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的自由帝国观

密尔的自由帝国观

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9）在其名著《自由主义》（1911）中，把19世纪称为自由主义时代。这时期，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毫无疑问，自由主义在英国发展得最充分也最典型，是被公认为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信条。[1]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当然，还有东方的日本）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走向世界争夺殖民霸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世纪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因此，自由与帝国这两个看似不同的概念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它们总是结合在一起，投射到这个时代的英国人身上，呈现出一种看似矛盾，但却有其合理性的特征。密尔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自然也不例外。传播普世价值的使命感以及由此构建的帝国合法性与自由主义所坚持的个体权利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形成鲜明对比，形成一个悖论。

自由主义理论相信自由、民主等价值具有普遍性；但是，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其实不可避免地处于帝国的图景之中。因此，如果从帝国的角度出发，来考察那个时代英国人的印度观，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英国当时那些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帝国构成了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挑战。密尔父子同时也认为，帝国是一种进行政治和商业统治的合法政体。他们认为帝国的非民主、非代议制度的机制具有合法性，最起码帝国暂时还是必需的，长久来看也能够延续下去。[2]

在论述密尔的自由帝国观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整个英国社会对大英帝国的理解。

由于帝国与殖民通常密不可分，所以自从英国有了殖民地后，便开始出现了“英帝国”一词。一般说来，人民通常把英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称为“第一殖民帝国”，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看作是第一殖民帝国崩溃的标志；美国革命之后在反法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帝国，传统上称为“第二殖民帝国”，它的产生和发展还与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第二殖民帝国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扩大市场和控制原料，而重点则在于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征服与控制。[3]作为第二殖民帝国的中心——印度——为英国的帝国角色成为世界的指路明灯，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18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被英国政府的直接管辖所代替时，人们充满信心地预见到，印度和英国将会拥有一个伟大崭新的未来。[4]

帝国、殖民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术语，既有区别又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必要对它们的概念或定义进行简要的界定。(www.guayunfan.com)通常意义上，人们习惯于把帝国主义（Imperialism）理解为强行干预他人事务或者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虽然有些人说它是一个“道德上破产”的概念，或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帝国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含义，尽管它的用法具有多样性：它往往涉及干预他人的事务、一个欺骗手段或控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实行不需要转移主权，但可能是非正式的，也许是基于贸易或投资；强迫接受或干预可能采取许多形式，变化范围从针对性和出于自私的利用、实行同化、自我扩张和统治到有益托管。因此图尼克认为“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具有弹性的。[5]

《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帝国主义是国家扩大势力和版图的政策、行为和主张，特别是通过直接占领领土或对其他地区进行政治和经济控制来实现。由于帝国主义总是同强权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使用军事力量或采取更为阴险的手段，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对帝国主义应在道义上严加谴责，这个词在国际宣传中也就常常被用来公开指责和诋毁对方的外交政策。”[6]

殖民地（colony），拉丁语写为colonia。在古代罗马，为所征服地区的罗马人定居点。最早的殖民地是守卫海岸的社区，每一社区由大约三百名罗马公民及其眷属组成。[7]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始于1500年前后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自此以后众多欧洲国家发现、征服了世界上的广大区域，进行殖民开拓。它是随欧洲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及诸低地国家的出现而开始的。[8]梅塔在《自由主义与帝国》一书中，认为“帝国”（empire）和“殖民地”从词源学的（philological）角度上讲是可以互换的，他遵循保守主义思想大师埃德蒙•伯克的用法和接受时代的术语或命名法。[9]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把帝国定义为一种关系，正式或非正式的，其中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政治社会有效的政治主权。它可以通过武力来实现，通过政治合作，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的依赖。帝国主义仅仅是这个过程或建立或维持一个帝国的政策。[10]

客观地讲，18世纪的英国并不把印度视为低劣的文明，而是或多或少地视印度为一个平等的文明，尽管相比于英国自己的文明有着巨大的不同。英国文明被置于一个优越水平的观念尚未形成。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进展，在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方面导致总体性的变化，英国对印度的态度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拥有伯克这样如此强大的发言人，但是保守主义的观点（印度社会是一个文明的政体拥有法律、机构和传统，这是几百年努力和经验的成果，和被自然法的迫切需要所指导）开始节节败退。工业革命可被视为英国人对印度态度重大转变背后的主要原因。因此，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和19世纪初，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必须按照印度是相当停滞的传统封建秩序与英国迅速变化的社会之间这个对比来考察。[11]如果说不少英国人曾经对印度的历史与文化表现出真诚的尊重，那么，19世纪中期以后这样的认识已基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印度是个落后的半野蛮国家的认定。此后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密尔的思想在大的方向上与这种观念是相一致的。[1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面对帝国的空前强大与繁荣，傲慢的英吉利民族充满了自满（self-satisfied）与自信（self-confident），坚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在全世界促进文明与进步。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发明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英国人对自由帝国的强烈情感与信念。[13]印度是帝国王冠上的明珠，印裔学者塔潘•雷（Tapan Raychauduri）曾说过：“印度与大英帝国其它殖民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殖民统治的一个大试验场，而且殖民统治在这里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区长期被一个强大和装备精良的政权统治着。”[14]因此，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许多锐意革新的有识之士致力于研究英国怎样使用它的权力统治印度等问题。有人提出了激进的改革计划；有的人要求把印度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有的人督促使用世俗的灵丹妙药，如根据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原则改革印度的法律。贯穿这些争论始终的是对改善印度本身状况的关注：对比维多利亚女王1858年的公告做了表述，以及对英国利益的强烈责任感。在19世纪初期，印度的英国官员喜欢把自己视为一宗大地产的地主。他们的佃户——印度人民的繁荣，与英国这个地主的繁荣息息相关。印度人民物质生活的任何改善都将会给英国带来更多的财税收入，并提高印度人民购买英国商品和供应英国市场的能力。[15]

应当说，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呈现出来的各种英国对印度的不同态度，基本上是帝国意识形态的不同表达。尽管风格与主题各异，这些态度服务于必要的帝国的主要目标。作为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自然而然地成为帝国思想若干冲突意识形态的战场，这些意识形态成长于工业革命过程中，并在许多意义上重叠。思想趋势的力量与实用性（像功利主义和福音派）在印度土地上被试验，阻力来自于那些认为西方道德和制度的实施对印度可能没有多大帮助的人。[16]

上面论述的是19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对大英帝国的认识与理解。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密尔本人的帝国观是如何体现在他的印度言论中的。

众所周知，密尔毕生为英国公民的个人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及移民殖民地的自由而奔走疾呼，是英国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专栏作家约瑟夫•斯托博格（Joseph Stromberg）曾说，密尔注定为英国自由主义而生。[17]自由主义者信奉自由、平等、博爱三位一体价值的普世性，按照常理，密尔应当是反对英国对印度施行专制统治的，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密尔认为自由原则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人不是文明人，而是半野蛮人。为此，密尔在《论自由》中曾经明确指出：

自由原则不适用于未开化民族。密尔将未开化民族比喻为尚不成熟的幼童，需要他人监管。或许无须加以说明，这条教义只应用于能力已达成熟的人类。我们不是在论幼童，或是在论尚在法定成年男女以下的青年。对于尚处在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状态的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行动也须加以防御，正如对外来的伤害须加以防御一样。根据同样理由，对于那种种族自身尚可视为未届成年的社会当中的一些落后状态，我们也可以置诸不论。在自发的进步途程中，早期的困难是如此严重，以致在克服困难的手段方面竟难容许有所选择；因此若遇有一个富有改善精神的统治者，他就有理由使用任何便宜方略借以达成一个非此就许不能达成的目的。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型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人和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不到那样的时候，人们只有一无所疑地服从一个阿喀霸（Akbar，即阿克巴）或者一个查理曼（Charlemagne），假如他们幸而找到那样一位大帝的话。[18]

上述言论表明，密尔的自由原则只适用于文明的民族，适合不文明民族的是专制统治。按照这种观点，密尔不认为应该宽容那些民族的习俗和法律，像那些生活在印度的种族，密尔认为他们就是不文明的人们。[19]印裔学者乌代•梅塔批评说，自由主义者像密尔为帝国辩护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在梅塔看来，自由主义者应致力于宽容、自决和人的尊严。[20]学者图尼克把密尔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称为“宽容帝国主义”。

对于大英帝国另一类用征服得来的殖民地，英国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英国人对印度统治问题的论述，最开明、最激进的立场也不过是给印度人民一个好政府。密尔从不认为印度人民有权得到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已获得的政治自由。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密尔将印度归类为不具备实行代议制政府资格的英国属地。

密尔认为，专制统治有好和坏之分，好的专制统治是“自由的人民对野蛮的或半野蛮的（人民）的理想的统治”。而印度是一个半野蛮的国家，作为文明国家的英国应当对印度实行好的专制统治，以使其走向文明和进步。

还有一些属地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要加以控制的话，必须由支配国或者由它派出的代表来直接加以统治。[21]

这里，密尔特别强调并精心论证的是，怎样才能给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一个好的专制政府，而不是英国对这个通过征服得到的殖民地的统治权本身是否正义。在密尔那里，这个问题显然是不言而喻、无须证明的。[22]

密尔对英国在印度次大陆殖民统治的观点，毫无疑问，与他长期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所以，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他坚决反对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英国政府对印度实行直接管辖的措施是目光短浅的举动，因为在他看来：

英国人民不是通过试图去直接统治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而是通过向它提供好的统治者来履行他们对印度的责任的。并且他们给予印度的统治者不会比内阁大臣差到哪儿去，他想的是英国的政治而不是印度的政治；他很少能有足够长的任期可以使他对于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养成明智的兴趣……一个试图通过自己行政部门的分支机构去统治一个遥远的、居住着不同人民的附属国的自由国家，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唯一有几乎获得相当成功的模式是通过一个具有相对长久性质的，经过授权的代表团体进行统治，对于容易变更的国家行政部门只给予审查权和否决权。这样的统治团体确实在印度存在过，但是我担心印度和英国都会因为废除这一中介的统治手段的短视政策而受到严重的惩罚……现在，一个中间团体（即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具备这些条件。一个经过授权的行政部门与一个直接的行政部门相比总是有这种好处，即无论如何，它除了对被统治者负有责任之外，就不存在什么责任了。它没有兴趣去考虑除他们之外的利益。它本身源自恶政所得来的权力可以被减少到——在最近的东印度公司的章程中这项权力被消减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微小数量，并且它能完全摆脱来自任何个人利益或阶级利益所产生的偏见。[23]

安徽大学张本英教授认为，作为自由主义的大师级人物，约翰•密尔所有关于英国对印度统治权的论述，基本上不是出自一种政治的或民族的偏见，而是出自对印度国家与历史发展水平的判断，出自对印度社会现实状况的判断。[24]

人们往往对密尔支持英帝国主义的态度感到不解，因为密尔一向为宽容和自由辩护。[25]不过，在马克•图尼克看来，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他看来，密尔的自由原则只适用于文明民族，以及密尔赞同对不文明民族实行专制统治，因此支持帝国主义和为自由价值辩护这两种立场被密尔调和了。[26]因此，在《宽容帝国主义》一文中，图尼克开篇就写道：“密尔，英国帝国主义一个无可争议的代言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名忠诚的职员，大约有一半人生光阴服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27]密尔把英格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看作传播自由价值和改善人类个性能力以及享受较高乐趣的进步力量。[28]

密尔因倡导对非西方人实行专制统治而备受非议。一些学者批评密尔企图用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ally）寻求把他的英格兰个人主义自由价值观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和鼓吹文化同化（assimilation）。梅塔把密尔的宽容帝国主义视为种族主义态度。[29]在梅塔看来，密尔想要文明开化印度人，这是完全无视印度人存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活方式。[30]根据梅塔的观点，密尔在面对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印度生活方式时，缺乏谦逊与对印度宗教和传统必要的了解，在这些传统的习俗中，印度人民的生活具有强烈浓厚的身份认同。[31]密尔受当时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喜欢把印度人当作小孩子来对待，没有真正理解印度人。[32]

密尔认为，文明的民族有责任促进不文明民族的福祉。附属国还不是文明国家，“如果完全控制它们，必须由宗主国，或通过为此目的而被授权的人们”，以方便附属国“过渡到一个更高阶段的进步……我们没有必要期望看到理想的实现；但除非一些实现办法，这是统治者犯了最高道德信任失职的”。[33]

批评密尔的学者，把密尔看作希望英格兰文明化（civilize）印度，带有种族优越感以及对非西方生活方式不宽容的人。他们误解密尔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密尔为了文明化印度人，想要印度人放弃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并成为西方人。但是，这不是密尔在其文本和实践中表明的他的文明化落后民族的手段。[34]

实际情况是，在密尔看来，文明化一个民族，不必非要同化它们，使他们成为个人主义者或“英国人”。密尔视文明为进步的标志，但在他的《论文明》一文中，他担心对自由价值，尤其是个性构成威胁。[35]

密尔的自由原则或“伤害原则”，是“唯一的目的，权力可以正确行使统治任何文明社会的成员，反对他的意志，是为了防止伤害他人。他自身的利益，不论是身体还是道德，不是一个充分的保证”。[36]密尔区分了适用于文明社会和非文明民族之间的原则。在《论自由》中，密尔说他的“学说”，显然指的是伤害原则，“只适用于处于他们机能成熟期的人类”。他没说孩子或“落后国家的社会种族本身可被视为在其早期”。[37]

密尔作为自由主义者，为帝国和专制辩护，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经济的角度说。由于密尔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了三十五年，他深受殖民地改革者的影响。殖民地改革者的政策想法可以追溯到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这些殖民地改革者的思想把密尔带入了新的领域。信奉威克菲尔德的改革者相信英国遭受两个“过剩”（surplus）之苦：一个是人口（people）的过剩，另一个是资本（capital）的过剩。移民能缓解第一个问题。效法殖民地改革者，密尔推理资本的过剩不是一种供过于求，而是利率（profit）的衰落。帝国和殖民地可以为此提供答案。[38]因此，密尔认为，帝国是一个积极的好东西，它为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提供了最好的转移场所。[39]密尔利用自己伟大的声望公开支持威克菲尔德“过剩”理论，即为了投资和摆脱资本过剩，资本主义在经济上需要帝国。从这种意义上讲，密尔对于以后列宁（Lenin）帝国主义理论学说的创始做出了贡献。[40]因此，约瑟夫•斯托博格一针见血地评价说：“一个大错特错（dead-wrong）的经济前提成了辩护帝国合法性的理由，而这恰是某些人因为其它原因所想要得到的东西。”[41]

第二，从文化的角度讲。对于一个文化上“落后”“野蛮”的民族，英国不能对其治理不善的行为置之不理，而应当予以积极干预。英国有一个文明的使命（civilizing mission）来管教这些“落后”的孩子（backward children）并且鞭策（whip）激励他们成才。对于密尔来说，“英国有权利（right）对这些落后国家或民族实施专制统治，因为这些（开明）专制为不文明民族带来了更高文明的好处”[42]。

第三，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密尔始终认为大英帝国提高了英国在世界上的政治权力（power）和威望（prestige），不过，密尔的原话是说，帝国对于对人类（mankind）的巨大好处（advantage）。[43]

所以，约瑟夫•斯托博格曾说，《论自由》的主题是关于自由的学说，但对于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来说，恰好是不自由的；《论非干预》主要论述不干预，但不幸的是，事实正好相反，帝国就是要干预其他“落后”国家和民族。[44]密尔曾经哀叹英国对外政策一直是如何好（good）、如何高尚（noble）、如何无私（selfless），并且是，体现英国的本性。但是密尔遭受了世界其他地方不赞赏与怀疑英国这个所谓纯粹慈善（unalloyed philanthropy）事业的动机（motive）。[45]

密尔与严格的不干预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有很大不同，尽管密尔偶尔会成为他们的盟友。科布登和布莱特这两人的不干预思想接近于自由放任或某种程度的无政府主义。密尔认为，不能把文明和野蛮的国家或民族同等对待，这些野蛮人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加于他们的外来民族的“好”政府。那么，哪些被压迫者可以反对专制统治来争取自由呢？密尔承认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密尔给出的解释是，文明民族争取自由应当予以支持，他们是正义的，但是，这不适用于野蛮人。密尔在《论非干预》和《代议制政府》中多次提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远远“好于”其他欧洲列强对印度的统治，也好于印度人自己的统治。

总结自由主义者密尔支持帝国的各种言论，肯尼思•米勒（Kenneth Miller）写道：“密尔的最后结论是，一个高尚善意的（nobly-intentioned）干预，与假定的英格兰高尚的态度（nobly-minded），关于道德和自由的理由，大概是英国仅剩下的可能的解释。”[46]米勒还说：“正是密尔在印度大厦通讯部门工作的实际经历，使他避免了理论改革者被定罪的过激行为。”[47]

密尔支持帝国主义的确是他的不足（drawback）之一。密尔思想体系的真正隐藏的核心是基于他对传统和基督教的深刻的仇恨，以及关注一种新的人道（humanity）宗教在一个完全改变的社会被实现。[48]

印度学者及梅塔曾把密尔这种支持帝国的自由主义称之为“排他的自由主义”，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排他性“显示了其理论基础，而非与执行过程中受到现实约束达成的偶然妥协”。[49]这不是否定说，自由主义没有高扬自由，而是指排他性特征即源于19世纪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毫无疑问，这种排他性，源于强调文明程度对维护自由社会极其重要。从而，在理论上，自由成为只属于英国或西方的一种例外，非西方的国家地区不得不“通过帝国获得自由”，而非“摆脱帝国获得自由”。

应当说，密尔在支持帝国或自由主义这二者之间立场转变的知识原因，仍摆脱不了“文明/野蛮”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尽管学界已经公认：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密尔受到当时欧洲大陆浪漫主义影响，认识到各民族的本族文化亦具有独特价值。但在帝国问题上，他的立场虽有摇摆却从未偏离，始终坚持一点，即未开化的社会必须在西方世界的引领下走西方文明之路。比尔斯曾经总结19世纪初帝国态度的特点，认为它是维持帝国或不情愿地扩大它，享受贸易利润，但不发展印度商业的可能性，不引入太多变革来统治印度。[50]

在马克•图尼克看来，密尔希望英格兰使印度文明起来，但对于文明化，对于密尔来说，并不意味着强迫同化，不是应该的专制统治，它涉及拒绝对印度人滥用权力的权利。密尔的批评者没有看到密尔如何宽容甚至反对自由的印度人的做法，并承认他们在自己生活中扮演的重要性。不尊重不是源于种族主义态度，而是反映了自由和道德发展之间的紧张，这两个都是密尔的价值观——张力显然不仅存在于密尔在东方的宽容帝国主义的概念，而且也存在于他主张的对文明的西方人和不太文明的西方人实行的自由主义之中。[51]

密尔对于帝国和殖民地的总体看法：“殖民地增加了不列颠在世界事务中道德上的影响力，殖民地的分离对世界和英国都不利——它将会大大削弱英国的威望，而这种威望现在有利于整个人类。”[52]毋庸置疑，密尔认为帝国主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因为在密尔看来，帝国就是“文明”国家民族对“不文明”“野蛮”“半野蛮”国家民族施行的进步监护或托管。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不仅是为了大英帝国，更是印度人民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经阶段和必需之物。

注释

[1]盛文沁：《自由与公共道德：密尔政治思想研究》，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9页。

[2]盛文沁：《自由与公共道德：密尔政治思想研究》，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80页。

[3]高岱：《英国通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4]［英］P. J.马歇尔：《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5]Mark Tunick. Tolerant Imperialism：John Stuart Mill’s Defense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Review of Politics ，2006，68（4），p.589.

[6]《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8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7]同上，第341页。

[8]《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4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9]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Social Thought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2.

[10] Michael Doyle.Empire . Ithaca，NY：Cornel University Press，1986，p.45.

[11]Udayon Misra.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Views of India：Crystallisation of Attitud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84，19（4），pp.15-16.

[12]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13]R. Palme Dutt. 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 .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53，p.69.

[14]［英］P. J. 马歇尔：《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15]同上，第41页。

[16]Udayon Misra.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Views of India：Crystallisation of Attitude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84，19（ 4），p.14.

[17]http：//www.antiwar.com/stromberg/？articleid=992.

[18]［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12页。

[19]Mark Tunick. Tolerant Imperialism：John Stuart Mill’s Defense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Review of Politics ，2006，68（4），p. 587.

[20]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Social Thought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3-4.

[21]［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段小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9页。

[22]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23]［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段小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517页。

[24]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25]CW ，Vol. 18，pp.260-261.

[26]Mark Tunick. Tolerant Imperialism：John Stuart Mill’s Defense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Review of Politics ，2006，68（4），p. 587.

[27]Mark Tunick. Tolerant Imperialism：John Stuart Mill’s Defense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Review of Politics ，2006，68（4），p. 586.

[28]CW ，Vol. X，p.422.

[29]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Social Thought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195-196.

[30]Ibid.，p.82.

[31]Ibid.，p.82.

[32]Ibid.，p.44.

[33]CW，Vol.19，pp.567-568.

[34]Mark Tunick. Tolerant Imperialism：John Stuart Mill’s Defense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Review of Politics ，2006，68（4），p. 592.

[35]CW ，Vol. 18，p.132.

[36]Ibid.，p.223.

[37]Ibid.，p.224.

[38]Eileen P. Sullivan. Liberalism and the Imperialism：J. S. Mill’s Defen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3，44（4），p. 607.

[39]Ibid.，p.608.

[40]Murray N. Rothbard. Classical Economics：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12.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5，p. 288.

[41]http：//www.antiwar.com/stromberg/？articleid=992.

[42]Eileen P. Sullivan. Liberalism and the Imperialism：J. S. Mill’s Defen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3，44（4），p.611.

[43]Ibid.，pp.611-612.

[44]http：//www.antiwar.com/stromberg/？articleid=992.

[45]http：//www.antiwar.com/stromberg/？articleid=992.

[46]Kenneth E. Miller. John Stuart Mill’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of Ideas ，1961，22（4），p.509.

[47]Ibid.，p.510.

[48]更多论述，见约瑟夫•哈姆伯格：《约翰•密尔论自由和控制》，该文论述非常透彻，尽管哈姆伯格没有直白表达他是否赞同密尔的目标（goal）和他的托词（subterfuge）。Joseph Hamburger.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Control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49]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Social Thought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48.

[50]George Bearce.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India，1784—185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63.

[51]Mark Tunick. Tolerant Imperialism：John Stuart Mill’s Defense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Review of Politics ，2006，68（4），pp.588-589.

[52]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Houndsmill：Palgrave Macmillan，1993，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