教育政策具有了这个特点。[15]

密尔非常急切地希望，在印度的教育改革中，应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印度人担心他们的宗教受到了冒犯的行为或措施。在一份1826年印度政府支持一个团体在加尔各答设立女性乡土教育问题的函件中，密尔重申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理事会确保印度人民自由、不受干扰地开展和享受他们自己宗教的原则，对于企图让当地人改宗基督教的行为，英国和英属印度殖民政府避免给予支持。在这里，密尔是在依循东印度公司一个历史悠久的原则，这一原则已被明确写入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法案》中，也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印度人民有一个“契约”（compact），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殖民政府维护印度人民的宗教习俗已成为一个原则，这一原则将继续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行事的基础。[16]

1832年10月密尔感叹道，用印度当地语言编写的合适教科书太少，并再次强调使用印度本土语言教学的重要性。在密尔看来，印度当地的语言包括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1834年，我们看到密尔的观点进一步发生改变。首先是密尔担心学院（Vidyalaya）突然失去学生，那里的学费给了殖民政府一个破坏印度人宗教感情的手段。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孟加拉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酝酿期。总督本廷克勋爵1828年颁布法令取消印度寡妇殉葬的陋习，加之英国传教活动的增加，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间加剧了紧张气氛。这一时期，由于印度人的排斥，一些基督教教会学校被迫取消。东印度公司公共教育委员会发现，把英语作为必修语言引入印度传统宗教学校是不可能的。一些保守的印度人担心西方的各种教育实验会削弱正统的印度教，因此，希望把教育置于印度人自己的掌控之下。[17]

针对这种情况，密尔的反应是，劝诫印度孟加拉政府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印度人警觉的行为，即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打算干预他们的宗教。密尔认为，如果印度人的这种错觉是普遍的和强烈的，那么东印度公司政府为印度当地人的更好教育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在同一份印度教育函件中，密尔支持在胡戈里（Hugli）成立一所新的穆斯林学院，在这所新学院里，除了教授欧洲科学和英语外，普通的伊斯兰教育的科目也将被学习。密尔接着建议，传播英语知识最有效的模式，也是最不容易引起印度人警觉的方式是让那些在神学院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人自己建立学校。这个印度教育函件的第二个关注点是钱的问题。密尔不想把超出财政状况所能承受的有限开支用于教育，希望东印度公司公共教育委员会通过各种措施筹集相应资金。密尔希望英属印度的教育改革应当是，在这一步没有成功之前，不要采取新的步骤，教育的提升要逐步推进。密尔建议，应当鼓励印度人自己建立教育机构，这样既可以降低印度殖民政府的教育成本，又不会引起印度人的警觉，风险也可以降到最低。[18]

以上所论，均为总督本廷克《印度教育决议案》出炉之前，密尔对印度教育问题的一些观点，现在重点来分析一下密尔反对本廷克印度教育政策的问题。

如上所述，为了反驳麦考利的《印度教育备忘录》和总督本廷克的《印度教育决议案》，1836年密尔起草了一份印度教育函件，题为《乡土教育的新变化》，全面阐述了他自己的印度教育思想。

在这个函件中，密尔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前在印度的教育体制一直运作良好，如果需要改变它，应该逐步地引入，必须事先征求英王国政府的意见并得到批准，否则印度教育政策的突然改变易于引起宗教仇视，正如以前实际上曾发生过的那样。同时，密尔表示，指望一个民族精神修养的主要部分可以通过外国语言媒介来得到提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通过印度当地语言，教育才可以在印度这个民族中间得到传播，但印度当地语言只能被提供给以为此目的那些印度人。密尔所希望做的是，利用英国的资助来培养懂英语的印度教师群体，在印度培养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熟悉欧洲文学进步的想法和感受，同时愿意把他们学到的这些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在他们印度同胞中间进行传播。

密尔特别指出，那些研究英语只是为了找到好工作的印度人，将永远无法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知识。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区现在就有许多精通英语的印度人，但是他们不具有英国人对待文学的品位，没有参与英国人的感情，没有英国人对待原则的印象。这些话显然都是密尔引自麦考利的名言。

密尔还表达了在印度造就一个亲英阶层的必要性，让这些人充当英国统治者与数以百万计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臣民之间的翻译员。密尔始终认为，西方思想唯一可能的翻译员是那些有学问的印度阶级，因此必须支付教育津贴给他们。如果印度殖民政府不再承担对这个印度阶层的资金支持，那么这个阶层要么灭绝，要么对英国殖民统治心存敌意。密尔认为，印度政府应当拨付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印度文化的教育以及英语教育，两者并举，而不是现在的厚此薄彼。[19]应当说，密尔的这一建议草案接近1839年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德里备忘录》的结论（见上节）。

通过考察密尔1836年这个印度教育函件的内容，不难发现，密尔强烈反对本廷克1835年的决议，原因大概有二：首先，密尔认为，本廷克的决议与以前政府的政策大相径庭，密尔强调东方文化的价值和印度人对他们宗教习俗的依恋。正如他以前的印度教育函件一样，密尔重申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坚持的政策。在密尔看来，东印度公司政府在涉及印度宗教方面的政策时，必须使印度人民相信，东印度公司的政策是一贯的、稳定的、值得信赖的，这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很重要。密尔还列举了很多反面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数千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联合签名请愿书，反对取消宗教学校和梵文学院。密尔指出，东印度公司以前的教育政策运作良好，印度人对英语的渴望与日俱增，他们希望把英语作为就业的通行证。不过，密尔认为，这样的人不适合做教师，他们的教育费用应当由他们自己承担。密尔始终对印度梵文和穆斯林语言媒介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并多次重申，期望一个民族精神培育的主要部分通过外国语言的媒介就可以发生，那简直是痴心妄想。[20]

学者塞尔金夫妇（Gerald Sirkin and Natalie Robinson Sirkin）认为，密尔的这些印度教育观点来自霍勒斯•海曼•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在《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上的文章，威尔逊的这篇文章与密尔在1836年10月函件中的论述非常相似。密尔认为，古典语言和法律的研究，应继续为印度当地语言的最终完善和正当的司法管理服务。应该向印度教师传授英语。至于英语引入印度教育的程度，地方委员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考虑到印度殖民政府财政开支问题，密尔反对在印度兴办初级英语学校，他认为，印度殖民政府应支持英语文学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科学研究。密尔还认为，英属印度现行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应继续下去，因为许多印度高等院校还比较贫困，奖学金是必要的。把西方“有用”的知识传播到印度人民中间，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印度当地有学问的传统精英。密尔认为这个传统的印度精英阶层值得英国人期待，可以让这个阶层的印度人编写课本和作为翻译，借此把欧洲一般知识和感情在印度人民中间广泛传播。密尔认为，有必要在印度人中间培养翻译人员，这些人应当对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学和英语语言文学都相当熟悉。密尔赞同东方主义学者普林赛普的观点。最后，密尔认为政府对东方文化典籍的印刷和翻译应该继续支持下去。密尔还表示，政府每年应拨款六千卢比给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以便他们能够印刷东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典籍。[21]

从以上那些密尔起草的印度教育函件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密尔就强调印度当地语言的重要性。同样，几乎每个印度教育函件密尔都强调，任何变革必须逐步地、循序渐进地来推行，而且在稳步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印度当地人的宗教感情。不过，密尔相信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教育津贴补助是必要的。早在1826年，密尔表示他偏爱支持高等教育，然后通过印度有学问的阶级依次向下，经“过滤”后把西方的文化传播给印度广大人民。密尔同意在阿格拉的学院教授东方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是印度的法庭语言，也支持在印度胡戈里新学院教授伊斯兰文化。但是，密尔的欧洲知识和科学优越于东方的观点从未发生过改变。然而，多年来，密尔已经得出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把西方知识介绍给印度人民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远非他当初设想的那样。就像父亲老密尔一样，最初设想采取疾风骤雨式改革来提升印度教育，现实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得改弦更张。在密尔看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英语传播给印度人民，这取决于印度当地有学问的阶级和那些需要英语来就业的印度人。密尔1830年表达的看法（即英语不应成为印度公共事务的语言）被有效地接受，换句话说，英语在印度不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密尔还认为，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应被允许进入几乎所有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政府的管理岗位中（这是他父亲老密尔所鄙视的一个观点）。到了19世纪30年代，密尔回避他父亲蔑视印度机构的观点，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任何变革都应当被嫁接到印度文化之上。[22]

许多因素促成了密尔1836年教育函件中表达的思想。

首先密尔处理与印度各土邦王公关系的经历，证实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的不稳定，以及印度人，尤其是穆斯林信众，最反感的是任何可能被视为威胁到他们宗教信仰的行为。渴望英语教育的呼声来自人数相对较少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密尔认为，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延续，最终取决于印度人民的忠诚，保持他们的忠诚、他们的机构和尽可能保留他们的风俗习惯很重要。

其次，关键和主导因素是经费问题。本廷克抵达印度是带着这样的指示，即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自负盈亏，否则公司就要冒着被英国议会取消的危险，密尔也被告知相同的东西。[23]为了节省教育开支，雇用印度人比雇用欧洲人便宜。但前提是被雇佣的印度人要受过良好教育，并且人品正直。因为密尔和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人一样，对印度人的诚信始终表示怀疑。传教士和福音派基础教育实验的失败表明，那不是传播西方文化知识的最有效方法。要想在印度千百万普通百姓中间传播西方的文学和科学，可行的途径应当是把西方学问“嫁接”到印度当地有学问阶级的学习中去。美国学者林恩•扎斯托普表达了密尔如何重视印度古典教育的观点，密尔希望摆脱边沁和父亲老密尔冷酷的功利主义，他从浪漫主义那里学到的重视情感的观点，和国内其他智力（intellectual）思想的影响，使密尔感到有必要在殖民地印度实践这些观点。[24]

密尔1836年的这个印度教育函件，虽然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法院主席和副主席的支持，1836年10月提交东印度公司管理局（Board of Control），却遭到管理局主席约翰•霍布豪斯（John Hobhouse）极力反对，密尔的这个印度教育草案被束之高阁，直到伍德爵士引用它为止。[25]如前文所述，事实上，现在大家公认的，印度现代教育体系始于著名的1854年《伍德教育函件》，查尔斯•伍德爵士曾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局主席。《伍德教育函件》被现在的印度学者誉为印度教育的“大宪章”[26]。事实上，《伍德教育函件》的内容大多是来自1836年密尔起草的这个《乡土教育的新变化》的印度教育函件。

尽管如此，平心而论，密尔解决英属印度教育问题的观点，大多不具有原创性，因为这些观点在印度已存在了许多年。在密尔起草他这个著名的1836年印度教育函件之前，如前所述，威尔逊已经在《亚洲杂志》上表达了“东方学派”长期持有的观点，因此，威尔逊通常被认为是东方主义学派的主要背后驱动力之一。学者塞尔金夫妇也一直认为威尔逊强烈反对“英语学派”的文章极大地影响了密尔。密尔在他的教育函件中，是回应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印度殖民地政府官员希望看到西方教育在印度被传播的愿望，以及回应具体的东印度公司的需要。在当时印度教育状况的背景下，结合密尔的智力发展和他管理印度各土邦的经历，密尔1836年激烈回应“英语学派”观点的印度教育函件就不令人费解了。

“英语学派”与“东方学派”激烈争论的背后，其实双方的矛盾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由于只有很少的政府财力可被用于教育，因此必须做出选择。“英语学派”和“东方学派”都信奉培养一个小的精英团体的观点，然后通过这些精英向下“渗透”他们的知识。两个学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印度社会中的哪些阶层或人士可以成为这样的精英？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英语可被用来教育这些印度的精英阶层？一方面，“英语学派”希望看到仅仅通过英语的媒介，教育那些潜在的英属印度殖民政府未来的官员。另一方面，东方学家认为，通过传统的有学问的印度阶级，欧洲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最有效地被传播。但是如果欧洲的知识和语言被强加而不是“嫁接”到他们现有的文化之上，那么他们将会被疏远。密尔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取消支持印度东方研究的资金，取而代之支持英语学习，进而疏远这些印度精英。特里维廉和麦考利是极端的“英语学派”，他们的步调显然是不一致的。

总之，密尔不属于“东方学派”和“英语学派”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他只是从功利主义者一贯的“有用性”出发，来阐述自己对印度教育的理解。密尔的印度教育函件反映出，他的印度教育观是在重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曾经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即尽量不改变印度的教育文化体制，保持现状，避免引起印度当地人的警觉与不满。“东方学派”的逻辑信条是：为了有效地统治印度，必须热爱印度；热爱印度，必须与印度的人民沟通；与印度的人民沟通，必须学习印度的语言。[27]在19世纪20年代末以来，这些信条似乎打动了密尔。东方印度的文化学识已成为一个金色的盒子（golden casket），对密尔来说是值得保留下来的，即便他认为，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个金色盒子里装的都是鹅卵石（pebble）和垃圾（trash）。[28]换句话说，古老印度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的美丽外壳还是不要打破它，尽管它包含有太多过时的糟粕。

注释

[1]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55.

[2]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56.

[3]H. Sharp.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I，1781—1839.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920，pp.93-98.

[4]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57.

[5]Abram L. Harris. John Stuart Mill：Servan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4，30（2），p.193.

[6]Abram L. Harris. John Stuart Mill：Servan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4，30（2），p.194.

[7]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57.

[8]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58.

[9]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58.

[10]Lynn Zastoupil. J. S. Mill and India. Victorian Studies ，1988，32（1），p.38.

[11]H. Sharp.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I，1781—1839. 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920，pp.144-145.

[12]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0.

[13]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0.

[14]Lynn Zastoupil. John Stuart Mill and India . 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8.

[15]J. F. Hilliker.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n Education.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1975，27（1），p.104.

[16]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1.

[17]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1.

[18]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2.

[19]K. A. Ballhatchet. The Home Government and Bentinck’s Educational Policy.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51，10（2），pp.226-227.

[20]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4.

[21]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5.

[22]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5.

[23]C. H. Philips（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Lord William Bentinck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xvi.

[24]Lynn Zastoupil. J. S. Mill and Indian Education. Utilitas ，1991，3（1），p.66.

[25]Abram L. Harris. John Stuart Mill：Servan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4，30（2），p.196，footnote 34.

[26]Abram L. Harris. John Stuart Mill：Servan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4，30（2），p.196.

[27]D. Kopf. British Orientalism and the Bengal Renaissance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21.

[28]Martin Moir，Douglas Peers and Lynn Zastoupil（ed.）. J.S.Mill’s Encounter with India .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p.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