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与泰勒夫人

二、密尔与泰勒夫人

1859年，密尔出版了《论自由》这部著作，在自传中他曾经详细描写了该书的写作过程：

在我脱离公职前二年内，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写作《论自由》一书。1854年，我最初计划和写成的是一篇短文。就在1855年1月份我踏上罗马朱庇特神殿台阶时，我才改变主意，把它写成一本书。以前不论写哪部著作我从来没有像写这本书那样仔细构思，一再修改。经过像往常一般写了两遍以后，我们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外出旅行时也带着，读了一遍又一遍，字斟句酌，修改每一行文字。我们原打算在1858—1859年冬季，也是我退休以后在南欧度过的第一个冬季最后定稿。这个希望连同其他所有希望统统被意料不到的我妻子的逝世带来的灾难化为泡影。

受此无法弥补的损失以后，我挂在心上最早想到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印刷和出版《论自由》。这本论著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亡妻写的，我以此奉献给她，作为对她的纪念。此稿我没有再作改动或补充，以后也永远不会去更动它。此稿虽未能经她最后润色，但是我也不想由我来代替她做这最后一道工作。

《论自由》一书和以我的名字出版的其他作品相比，更可以说是我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文中每一句话都经过我们共同读过好几遍，并用各种方法反复推敲，细心地剔除由我们勘校出来的思想上和词句上的毛病。由于经过这样精细的努力，它虽未经她最后修正，单就文章的结构来说，已远远超过我过去和以后任何作品的水平。至于从思想内容上来说，很难指明哪一部分或哪一种见解比其余的更属于她所有。此书表达的整个思想方式显然全是她的，但是我彻底受到此种思想方式的浸染，因而我们两人自然而然产生同样的思想方式。可是，我所以能如此透彻地懂得这种思想方式，应该深深感谢她的帮助。

从密尔所写的这几段文字来看，他对妻子怀有深厚的感情，同时也表明这本书是两人共同的结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的妻子是谁，她对密尔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且又对《论自由》这本书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哈瑞特·泰勒

早在1830年，密尔25岁的时候，就认识后来成为妻子的哈瑞特·泰勒（Harriet Taylor）夫人，当时她23岁，已结婚4年，并有了孩子。时隔多年后，密尔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从外表上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当时的人对泰勒夫人的描写也证明了这一点，她是一位异常美丽和优雅的女性，圆圆的脸型，细长而白皙的脖颈，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并且语言甜美。密尔所说的诗人的气质也是事实，在1830年以前，泰勒夫人就已经发表过诗作^[16]。随着交往的深入，密尔看到了她身上的种种美德，这也使密尔在内心深处认定将她作为自己的知心朋友和终身伴侣。正像密尔自己所说，“能与一位具有这些优秀品性的人作精神上任何程度的交流，当然对我的发展有非常有益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是逐步增强的，过了许多年，她的心灵进步和我的心灵进步最后才达到完全契合的伴侣关系”。同样，泰勒夫人也非常欣赏密尔的才华，在给他的信中说：“如果你没有其他要求，以你的完全不偏不倚和对正义坚定的热爱，你将成为你所处的时代最卓有成就的人物。”^[17]的确是这样，在经历了20年的交往后，密尔在泰勒夫人的丈夫去世后才和她结为夫妻。他们的结合不仅是爱情的自然结果，更重要的是密尔从泰勒夫人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总和还要多。密尔曾经饱含深情地说：“在我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的贡献一样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逐年增加的。”这样，两人不仅互相欣赏，更重要的是达到了思想和观念上的共通与契合。对此，密尔后来回忆道：当两人的思想和默念完全交融时，当两人在日常生活中谈起有关知识或道德意义的所有问题，探索的深度远远超过为一般读者所写的寻常议论时，当我们从同一原则出发，运用共同的方法得出我们的结论时，要分清是谁的创见，是谁执笔这类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执笔最少的人也许是构思最多的人；两人共同写成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区分各自的范围，更不可能肯定这部分属于这个人，属于那个人^[18]。

但是密尔与当时已婚的泰勒夫人的密切关系在伦敦的社交圈中引起了非议，一时间，闲言碎语纷至沓来，使二人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晚年的密尔在回忆起这段生活时，很坦然地写道：我有时到乡间，有时到城里去拜访她。我非常感激她那种使她能不顾种种误解的坚强性格，当泰勒先生不在时我经常去拜访她，我们偶尔一起旅行，这件事情原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过就所有其他方面说，那几年我们的行为光明磊落，丝毫不足以引起人们怀疑。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关系仅仅是热烈的爱慕和诚挚密切的友谊。虽然我们不介意社会习俗对这个完全属于个人问题的约束。但是我们确实觉得有责任，绝对不使我们的行为玷辱她的丈夫，因而也不玷辱她。密尔的这一自述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研究密尔的学者们也都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19]。尽管如此，这件事情还是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密尔的家人和朋友都反对他与泰勒夫人交往，但密尔对此置之不理。后来，他与泰勒夫人结婚后，也因此和他的家庭包括母亲和姐姐以及朋友们都疏远了，在结婚后的8年间，他们很少访亲拜友，过着隐居式的生活。1858年，密尔从东印度公司离职后，他们便离开了英国，前往法国。也许正是他们之间交往的经历使他们在此后一直居住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并成为密尔在思考社会权威与个人权利，以及大众社会对人性的压迫和保持个人特异性的一个原因^[20]。

1858—1859年的冬季，哈瑞特染上肺充血不幸去世，时年50岁。她去世后，密尔在给英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爱人，我所有情感的伴侣，我所有思考的激励者，我一切行为的引导者已经去世了^[21]，“我生命的源泉已经枯竭”^[22]。密尔将妻子安葬在阿维尼翁城墙外的东南处。安葬那天，密尔一整天都陪在她的遗体旁，久久不愿离开。为了表达他的怀念，密尔在墓碑的后面雕刻了感人至深的碑文。其大意为：

密尔与泰勒夫人

为了诚挚地纪念我心爱的妻子：哈瑞特·密尔

她有着一颗伟大和充满爱心的心，

有一个高尚的心灵，
慷慨与奉献，
她无比聪慧和澄明，
她是善的化身，
她对时代的进步产生了影响，
并将持续不断。
她的心灵和智慧无人企及，
她的去世将是人们的巨大损失和悲痛。

哈瑞特去世后，密尔一直居住在阿维尼翁，并且在对妻子的怀念中开始整理出版《论自由》，同时又整理和出版了其他一些著作，因为这也是妻子生前的希望。对此，密尔这样写道：我唯一的生活目标就是她原来的生活目标；我的事业和工作就是她曾经和我一起做和赞成做的事业和工作，它们和她是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对她的怀念在我心中是一种宗教，她的认可对我是一种用来衡量一切有价值东西的标准，我努力以此来指导我的生活^[23]。

哈瑞特到底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密尔？对此，密尔在自传中作了详细的说明，指出妻子在他对边沁的重新反思、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对社会现状的理解和分析、对男女平等的思考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哈瑞特的影响下，密尔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例如，密尔以前是民主主义者，而现在则不仅远远超过民主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一般所称的社会主义者^[24]。

密尔在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的出版，就是他和哈瑞特合作的产物。而《论自由》这本书更是与哈瑞特密切相关。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哈瑞特对密尔特别是《论自由》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帮助密尔确定了中心主题，解决了一些疑问，并在和密尔不断的讨论中提出了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密尔自谦地称该书的很多思想来自哈瑞特，但实际上此书也是他长期对现实社会观察和思考的结晶^[25]。作为一位思想家，他比一般的人更能够敏锐地观察到现实社会的变化，并对此作出思考；同时，出于思想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也必须要反思由社会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动，为人们指出未来的行动目标、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