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发展观

三、自由发展观

发展的指标是可行能力的提高，本质是人类实质自由的扩展。

1.自由的发展价值

把扩展自由看成判断经济与社会变化的重要动因，此种信念在经济学史中并非鲜见。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对人类自由的极大关注补充了其财富观，穆勒关于扩大自由的论述补充了其功利主义视角，马克思强调“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现代经济学中，哈耶克有关经济学和法学问题的探讨一直围绕着人的自由，发展经济学家彼德・鲍尔（Peter Bauer）把选择自由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刘易斯（W.Arthur Lewis）之所以最终重视“人均产出的增长”乃是因为它们增加了自由，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¹¹⁾可见，自由的神圣价值在这些学者眼里的不可辩驳。

沿着这些大师的足迹，森通过《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明确突出自由在发展中的最显著地位，并以经济学家特有品质进行了经验论证。他提出两个命题，“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¹²⁾前者是一个规范命题，后者是一个实证命题；前者是一个基本价值观，后者可以拿经验事实来证伪。这种看法显然受基本价值判断和非基本价值判断区分的影响。具体来说，自由在发展中有如下三种价值。

第一，内在价值。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这是发展评价中固有的规范性要求或基本价值标准。自由的内在价值不需要通过与其他价值物的联系来体现，也无须通过对其他目标的促进作用来显示。“自由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这种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以纯粹经济工具角度看待自由，没有理解自由是发展的构成性要素。作为发展内在组成部分的自由，与发展的关联不必通过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才能建立起来。以政治权利来说，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本身就构成发展的目标，缺此无从谈发展。

第二，工具价值。自由是促进发展的必要手段，发展的实现取决于人们能动性的发挥。虽然自由的内在价值很重要，但自由对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同样不容小视。身体健康、受过较好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障、政治自由等对经济增长都有推动作用。

第三，建构价值。自由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它帮助个体积极参与到发展过程中。更多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对于什么是发展、怎样才算发展、如何发展等等问题，唯有人积极参与到公开讨论中，才能辨析明确。其实，这是一种面向主体的观点：个人并非政府、机构或其他专家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被动受益者，还是自由、自主和有参与能力的能动者。参与表明个人可有效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对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以自由看待发展指向实质自由，即人们享有过自己珍视生活的可行能力，它“以社会机会的扩大来看待经济发展”。⁽¹³⁾

2.五种工具性自由

个人可行能力依赖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安排，需要超越个人一般自由的基础性意义，考虑不同类型自由的工具性作用。实质自由具体呈现于各种“工具性意义的自由”中，后者涉及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如何扩展人类一般自由，它们是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的自由。所以，在确立了自由这个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必须考察对自身固有价值的人类自由发挥工具实效性的各种自由形式。在此，森从规范走向经验论证自由之价值，深入分析发展过程中应该关注的各种自由形式及其关系。在这里，森展现了一幅极为丰富的自由画面。具体来说，主要有五种工具性自由。⁽¹⁴⁾

（1）政治自由：指人们拥有的决定应该由谁执政及按什么方式来执政的机会，还包括监督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出版言论的自由，选择政党的自由。这些自由在民主政体下表现为，人们拥有最广义的政治应得权利，政治对话、保持异见和批评当局的机会，以及投票权和参与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权利。

（2）经济条件：指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一个人所具有的经济应得权利，取决于可用资源、交换条件、分配制度等。一国国民收入或财富的增长，有时会相应提升该国国民的经济应得权利。但在国民收入和个人权益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后者的提高还依赖于如何分配新增收入和财富。

（3）社会机会：指在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着个体享有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这些条件不仅可以有利于个人生活状况的良好，如有更加健康的身体、避免可防御的疾病、避免过早的死亡，还有利于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比如文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一个人参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质量。

（4）透明性保证：指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交易。社会在一定信用基础上运行，当信用遭严重破坏时，缺乏公开性将可能导致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受损。透明性保证作为巨大的公众压力，对于防止腐败、财务渎职和私下交易都有一定作用。

（5）防护性保障：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会处境不利，陷入生活困境。这就需要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易受影响者遭到严重的剥夺和排斥。防护性保障的领域包括固定的制度安排，例如失业救济和贫困者的法定收入补助，以及临时应需而定的安排，如饥荒救济和援助贫困者的公共项目。

发展的分析既要注意上述五种工具性自由的内在价值，也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经验联系，使它们有机地结成一个整体。首先，五种工具性自由本身就有着内在重要性，是发展的建构性部分。它们扩大了发展的内涵，发展不再局限于各种经济指标，还包括非经济内容。这些自由也不只是因为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被重视，作为一般性自由的形式，工具性特点无法剥离五种自由的内在性方面。基本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之所以是值得珍视的发展目标，并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发展的其他方面作出了贡献，而是因为这些自由本身即为发展的内在要素。一个很富裕的人，他被禁止自由地发表言论，或者被限制参与公共辩论与决策，仍然可被视为剥夺了他合理珍视的东西。

其次，五种自由在相互联系和整体化中发挥着工具性作用。各种自由能帮助人们按自己心意的方式生活，并提高他们自由生活的整体能力。经济增长可以推动人类自由的扩展，可自由还依赖于其他社会性安排，人们能成功地实现什么，受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权力、促进良好健康的条件、基本教育以及对开创性行为的鼓励和培养等因素的影响。反过来，提供这些机会的制度性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对其自由的实施，即人们能否运用其自由去参与社会选择以及促进这些机会发展的公共决策。各类工具自由相互补充，相互关联，相互增强。政治自由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社会机会有利于经济参与，不识字将阻碍和限制一个人投入有高素质要求的经济活动、正常政治生活的参与。经济条件可以帮助人们创造收入和财富，以及扩大用于社会服务和设施建设的公共资源。这种联系中的工具性理解，明显超越了把经济增长仅视为经济发展手段的财富发展观。

最后，五种工具自由形式拓宽了对自由内涵的理解。自由是一个多面体，至高无上的一般自由与各种条件和制度性安排相关，它们同样也内含于自由之中。贫困、经济机会的缺乏、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服务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这些限制性因素也是不自由的表现。免受饥饿、免于营养不良、免于可治疾病、免于肮脏的居住环境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算作自由概念的合理运用。相应地，各种公共关怀措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如防疫计划、医疗保健和教育设施的提供，地区和平与秩序的维护，赋予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参与正常社区生活的机会，等等，构成了自由的要件。自由多重性的事实，决定了发展应该是对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重要承诺。

重视自由是森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分野所在，当自由被置于核心地位之后，发展经济学也将获得新的视阈。一方面，扩展发展概念的同时也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的领地。不自由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的现象，不能把发展经济学仅当成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之所以把视野局限于不发达地区，与其把主题限制于工业化、资本积累、人力资源、计划化和经济活跃国家等有关。所以，需要一种非传统的理论框架，自由发展观承担了这样的任务。发展主题聚焦于人的可行能力，必然包括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之内。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主要论述贫困、不平等、福利及生活质量等问题，好像其任务就是把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它没有涉猎过的领域，而没有去改变主流经济学的评价信息基础。于是，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同样形成一种不对称关系：发展经济学不能影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则能运用于发展经济学。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通过扩大发展经济学的评值基础，如此发展经济学才会大有希望和前途，而不至于被“讣告”。

森以人文关怀建构了一种新经济学—哲学，以适用于各种评价领域的可行能力和自由为评值武器，超越主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狭隘划分。因此，诚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森早期研究过剩劳动力、劳动力的影子价格以及后来关注就业、贫困和饥荒，但森不像正统发展经济学家，他在可行能力理论中没有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他的分析研究中有着普遍性。不过，他倾注于其生长的地区，他的研究既是普遍的也是印度的，这正是泰戈尔思想的特征。⁽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