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培尔的生平与教育思想

 

 

 

福禄培尔的生平与教育思想

 

福禄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bel,1782—1852)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19世纪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他也是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主张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并与裴斯泰洛齐一样充满着对儿童深刻的爱。他作为裴斯泰洛齐的忠实学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裴斯泰洛齐的事业。他曾经建立了整个儿童时期教育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按照新教育的思想创办凯尔豪学校，并在多年学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教育论著《人的教育》一书。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贡献表现在学前教育方面。他创立了一种对当时来说是新型的学前教育机构，并以“幼儿园”这个独特的名称命名。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幼儿园的首倡者。同时，由于福禄培尔的幼儿园体现了西方教育工作者从儿童中心的新的理论立场出发实施一种能反映幼儿学习特征的教育计划的最先尝试，所以，于1837年在德国出现的幼儿园被看作幼儿教育的开端。

 

一、福禄培尔的生平与教育活动

 

福禄培尔于1782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图林根地区施瓦茨堡—鲁道尔施塔特封地上的奥伯魏斯巴赫村。父亲是一个路德派的牧师，双亲的先辈是图林根地区的牧师、农民或林务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福禄培尔自幼就受到深刻的宗教影响并使他能与大自然密切接触。福禄培尔出生不到一年，即1783年2月，母亲因病去世，从此，他便失去了生身母亲的温暖和爱。1785年父亲第二次结婚，但福禄培尔与后母之间未曾有过生活上的联系。忙于工作的父亲及感情淡薄的后母都缺乏对福禄培尔必要的热情和关怀，以致福禄培尔幼年时代的生活是孤独和寂寞的，并在孤独和寂寞中养成了独自沉思默想的习惯。为从这样的生活中寻求一点可能的人生乐趣，他常常在父亲的花园里观察和探究各种植物和自然现象，因而在他身上很早就发展了对自然的爱和对于认识自然规律性的追求。童年的遭遇也使他对儿童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并意识到母爱的可贵，意识到母亲和家庭对孩子的重要性，这对他以后教育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当福禄培尔到达学龄时，便寄居在附近当牧师的舅舅霍夫曼(John Christoph Hoffmann)家，并在当地的国民学校上学。他早期的学校教育是不足的，只念完了国民学校，便在一个林务员身边当了学徒，当时年仅15岁。他未能进中学继续深造，主要是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无力让他的几个儿子都受高深的学校教育，同时也不相信这个由于从小遭受外来干扰而变得性情孤僻的孩子具有受高深教育的素质和从事学术生涯的可能。两年的学徒生涯促进了福禄培尔与自然的联系。他试图通过与大自然密切联系的自学来开阔自己的思路，力求对一切东西都达到透彻的认识，追究事物的奥秘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搜集石子和植物的标本，钻研数学和植物学书籍。在求知欲的驱使下，他对植物学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尽管他爱好自然并与自然密切联系，这两年的学徒生涯并未使他真正与林务员的职业联系起来。1799年，他进了耶拿大学哲学院，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这时，他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具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力求通过方法论的研究，在简单的事物中引出现象的内在联系。当时在该大学任教的著名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von Schelling)对福禄培尔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福禄培尔在该大学学习一年后，终因经济拮据，无力支付学费而中断学业。1802年，他父亲去世。此后几年里，福禄培尔曾从事见习林务员、土地测量员和农场秘书等工作。他在林业和农业中的活动，促进了他与自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他一生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促使他在大学修业期间以浓厚的兴趣去攻读数学、几何学、矿物学、晶体学、植物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森林学以及建筑学，并通过对这些学科的研究，使他与自然的这种联系又达到进一步完善化。

1805年，福禄培尔去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准备深入研究建筑学，打算成为一名建筑师，这与他对几何形式的兴趣有密切关系，这种兴趣也反映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影响到他的教育活动。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的主意，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位热心于教育改革的裴斯泰洛齐的学生、法兰克福模范学校校长格吕纳(Anton Grner)，他建议福禄培尔去他的学校当教师。这是一所由他按裴斯泰洛齐教育原则创办的学校，目的是为了试验和推广裴斯泰洛齐的原则和方法。该学校由于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初等学校的“楷模”，故称模范学校。格吕纳的建议在福禄培尔的心灵里立即产生了共鸣，他欣然接受了格吕纳的建议，随即担任了该所学校的教师兼校长助理的职务。这是他献身教育事业的开端，从此，教育成了他终身的使命。福禄培尔在这里认真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和各种教育文献，探索各种教育问题及其规律性。在他身上潜藏着的教育天赋开始得到表现。

在法兰克福，他加入了裴斯泰洛齐追随者们的一个团体，从中得到不少鼓励，增强了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念。在模范学校工作的那一年里，福禄培尔在法兰克福贵族霍尔茨豪森(von Holzhausen)男爵夫人的帮助下，第一次前往瑞士伊弗东，拜访了在那里从事教育活动的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以便通过这次学习访问来弥补自己教育知识的不足。这次在伊弗东的访问，总共逗留了14天。他通过亲身观察，认识了裴斯泰洛齐的方法。

福禄培尔在法兰克福模范学校只工作了一个短暂的时期，1806年，即从伊弗东回到法兰克福后的第二年，便开始在霍尔茨豪森男爵家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一直到1811年。他虽然清楚地知道，家庭教师在人的观念中是卑贱的，然而这一工作却有一种合乎他理想的前景在吸引着他。那就是说，当他的学生将来进大学深造时，他可以以照管者和导师的身份陪伴他们，利用这样的机会，他也可以继续在大学深造。此项职务最终未能给福禄培尔提供机会实现去大学进修的计划，然而对福禄培尔教育思想的发展却产生了十分有意义的结果，因为，根据霍尔茨豪森夫妇的决定，他有机会于1808年带着这一家的两名子弟去瑞士伊弗东裴斯泰洛齐的学校里作较长时间的逗留，以完成他们的训练。福禄培尔在那里既学习，又任教，至1810年回国，历时差不多有两年。

福禄培尔在伊弗东深受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识到裴斯泰洛齐从事国民教育的热忱，以及为进行直观的、适应自然的教学所作出的努力，并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他接受裴斯泰洛齐关于母亲和家庭在儿童教育中具有重大作用的主张，以及数、形、词为初步学习的基本要素的思想。但他也看到裴斯泰洛齐的不足和局限之处。总之，福禄培尔作为裴斯泰洛齐最忠实的学生之一，批判地消化、吸收了裴斯泰洛齐的著作中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事业。就在这时，福禄培尔已经形成了裴斯泰洛齐曾经设想过的关于通过适合儿童自然天性的教学，使学龄前儿童为初等学校里的学习作好准备的思想。根据福禄培尔的设想，这种最早期的教学应明确反映各门科学的要素并完全从幼儿的特点出发。同时，他开始研究游戏对儿童身体发展和掌握知识的意义的问题，并试图按裴斯泰洛齐的模式去改革自己家乡的学校教育。

在结束家庭教师工作后，为扩大自己的科学认识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他便先后进了哥丁根大学(1811—1812)和柏林大学(1812—1813)，修习了哲学、人类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地理、矿物学、方法论等，尤其在柏林大学深入研究了晶体学。这段时间，对福禄培尔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尤其是晶体学教授魏斯(Christian Samuel WeiB)的晶体学原理对福禄培尔的思想有深刻影响。他相信从晶体发育中可以找到对自然的生命和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普遍适用的结构规律。他试图进一步探讨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运用到人的教育中去。他还深入研究了自然哲学的球体法则(das sphärische Gesetz)，认为圆球是自然的原始形态，同时也是一切生命统一体的象征以及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自然规律。在大学修业期间，他还研究了政治、国民经济和语言学等。他的广博的知识，使他的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雄厚的基础。

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福禄培尔加入了由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们组成的爱国团体，并在费希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等爱国青年的爱国激情感召下，于1813年参加了反抗拿破仑外族统治的解放战争(1813—1815)，他在卢真志愿步枪队服役至1814年退伍。然后于1814至1816年在柏林大学矿物学博物馆担任助理的工作。在志愿步枪队服役期间，福禄培尔结识了他的同时代人米登多夫(Wilhelm Middendorf)和朗格塔尔(Heinrich Langethal)。由于在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制问题上志同道合，他们后来成了福禄培尔的亲密同事，并与福禄培尔相处了许多年。在解放战争中，爱国者们为使祖国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而进行了英勇斗争，然而他们所争取的国家统一的目标却未能实现。

福禄培尔经受了解放战争战斗生活的考验，战斗生活使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得到了发展。在这一时期，他与米登多夫和朗格塔尔，即他的后来的教育工作中的同行，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族教育的最初设想，确定了为民族教育献身的明确目标。他曾经为德国当时那种四分五裂状态感到忧虑，并写道：“尽管实际上我不能说我有一个祖国，但我必须承认，也许以后需要由我来教育的每一个男孩，每一个儿童，他们有一个祖国，正是在现在，当孩子自己还不能保卫她的时侯，要求我们去保卫她。我绝不能想象，一个有服兵役能力而未曾以鲜血和生命去保卫他的祖国的青年，能够成为孩子们的教育者。我不能想象，一个不以胆怯地退缩为耻的年轻人，在以后会毫不脸红和不受他的学生的嘲笑和蔑视而能够鼓励这些学生成为某种伟大的人物，成为促使别人作出牺牲和献身的人……我在真正的战斗生活中曾经为德意志国家和德意志人民的利益感到振奋，我的奋斗有了为民族献身的方向。”1从此，福禄培尔的理论便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1816年，福禄培尔在施塔提尔姆的格利斯海姆创办了一所学校，称“德国普通教养院”(die Allgemeine Deutsche Erziehungsanstalt)，他的三个侄子和另外三个男孩便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次年，即1817年，学校迁往鲁道尔施塔特的凯尔豪。1818年，福禄培尔结了婚，妻子霍夫迈斯特(Wilhelmine Hoffmeister)是一位充分理解福禄培尔教育理想的女性。福禄培尔在凯尔豪学校最亲密的合作者就是解放战争中的老战友和爱国者米登多夫和朗格塔尔，德国大学生组合成员巴罗普(Johannes Arnold Barop)也在这里担任教育工作。这样的人员结构也表明了凯尔豪学校的进步性。福禄培尔在这所学校里力图实施裴斯泰洛齐关于儿童天性自然发展的教育原则，重视儿童自我活动和自由发展，目的是教育“自由的、自觉行动的、有思想的人”。凯尔豪学校在福禄培尔主持下和几位爱国的同事们的亲密合作下，成了培植爱国思想的场所，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短短几年里，学生人数发展到50名以上。

在凯尔豪，福禄培尔写了一系列有关人的教育的重要文章及他的教育名著《人的教育》一书，并创办了《教育家庭》周刊，以宣传他的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并提出了(但未发表)《赫尔巴计划》(Helba-Plan)，在这个计划里，他写下了自己的关于发展一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统一学校性质的国民教育机构的思想。

凯尔豪学校建校初期，正值施泰因(Karl von Stein)男爵领导普鲁士改革时期。当时提倡民主，要求学校承担起培养自由、独立的人的教育的任务，因而以裴斯泰洛齐、费希特、洪堡的名义提出的新的教育措施受到欢迎和支持，福禄培尔的学校也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这时又正值国际和国内的反动时期。德国参加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特别是在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的策划下，于1819年在卡尔斯巴德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旨在镇压德国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其中包含着关于严格监督所有大学、禁止大学生组织、加强书报杂志的检查、设立对一切自由的政治生活中的所谓“造反的阴谋活动”实行检查的中央委员会等反动措施。因此，特别是进入20年代后，一切进步和爱国的教育活动在强硬的反动措施面前陷于停顿。由于福禄培尔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与封建等级教育相对立的，所以他的教育工作也不断遭受反动派的压制。凯尔豪学校也由于同参加德国大学生组合的爱国青年有联系而受到牵连，被诽谤为“蛊惑宣传者们的巢穴”和“培养造反精神的温床”。学校的活动受到限制，凯尔豪学校的支持者们遭到迫害、拘捕和审问，形势迫使这所学校濒于崩溃，学生人数急剧下降(1829年只剩下6名学生)。

然而，不管形势对福禄培尔的活动多么不利，他始终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无论从他的教育著作还是从他的教育实践来说，他都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民族教育家。正是在形势对他的工作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以凯尔豪学校的工作为基础，写成了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人的教育》一书，并于1826年正式发表。该书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捍卫和宣传凯尔豪学校的作用。1831年，福禄培尔流亡瑞士，因为那里有他从事政治教育活动的环境。他希望利用国外的有利条件，使自己的教育思想得以实现。

在瑞士，福禄培尔为创办以裴斯泰洛齐思想为指导的新学校而努力。在卢塞恩邦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瓦赫滕泽建立了具有这样性质的分校，并让他以前的同事跟他一起工作。该校于1833年迁往维利绍。然而，他的办学活动由于遭到当地东正教教会中反动势力的敌视和阻挠而未能获得显著成效。然后他把维利绍学校移交给了他的好友米登多夫，自己又受伯尔尼邦政府的委托，于1834至1835年在布格多夫接替裴斯泰洛齐担任一所孤儿院的院长职务。与此同时，他还受托在那里开设教师进修课程，组织国民学校教师进修。他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但仍未能避免教会反动势力的敌视和攻击，因而，他的工作只持续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便把孤儿院交给了另一位好友朗格塔尔，自己离开瑞士回到了德国。在那里，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于学前儿童教育。

福禄培尔在布格多夫任孤儿院院长时所积累的经验，使他有可能去解决幼儿教育的各种问题。他认识到一切教育的基础在于家庭。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巴罗普曾经说道：“他自己的经历和(参加进修的)教师们的报告使他重新获得一种信念：如果不重视和不着手家庭教育的改革，学校教育便缺少了正确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在他的心灵里，培养精明能干的母亲的必要性居首要地位，而儿童最早期的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高于一切。他决心至少把他的教育思想全面地运用于年轻一代最早期的教育工作，并吸收妇女界支持和实现这一主张。”2。

1836年，福禄培尔返回他的故乡图林根，开始设计一套合乎教学论要求的游戏材料，以帮助和指导母亲们改进她们的学前教育工作。1837年，他在凯尔豪附近的勃兰根堡开办了一个“发展幼儿活动本能和自发活动的机构”(Anstalt zur Pflege des Beschäftigungstriebs und Selbsttuns fr Kindheit und Jugend)。在那里，他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制了一套游戏“恩物”及其使用说明，在这些说明中表明了福禄培尔在数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厚实的根底及自然哲学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他把该“机构”周围的儿童组成了一个“游戏小组”(Spielkreis),把“恩物”首先拿到“游戏小组”里试验和示范，然后分发到各地。1839年，他又在德累斯登建立了一所类似的儿童游戏机构，并于同年开办了第一个儿童指导员训练班，并配合训练班建立了一所儿童的“游戏和活动机构”，以指导训练班的学员应用他的“恩物”去组织幼儿游戏，从而训练了第一批“游戏指导员”。1840年，福禄培尔把设在勃兰根堡的“机构”命名为“德国幼儿园”(der Allgemeine deutsche Kindergarten)，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的诞生。该所幼儿园于1844年被迁往巴特利本施泰因的马林塔尔城堡，福禄培尔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福禄培尔在勃兰根堡创建的这些游戏和活动机构，差不多都是以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孩子为对象的，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关心的首先是劳苦大众。随着幼儿园的诞生，主要由女性担任的“游戏指导员”亦改称为“幼儿园教师”(Kindergrtnerin)。福禄培尔选用“幼儿园”这个名称是有意识的，他认为儿童应在同大自然密切联系中成长起来，并把园圃里的植物作为幼年儿童的象征。因此，他把幼儿园比作花园，把幼儿比作花草树木，把幼儿园教师比作园丁，把幼儿的发展比作培植花草树木的过程。总之，在他看来，幼儿园就是“儿童的花园”，也是幼年儿童幸福的标志。1843年，福禄培尔在总结自己幼儿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他的幼儿教育专著《慈母曲及唱歌游戏集》。

福禄培尔通过许多次讲学旅行为幼儿园作了大量宣传。由于他创办幼儿园的活动和思想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加上他为传播自己的思想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受到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当时正在发展起来的教师和妇女运动以及如第斯多惠等民主主义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多方面支持，以至新的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德国许多城市建立起来，而原有的“幼儿学校”和“看护学校”则按福禄培尔体系进行了改组。1848年3月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福禄培尔的这些努力得到高度的推崇和支持。

福禄培尔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温和派的代表衷心拥护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有利的政治形势鼓舞着福禄培尔更奋发地工作。因而，这一时期，是福禄培尔活动的高峰时期。这时，为发展起来的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需要，他开始在马林塔尔从事经常性的幼儿园教师的训练。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普鲁士政府残酷镇压了德国人民的一切进步活动。1850年，德国进步教师的最强有力的组织“德国教师协会”(der Allgemeine deutsche Lehrerverein)被取缔，次年，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冯·劳默尔(V. Raumer)又以幼儿园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有破坏倾向为理由，发出了对幼儿园的禁令，并禁止福禄培尔在普鲁士从事教育活动。普鲁士政府的这一反动措施，使福禄培尔的事业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这位已达70高龄的教育家再也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致他的生命活力不能不陷于瘫痪。此后不久，即1852年6月2日，福禄培尔便在他的最终安息场所马林塔尔与世长辞。福禄培尔逝世后，直到1860年，普鲁士政府才取消了对幼儿园的禁令。1861年，福禄培尔有关幼儿教育的著作，由他的生前好友编辑出版，名为《幼儿园教育学》。福禄培尔在世时，他的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但他的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献身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主要教育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供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研究、学习，从中吸取滋养。

 

二、福禄培尔的哲学观与教育的一般原理

 

福禄培尔本人并未建立独立的哲学体系，但在他的教育理论中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他在大学修业期间，曾经深入研究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哲学体系和哲学流派。克劳泽(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se)、奥肯(Lorenz Oken)、施莱尔马赫、谢林、费希特等人的哲学对他的思想都有深刻影响。尤其是克劳泽和奥肯的自然哲学，使他在探讨人的教育理论中得到启发。由于他受到谢林和费希特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及他的万有在神论世界观，他的教育理论便必然地带有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以致其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关于上帝是万物的统一体的思想

 

关于上帝是万物的统一体的思想是福禄培尔整个教育活动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他在《人的教育》第一章开宗明义写道：“有一条永恒的法则在一切事物中存在着、作用着、主宰着。这条法则，无论在外部，即在自然中，或在内部，即在精神中，或在两者的结合中，即在生活中，都始终同样地明晰和确定……这条支配一切的法则必然以一个万能的、不言而喻的、富有生命的、自觉的、因而是永恒的统一体为基础；这条法则，又按照与统一体本身同样的方式，被人们通过信仰或观察，同样活生生地，同样明晰和全面地认识到……这个统一体就是上帝。”3

福禄培尔关于上帝是万物的统一体的思想，常常与他广泛应用的关于“球体法则”的哲学思想相联系。他从自然现象和人的生活受同一条法则支配的信念出发，力求用“球体法则”的原理来说明这个万物的统一体，即以圆球作为象征物来解释他的关于上帝、世界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他认为，包罗着从同一中心向各个方向扩散开来的一切东西的圆球，可以解释为无限性的象征，可以最清楚地象征一个统一体。他把圆球看作上帝力量最简单的本质表现，上帝处于圆球的中心，以相等的力从中心向周围各个方向发生作用。并认为，圆球就是统一中的多样性和多样中的统一性的表现，是无限多样性归结到统一性、导源于统一性的表现。总之，他认为，无限多样地表现于客观世界的自然万物乃至人，归根结底来源于上帝这个绝对的统一体。本书第四章在论述自然常识与数学的部分，福禄培尔从力的产生与作用的原理出发，明确表述了他的关于球体法则的哲学理论。他认为，自然事物的本质及存在的形式，归根结底在于力的本质，一切多样和个别的现象都产生于这种力，奠基于这种力。力是一切事物最终的原因，是自然界一切现象的最终原因。一切个别和多样的事物都是力借助物质向外表现的形式。他认为，力本身是一种自发的、各方面相等的作用。它产生于绝对的或相对的统一体，但不管它产生于绝对的统一体还是相对的统一体，总之是产生于一个统一体(即上帝)。他认为，力的作用总是表现出一种球状的趋势，“物质本身直到最细微之处的无限活动性的根源在于其内部本来存在的力的球状的趋势，是从一点自发地向各方同等地发展和表现的力的本来的趋势。”4正由于力的作用的这种球状趋势，所以圆球形构成了自然界物体的自然形式。“如果力向一切方向自由地、没有阻挡地发展和表现，那么，它的空间的现象和形体的产物便是一个球。因此，广泛地表现于自然界的球形的，或一般地说圆形的形体是在最一般意义上说的最初的和最终的自然形式，例如日月星辰等巨大天体，例如水和一切液体、空气和其他一切气体乃至尘埃(土块和其他固体的东西的最纯粹的形态可见之于粉末)，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物体就其个别现象来说都是圆球形的。”5按福禄培尔的看法，圆球形不仅是作为个别现象的自然物体的自然形式，而且是作为自然中一切形态和形式的统一体表现出来的。“在极其多样的和看起来毫无共同之处的千差万别的尘世和自然的形式中，球状体是作为原始的形态，作为一切尘世和自然的形态和形式的统一体表现出来的，因此，通过空间和形体体现出来的球，不同于任何其他自然物的形体，然而却包含着一切自然物的本质、条件和法则。它是无形的东西，同时又是最完善的形体。在它的表面没有点，没有线，没有平面，没有边，然而它同时又具有最完美的点乃至最完美的边，它包含着地上一切结构和形式的一切点和线等等，不仅具有这方面的条件，而且甚至在实际上可以见到。因此，自然界一切起作用的、活动的、富有生命的事物的结构，其根据首先在于球体所依据的法则，就是说，球体法则是自然事物的根本依据。”6

福禄培尔从他的球体哲学的要求的整体结构分析的方法出发，强调事物结构的联系，并认为人也必须按照事物结构的联系，在多样性中认识统一性，在绝对的统一中认识多样性和个别性，通过一个事物察看另一事物和表现另一事物，等等。他还认为，一切教育与教学，一切教学对象，正如处于相互作用中的事物一样，也处于绝对相互作用和绝对统一中。总之，以球体哲学为指导的教育就是要引导年轻一代获得对物质环境和自然的规律性(即结构)的认识，并进一步获得对两者的最终本源的认识，即对上帝的认识。因而，球体哲学也是福禄培尔教育观的基础，同时也是他的教育哲学的基础和他的宗教虔诚性的表现。

在福禄培尔看来，在以圆球为象征物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统一体中，世界、自然和人就是上帝精神的自我揭示。上帝的自我揭示是通过外部和内部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外部的，即现实的表现形式就是物质世界；内部的，即思想意识中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的心灵通过预感，通过共鸣作用所参与的精神世界。上帝创造了自然，自然形态是无限多样的。这无限多样的自然形态归属四个大类，作为自然的四个组成部分构成了整个自然，体现了自然发展的四个阶段，它们由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石头、植物、动物和人。每个发展阶段上的事物的形态是由上帝自上而下倾注出来的力量构成的，上帝本身即以其特有的方式通过这些形态显示出来。总之，上帝是自然万物的统一体，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本源。这表明了福禄培尔的万有在神论的世界观，表明了他是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

福禄培尔从上帝是万物统一体的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教育的目的、任务和途径。他认为，人作为一种理智生物，与石头、植物、动物一样，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服从于同一条发展规律，具有同一切事物共同的本质，即上帝精神。人与其他事物一样最初是不完善的。但人处于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他作为一种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有其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他应意识到他的天赋的力量和本质，即体现在他身上的上帝精神，并把它自觉地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教育的作用就在于要顺应人的本性去激发与推动他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完美无缺地表现上帝的精神并加以发展，指明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他写道：“一切事物的命运和使命就是展现它们的本质，也就是展现它们的上帝精神，即上帝的精神本身……作为明智和具有理性的人的特殊命运和特殊使命就是使他的本质，他的上帝精神，即上帝，以及他的命运，他的使命本身，成为完全的意识、活的认识和明确的观点，并自觉地和自由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贯彻，使之发生作用，得到展现。人的教育就是激发和教导作为一种自我觉醒中的、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的人有意识地和自决地、完美无缺地表现内在的法则，即上帝精神，并指明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7福禄培尔还认为，上帝赋予的人的本质最初是不完善的，人要使自己的本质得到发展，首先必须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上帝和自然，然后使自己的一切与自然和上帝协调一致，使自己内在的本质与外部世界，即体现上帝精神的自然统一起来，按照在自然中表现的上帝精神去生活。而要认识自己和外部世界，首先必须把自己的内部世界，即在自己身上潜在着的上帝本质，在外部世界表现出来，这样，他的内在本质才能被自己和别人所认识，最后达到内部和外部的统一，即所谓变内部为外部，变外部为内部。而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激发和推动这一过程的实现。

 

(二)通过活动达到“生命统一”——劳动与其他活动的教育意义

 

福禄培尔在关于劳动等各种活动的表述中，强调了劳动等各种活动的教育意义，并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家庭里的共同劳动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家庭共同生活的基础。并认为，做事、劳动等各种活动是人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他写道，人进行创造，原来仅仅是为了使存在于他身上的精神的东西，上帝的本质，在他自身以外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他可以认识他自身的精神，认识体现在他自己身上的上帝的本质。这里，反映了福禄培尔关于他的通过活动达到“生命统一”的哲学思想。

按福禄培尔的看法，每一个事物只能发展和训练包含在自身之中的东西。同样地，人只能发展上帝给予他的那种本质，正如上帝在他身上埋下一粒种子一样，将按照种子所固有的性质发展和壮大。作为上帝精神的人的内在本质必须明确和肯定地反映在外部世界，即自然中，经过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或者说精神和自然在生活中的结合而得到发展。然而要实现这种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统一，必须以做事、劳动等人本身的各种活动为中介。只有在人的活动中，人的本质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并为人所认识，也为自己所认识。在福禄培尔看来，通过活动实现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统一的过程，就是生活本身，而在生活和活动中，自然和精神达到统一，这就是所谓“生命统一”。

福禄培尔还认为，“对立融合”是自然万物必须服从的普遍法则。人的发展同样要受这条法则的制约。在实现“生命统一”的过程中，精神作为一种冲动从内部向外部发生作用，自然作为一种刺激从外部向内部发生作用。精神与自然两种对立的东西通过人的活动而达到统一或者说融合，从而使人得到满足，得到发展。因此，实现“生命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对立融合”的法则得到实现的过程。而劳动及其他活动对这一过程的实现来说，始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福禄培尔在谈到宗教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关系时，也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他曾经写道：“早期的劳动，按其内在的意义来说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它起着加强和提高宗教信仰的作用。没有实际操作和没有劳动的宗教信仰将有陷入玄虚的梦想、虚无的狂热、空洞的幻想的危险，正如没有宗教信仰的劳动和实际操作使人成为负重的牲口，成为机器一样。劳动和宗教是永恒的上帝从无穷中创造的、同时存在的统一体。”8因而，无论在学前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他都把劳动看作重要的教育手段之一。在他看来，儿童活动本能是教育中的推动因素，因而是智力发展的基础。所以，他把做事和各种活动看作儿童生活中首要的东西。他反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片面地从经济利益出发评价劳动的倾向，赋予劳动以新的意义。他认为，“那种认为从事劳动、工作、创造仅仅为了维持他的身体、他的躯壳，仅仅为了获得面包、房子和衣服的思想和胡言乱语是卑微的，”同上，9并认为，人“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面包、房子、衣服是第二位的派生物，是不重要的附属品。”10

 

(三)关于人的发展及其连续性的论断

 

福禄培尔从宇宙万物无限发展的观点出发，认为作为宇宙万物一部分的人在其生命过程中也是不断发展的，并从事物整体联系的观点出发，强调人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基于这样的观点，他主张人的教育应按照儿童的本性连续地、协调地促使他们在各方面得到发展，反对那种把人类的发展和训练看作“一种静止的、完结的，似乎始终仅仅是以更大的普遍性重复着的东西的观点”。11他还批评了那种把人的各个发展阶段孤立起来的看法。他说：“把人不断前进的一系列发展的年岁划分明显的界限和造成截然的对立，从而完全忽视持续不断的进步、活生生的联系和生活的本质，那是十分有害的，起阻碍作用的，甚至会发生破坏作用。”12他认为婴儿、儿童、男孩、女孩、男青年、女青年、男人、女人、老头、老妇人等这些人的发展阶段之间应是没有裂罅的，彼此相互过渡的，不间断地前进的，把它们截然划分开来是极为有害的。他指出，父母容易忽略和轻视的一点是，当一个人到达少年期时，便相信他是少年了，并把他作为少年来对待，当他到达青年期时，便把他作为青年人或成年人来对待，而不管实际上他们的智力、情感和身体的要求是否已达到他们的发展阶段。甚至有些看来十分明智和精明的父母，他们不仅要求自己的孩子表明为一个少年和青年，而且要求他超越他的发展阶段，要求一个少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表现自己。他认为，“这种观点，以及忽视同后继发展阶段联系的先前发展阶段，特别是最早发展阶段，会给该少年未来的教师和教育者带来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一方面，受这种条件制约的少年也会认为，先前发展阶段的任何教育与训练是完全可以跳跃的，另一方面，如果在早期从他的外部给他规定一个陌生的模仿和努力的目标，例如训练一定的职业和一定的活动，那么他将会遭到最严重的损害和削弱。”13福禄培尔的这种关于自然中的无限发展和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发展的思想，构成了他的教育理论体系中的主导思想。

 

(四)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

 

教育要适应自然，也就是说，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这是福禄培尔教育理论体系中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福禄培尔从这一原则出发，要求让儿童从最早期开始就能不受干扰地自然发展。因此，“教育、训练和全部教学与其是绝对的、指示性的，不如更应当是容忍的、顺应的，因为在纯粹采用前一种教育方式的情况下，人类的那种完美的发展，稳步和持久的前进将会丧失，而丧失的这一切，正是上帝精神在人身上并通过人的生活所表现的自由和自决，这自由和自决便是全部教育和全部生活的目的和追求，也是人的唯一的命运。”14福禄培尔拿园丁修剪葡萄藤作为比喻：“葡萄藤应当被修剪。但修剪本身不会给葡萄藤带来葡萄，相反地，不管出自多么良好的意图，如果园丁在工作中不是十分耐心地、小心地顺应植物本性的话，葡萄藤可能由于修剪而被彻底毁灭，至少它的肥力和结果能力被破坏。”15他认为，“纯粹绝对的、强制性的和指示性的人的教育方式本来应当等到人开始了解自己，上帝与人之间开始有了统一的生活，父子之间、师生之间开始意见一致并有了共同的生活之后……”16简言之，只有当受教育者有了一定的自觉性之后，才能使用。

与让儿童不受干扰地自然发展的主张一致，福禄培尔也重视儿童个性的发展，“因为，在作为人类一员和上帝儿女的每一个人身上包含着并体现着整个人性，但它在每个人身上是以完全固有的、特殊的、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方式被表现、被塑造的，并且应当在每一个人身上以这种完全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方式被表现，借此人们能够感知人类和上帝的无限而永恒的、丰富多样的本质……”17然而，福禄培尔强调个性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教育中忽视个人同集体的联系。他相信，个人只有在同其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实现他的生活的目的。在这方面，福禄培尔特别强调儿童同国家和家庭教育的联系，强调家庭教育的作用。

 

三、福禄培尔的教育分期及对各时期教育的具体论述

 

(一)幼儿期

 

福禄培尔把他论述的人的教育所涉及的年龄范围划分为幼儿期和少年期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幼儿期又进一步划分为婴儿期和幼儿期两个阶段，少年期则分为少年期和学生期两个阶段。在他看来，受教育的人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必然会按照自己的使命显示出自己必须实现的各种功能。婴儿期的人具有“吸吮”的功能。这种功能不仅体现在吸吮母乳上，而且也体现在吸吮外界事物上。他认为，婴儿几乎是不加选择地把他所接触到的外界或者说自然中纷繁多样的事物接受(即“吸吮”)到自身中，使其成为内在的东西。因而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变外部为内部的时期。在幼儿期，作为幼儿的人把以前这种内化了的东西重新外化。儿童通过这种表现，实现内部和外部的统一，这也体现了表现上帝统一体的过程。然而这时，这种上帝统一体的表现对于儿童来说还是无意识的。幼儿期的人尚缺乏有意识表现的可能性。只有到了少年期，人才有可能带着意识、观点、意志去接受外界事物。这种接受外界事物的表现已不再是“吸吮”了，而是研究，是有意识的推断。这种推断发生在内部与外部之间。这时人实现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中介作用，使内部与外部在概念上统一了起来，于是人便具备了理解统一体的先决条件，并进入了学生期。

福禄培尔认为，在婴儿期，人体各部分和各种器官的发展占主要地位，其中，他首先强调了感官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变内部为外部，变外部为内部并寻求两者的统一是表达人的命运的一般外部形式，所以人必须去认识他所接触的每一个外部事物，并且要求从其本质和联系上去认识它，而人的感官就是实现这一认识过程的工具。

为了促使人体各种感官的发展，福禄培尔强调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身体、他的感官、他的四肢的运用、应用和练习。至于运用的结果，对于这一发展阶段上的人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运用的方式，主要是这一阶段上开始的表情和四肢的游戏。在这一点上，福禄培尔提醒人们，为了避免儿童养成缺乏任何内部基础的身体的、特别是脸部的活动的习惯，以致引起身心发展方面的种种弊病，例如眼睛和嘴的扭曲，以及举止和感情、身体和心灵、外部和内部的分裂和分离和由这种分裂和分离导致的虚伪和其他病态的举止，等等，这些作为儿童最初表现的游戏应加以注意和保护。此外，也要防止在无任何用以进行活动的物体存在的情况下，让孩子过久地独自呆在床上和摇篮里，等等。

在发展了的感官、身体和四肢活动到了儿童开始自动地向外表现内在本质的程度时，婴儿期便告终止，随之便开始了幼儿期，这时也就开始了真正的人的教育。不过，这个时期的教育仍然是由家庭承担的。

在福禄培尔看来，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内容。他认为，正是在游戏中，儿童最能表现出创造性和主动性。福禄培尔还阐明了游戏对于儿童发展的重大教育意义和在学前教育中的独特地位，高度评价了游戏的作用。他把游戏看作“这一时期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它是内在本质的自发表现，是内在本质出于其本身的必要性和需要的向外表现……”18他强调“游戏是人在这一阶段上最纯洁的精神产物”，它“给人以欢乐、自由、满足，内部和外部的平静，同周围世界的和平相处。一切善的根源在于它、来自它、产生于它”。19“这一年龄阶段的各种游戏是整个未来生活的胚芽，因为整个人的最纯洁的素质和最内在的思想就是在游戏中得到发展和表现的……”20等等。

 

(二)少年期(少年早期)

 

福禄培尔所谓少年期儿童(Knabe)主要是指学前期的少年儿童。在他看来，对于这一阶段的少年儿童来说，家庭里的共同生活和父母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的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使外部的东西成为内部的东西，这就是学习。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儿童必然会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渴望从周围大量的事物中找到其内在的联系和统一。这种渴望可以通过游戏得到满足，然而能充分满足这种渴望的乃是家庭生活。

他认为，家庭生活对儿童来说就是他的生活的楷模，会对他的生活发生强烈的影响。他将按照这种生活的楷模所表现的那样在自己生活中表现自己。比如说，在家庭里，他会看到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在生活中和他的家庭所触及的各种关系中进行创造、工作和劳动，于是他也会自己去尝试表现他所看到的这一切。这样，他将会从中认识到，通过人的力量，通过人的四肢进行表现的可能性和方式。因此，父母不应拒绝孩子帮助做事的自发要求，而应加以支持和肯定。否则，孩子的内心活动会被扰乱，“他们会感到自己被拒绝于他们感到与之密切联系的整体之外。他们整个内在的力量被激起了，但他们感到自己是孤单的，不知怎样去运用所激起的力量，甚至这种力量反而成为他们的负担和压力。他们会感到恼怒和变得怠惰起来。”21

福禄培尔从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本性的思想出发，不仅要求父母们保护儿童做事的积极性，而且认为儿童所有其他一切自发的活动都有积极的意义。作为教育者，对儿童的这些活动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比如他认为，爬洞穴和深坑，爬树和爬山，探寻高处和低处，漫游森林和田野，这是少年期儿童的大胆而敢于冒险的力量的表现。儿童从漫游中将会带回一些他们所不熟悉的石块和植物以及蠕虫、甲虫、蜘蛛、蜥蜴等小动物，他们将会提出各种各样有关这些东西的问题，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从而将会丰富他们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即使儿童在活动中有时会犯些错误，那主要是由于年幼无知又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以致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而得出相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者不应该把儿童“看成邪恶的、诡计多端的、阴险的小魔鬼”，22这样，他们把本来是无罪的孩子变成有罪的人，从而从精神上扼杀了孩子，剥夺了他的生命。福禄培尔形象地指出，这些教育者使用的对待孩子的方法，“正如心地善良的小孩子采取的方法一样，他抱着坚定的信念把经过他多次折腾之后变得十分虚弱，有的甚至掉了脚的苍蝇或甲虫说成：它已经被驯服了。”23

福禄培尔认为，游戏和身体活动对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仍然是重要的活动内容，但它总是带有独特的、与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内心生活相适应的性质。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游戏的内容和形式也得到发展并日益丰富。

福禄培尔主张，为了发展儿童这些活动，应当提供和创设活动条件。比如，让孩子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作物，每一个村镇设置一个供儿童使用的公共游戏场所，组织他们做纸工、厚纸工、制作模型，等等。

 

(三)学生期(少年后期)

 

儿童成长到少年后期，即学生期 ，担负着这一阶段上人的教育任务的主要是学校。因而，关于学校的性质、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学校教育诸基本问题，福禄培尔都作了具体而系统的论述。

其中，在谈到关于学校的性质与任务时，他指出，“学校和教学应把外部世界以及作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并与外部世界处于密切关系中的学生自己，作为他的对立物，作为不同于他自己的、他所不熟悉的另一种东西，呈现在学生面前。再则，学校还要为学生指出各个事物的内部倾向、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从而使他们的认识朝着越来越高度的普遍性和思想性上升。”24他还指出，“一个学生或少年儿童，一旦进入学校，便会越出对事物的外部观察而进入对事物更高深的精神的理解。儿童越出对事物外部的、表面的观察而进入对事物内部的观察，因而也是达到对事物的认识、洞察和形成意识的观察，以及他脱出家庭秩序而进入更高的世界秩序，这就使他成为学生……”25总之，学校的任务是使脱离了狭隘的家庭圈子进入到广阔的世界的儿童，由以往对客观事物的仅仅是表面的、非本质的观察进入对包括学生自己在内的客观世界的本质的观察，从而获得关于事物内在本质和事物内部倾向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由于学校担负着这样的任务，福禄培尔认为，一个学校教员的作用在于能够向自己和他人或者学生指出并使之理解事物内在的、精神的本质。对于每个具体的儿童来说，不仅应教给他学习对象本身，而且还应教给他与该学习对象有关的知识。如果学校教员和教师确实做到了这点，那么，担任教员和教师工作的不管是裁缝、伐木工和织工、风琴师、唱诗班领唱，还是校长，都是名符其实的教员和教师。与此同时，福禄培尔也批评了当时学校教师工作中的那种“使孩子们认识非常之多的事物，却并不向他们指出事物之间必然的、精神的统一性并在这种统一性中把它们联系起来”26的就事论事、不讲效果的倾向。

福禄培尔确定的学校教学内容分四大类：宗教与宗教教学；自然科学与数学；语言与语言教学及与此相关的阅读与书写；艺术与艺术对象。他确定这些教学内容是从以下思想出发的。

他认为人的心灵的、精神的内部世界和具有形体的、物体的外部世界以及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两者之间起媒介作用的语言构成少年期儿童生活的核心。学校与教学应当通过这三者引导儿童去掌握三方面的，但本身是统一的、相互密切联系的知识。这三方面的知识就是：关于儿童“处于各种关系中的自身的知识和关于整个人类就其本质及各种关系而言的知识……”；27关于作为人的本质及其他一切事物的本质之永恒制约者和永恒本源的上帝的知识；“关于来源于永恒精神和受永恒精神制约的自然和外部世界的知识。”28并且，学校与教学应从引导儿童掌握这三方面知识入手进一步引导他们去实现与这三方面本身统一不分的知识完全和谐一致的生活和行动，即：“通过那三位一体的知识引导少年期的人从欲望到意志的确立，从意志活动到意志的巩固，并继续不断地前进以实现他的命运和天职，达到他在尘世的完善地步。”29

 

四、福禄培尔的学前教育理论

 

(一)关于学前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福禄培尔关于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他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在福禄培尔看来，学前教育在人的教育的整个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幼儿时期是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人的整个未来生活，直到他将要重新离开人间的时刻，其根源全在于这一生命阶段，不管这未来生活是纯洁的还是污浊的，是温和的还是粗暴的，是平静的还是充满风浪的，是勤劳的还是怠惰的，是功绩卓著的还是无所作为的，是迟钝而优柔寡断的还是敏锐而富有创造的，是麻木不仁、畏首畏尾的还是富有远见的，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是和睦待人的还是生性好斗的，是惹事生非的还是给人以安宁的。他将来对父亲和母亲、家庭和兄弟姊妹的关系，对社会和人类、自然和上帝的关系，按照儿童固有的和天然的禀赋，主要取决于他在这一年龄阶段的生活方式。”30他认为，“假如儿童在这一年龄阶段遭到损害，假如存在于他身上的他的未来生命之树的胚芽遭到损害，那么他必须付出最大的艰辛和最大的努力才能成长为强健的人，必须克服最大的困难在其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和训练的道路上避免这种损害所造成的畸形。”31他还认为，如果我们看不到人类发展的这一自然和神圣的起点，我们将看不到人类发展的方向，以致只能建立空中楼阁。正因为他把幼儿期看作人的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所以他把学前教育有机地列入整个人的教育的过程，看作是人的真正教育的开始。

福禄培尔尤其重视家庭教育在学前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因为他认为，“在这一时期，人及其教育还是完全被托付给母亲、父亲和家庭的，”32儿童与家庭成员一起，构成了一个就本质上说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他相信幼儿教育的改革必须从家庭教育开始，他主张给缺乏教育知识的父母提供内容和方法上的指导。他创办幼儿园的主要目的也就在于此。

在福禄培尔创建幼儿园之际，德国已存在着形式众多的学前教育机构，如幼儿学校、游戏学校、看护学校等。这些学前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发展是由作为宗法制的家庭生产共同体的封建家庭形式的解体而引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妇女和稍大一些的儿童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妇女劳动力被企业广泛雇用，迫使许多家庭把幼儿安置到私人办的或公办的幼儿教育机构中去。由家庭承担的个别教育形式的学前儿童教育再也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对人的要求的改变，也要求家庭和公办教育机构中教育内容和形式的相应改变。对于这种时代要求的客观原因，福禄培尔是不可能加以说明的，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时代要求的表现形式。基于这种认识，他最初打算通过推广合乎他的教学论要求的一套游戏材料，来达到改革家庭教育的目的。但不久，他就不能不认识到，要彻底改变家庭教育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家庭里，传统的风俗习惯是十分顽固的，要消除陈旧的传统习俗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因此，他逐渐地倾向于建立新的幼儿教育机构，这种机构，对于家庭幼儿教育来说，既是一种帮助，又是一种榜样。

福禄培尔把幼儿园的目的和任务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认为，幼儿园不仅应当帮助那些无力照顾孩子的家庭解决照管孩子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应当培养学前儿童参加与其本质相适应的活动，增强他们的体质，训练他们的感官，促进他们正在觉醒中的心灵的发展；通过各种活动，使儿童在自然中和人的生活中获得感性的认识，使他们的心智发展得到正确的引导。为此，幼儿园的任务主要在于组织儿童进行各种适当的活动，特别是通过游戏活动来发展他们各方面的力量，为初等学校和未来的生活作好准备。

第二，幼儿园应在正确引导孩子从事各种活动中，给母亲们训练照管孩子的助手，为其他幼儿教育机构训练幼儿教育工作者。

第三，幼儿园还应推广幼儿教育经验，介绍合适的儿童游戏以及合适的游戏手段，包括玩具、适合于儿童天性发展的游戏内容和游戏方法。

 

(二)游戏和劳动等活动在幼儿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福禄培尔十分重视儿童创造能力的发展。他认为，人生来有一种活动本能(包括创造本能)，这种本能在婴儿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例如注意周围环境，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身体往上抬起来，以及其他一切感官和四肢活动等。他特别强调，在婴儿期以后，这种活动本能主要表现在游戏中。儿童的这种本能表现就是人的本性要求。就是说，人到了这一发展阶段，就会自动地要求把他的内部世界表现出来。他的关于游戏是“这一时期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33的名言即表达了这一意思。他还认为，儿童的这种本能表现是完全符合人的使命的，就是说，人必须通过全面表现内部世界，通过感受外部世界，通过把内部和外部世界作试探性的比较，达到对上帝这个“统一体”的认识，对生活本身的认识，以便能够按生活的要求去生活。因此，对于出生到世界上的人，需要及早给以从事外部生活和生产劳动的训练。

福禄培尔主张借助各种作业、练习和游戏使儿童的创造性得到系统的发展。他尤其强调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教育作用，因为儿童的创造性主要是通过游戏表现出来的。在他看来，游戏会直接影响儿童的生活和教育。他认为，一个能干地、平心静气地、坚忍不拔地坚持游戏的儿童，也必然会成为一个能干的、平心静气的、坚忍不拔的、能够以自我牺牲来增进别人和自己幸福的人。为了系统地组织儿童的游戏，福禄培尔发展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统一到多样循序渐进的不可分割的游戏体系。根据他的设想，这个游戏体系应适合于逐步发展儿童的智力和体力，同时使儿童认识他所谓的生活发展规律。福禄培尔一再强调在自然和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存在着同样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无论在无机物世界(如水晶)还是在人的共同生活领域(如家庭和国家)都存在着合乎规律的联系，当儿童通过游戏等活动，一旦了解了这种到处相同的有规律联系时，他就能够适应一切领域的生活。

 

(三)“恩物”及其游戏和作业体系

 

福禄培尔为了让儿童开展游戏和其他活动，设计出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统一到多样循序渐进、合乎逻辑联系的游戏和作业体系以及与此相配合的一套活动玩具作为教具。他称这套活动玩具为“恩物”，意味着它们是上帝的恩赐。

福禄培尔设计这套“恩物”采用的基本图形是圆球，其次是立方体，然后是圆柱体。球体法则是福禄培尔哲学思想的中心，“恩物”中圆球的采用就是他关于“球体法则”的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他认为，圆球是一切外部形态中最完善的形态，是物质世界中上帝的写照。如果上帝的创造力向所有方向自由地散发开来，便会形成圆球，上帝即处于圆球的中心。因此，他认为圆球是上帝力量最本质的表现，是万物统一的象征。球体可以滚动，其表层又没有起点和终点，因此，它又是运动无限的象征。所以，儿童玩球，可以懂得万物都统一于上帝，万物都包含有上帝的本源的道理。立方体具有三维性，它同时有六个面，八个角，十二条边，显示了丰富多彩的几何图形。如果把圆与四边形连结起来，便成为圆柱体。这就是基本的三种物体形态，通过改变主轴的办法，还可以构成其他许多有规则的物体图形。这些图形，可以体现出充满上帝精神的丰富多彩的自然形态。福禄培尔的基本思想是，上帝是自然及其规律的创造者，每个儿童如果使用以这些图形构成的玩具，就等于模仿上帝把自然重新创造一遍，这样便可使自己的智力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福禄培尔出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赋予他的“恩物”以宗教神秘主义的意义，但实际上，这套“恩物”的真正价值，并不是它的这种宗教神秘主义的象征意义，而在于它发展儿童的智力和创造性。

福禄培尔根据上述思想设计了如下六种“恩物”。

第一种“恩物”是由各种不同颜色的柔软圆球构成。球上各系上一根线，可以提着做各种动作，例如，母亲可以一边甩动圆球，一边说“去——来”，“上——下”，“左——右”，“前——后”，“绕过来”，等等，借以促使儿童形成一定的空间概念。又如，母亲把球放在掌心里，说“有球”；把它藏起来，说“没有球”，借以发展儿童肯定和否定的观念。通过各种颜色的比较，又发展了儿童识别颜色的能力。总之，通过摆动、落下、投掷、寻找等各种表演，并用儿童所能理解的语言加以解释，如此等等各种活动方式，锻炼了儿童的感官，扩大了他的经验范围，使他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和力量。

第二种“恩物”是由木制的圆球、立方体和圆柱体组成。与第一种“恩物”不同的是，立方体平面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直观形式和稳定性代替了圆球的运动的多样性。因此，福禄培尔又把它看作静止的象征，是多样中的统一的象征(一立方体就其整体来说是统一的，但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去看，它的形式又是多样的)。而圆柱体是球体和立方体两种性质的混合，因为它竖立时是稳定的，卧倒时又是可动的。通过这种“恩物”，可以帮助幼儿直观地认识物体的形状和各种几何图形。例如，为了让儿童知道，在一个立方体上，观察者不管站在哪个角度，至多只能看到三个面，母亲或保育员可以在演示的同时给孩子念一首诗，大意是：“不管我如何翻身和转身，升起和落下，我只能同时显示出三个面。”

随后的四种“恩物”是把立方体按不同分割法分割而成的，以用直观方法显示数学规律。例如第三种“恩物”是沿三个方向把一个立方体分成八个相同的小立方体，以使儿童获得整体与部分的概念；第四种恩物是把一个立方体分成八个相同的小长方体，以使儿童获得长、宽、高的概念；第五种“恩物”和第六种“恩物”是把一个立方体分成二十七个小立方体，其中有的小立方体再度分成更小的部分或平板、斜角等，以使儿童认识各种几何形状。用这类“恩物”进行的游戏分为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1.表现生活或体现建筑的形式：儿童把由立方体分成的小立方体或长方板等搭接和重叠成一条板凳、一架梯子、一口井，等等。

2.体现美或图像的形式：要求儿童在一个简单的装饰物基础上，通过调换个别接木而获得新的、相称的造型，这样的游戏方式可以连续地进行下去。

3.认识或学习的形式：这种形式用于直观地说明物体的数量关系和体积关系。例如让儿童数一下局部的小立方体并说明与整体的关系，通过这种办法来发展“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等概念。

应该说，这一套可以分割与组合的“恩物”对于发展幼儿的认识、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十分有益的。

除以上几种“恩物”外，福禄培尔还主张使用折纸、贴纸板、木棒、绳子、小珠、环圈等供儿童进行各种活动和作业。

为发展儿童的创造性，福禄培尔还要求儿童进行各种劳动作业，如栽培植物、初步的自我服务等。为此，他还主张建立儿童园地，供儿童种植和培育各种植物。

 

五、福禄培尔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性

 

福禄培尔一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学前教育方面。他曾详细研究了学前教育理论和幼儿园的教学方法，并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完整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他创办幼儿园及提出的幼儿教育理论对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有广泛的影响。他在探讨儿童智力发展的规律性方面，对幼儿的一切生活表现进行了细心的、第一手的观察和研究，这是很有意义的。他正确地认识到学前儿童的思想是表现得很具体的、密切联系实际的，他由此得出的结论对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他致力于在幼儿中间运用游戏作为最重要的和全面的教育手段，并确立了一个周详的游戏和作业体系。他的“游戏恩物”作为幼儿玩具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许多玩具有助于儿童注意力的集中，有助于发展身体的自制力和创造的想象力。因此，在现代的儿童玩具中仍保留有福禄培尔“恩物”的某些基本形式。他的“恩物”中的可分割组合的立方体是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积木游戏的最初形式。此外，还有我们今天采用的其他许多游戏和活动形式，例如手工活动、手工制作等，也是经福禄培尔的启示才发展起来的。福禄培尔关于要求儿童通过户外活动和小组游戏促进身体发展的思想也是十分可贵的。然而，福禄培尔的贡献绝不止于学前教育方面，他在学校教育领域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和建议。《人的教育》一书就是泛论儿童时期学前和学校教育的一部重要论著。他主张教育适应儿童天性，反对强制性教育和压制儿童的发展，重视儿童积极活动，重视发展儿童的创造性，重视儿童个性的发展以及强调早期教育对人一生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家庭教育的作用，主张人的一切发展阶段上教育的连续性等等都是正确的，这一切，对当时德国旧教育那种压制、专断和机械刻板的教育方法来说，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他重视儿童游戏和手工制作活动以及重视劳动的教育作用，对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初等教育有一定的影响。他对儿童发展的看法和儿童自发活动等一些教育原则对20世纪初的新教育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然而，福禄培尔的哲学观和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他归根结底是一个泛神论者。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宗教观和泛神论立场出发，他对教育上许多重大问题作了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论述，致使他的理论带有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也使他的理论的价值受到一定的限制。他在论述关于“统一体”的思想时，阐发了事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事物整体结构分析的方法出发，强调事物结构的联系，要求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看到事物整体的本质联系，等等，这是正确的，然而他把这个“统一体”归结为上帝，这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在这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统一体中，世界、自然和人是上帝精神的自我揭示，把千姿百态的自然万物与人本身都看作是由上帝自上而下倾注出来的力量构成的。这样，他把宇宙万物完全神化了，这是他的万有在神论世界观的反映，而他的教育理论就是以这种万有在神论世界观为基础的，他的整个教育观即来源于这个“神圣统一体”的思想。他在论述人的发展和教育问题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上帝精神的体现。这种唯心主义的错误结论，同样来源于这个“神圣统一体”的框框。在论述人的发展规律时，他既主张人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又认为自然万物与人必须受同一条发展规律的支配，这显然是矛盾的。他高度评价劳动的教育作用，反对当时那种首先从经济利益出发评价劳动的倾向是正确的，然而他把劳动的概念仅限于“自我认识”和“自我表现”这一目的，而把人的活动的现实结果——面包、房子、衣服等置之不顾，看作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多余的。他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也是唯心主义的。他高度评价游戏的教育作用是正确的和合理的，然而他在阐述游戏的重要性时，从神秘的宗教观出发，把游戏解释为儿童内部本能的表现，即儿童通过游戏来表现其内在的“上帝的本质”，这也是错误的。他富有启发性地设计了一个游戏体系，并力求通过游戏等活动来贯彻他的教学论思想。但是无疑地他过高估计了他的游戏体系的教育作用。他的这些过于条规化的游戏方法导致机械的公式主义，与通常的游戏是很不相称的，因而是难以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他为配合“恩物”的使用而创造的诗和儿歌，除了不科学的解释外，还包含着许多对学前儿童的认识能力来说过高的要求。尤其是对“恩物”的宗教神秘主义的解释是不可取的。

总之，福禄培尔的世界观是万有在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以他的一套神秘的象征主义自然哲学为基础的。因此，他的教育理论也必然受他的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观和世界观的支配。他的哲学观和世界观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影响。例如克劳泽、奥肯、施莱尔马赫、谢林、费希特等人的哲学他都有比较深刻的研究，以致他在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和世界观方面受到重大影响。其次是福禄培尔所处的宗教环境的影响。他的父亲和祖先曾经几代当过牧师，他的家庭的其他成员也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他的宗教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第三，由于福禄培尔从小失去了母亲和母爱，他的童年时期的孤独生活促使他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试图观察自然生命的奥秘和在其中存在的爱，这与他的一套神秘的象征主义哲学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

尽管福禄培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观与世界观使他的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他的理论体系中的上述合理成分是不容低估的。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创办的幼儿园以及提出的幼儿教育理论对世界各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有广泛的影响。直到20世纪初，他所制定的学前教育体系是学前教育领域中最流行的体系，福禄培尔主义普及于世界各国，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9世纪末，福禄培尔主义被美国接受后，增加了一些新的特征，削弱了它的神秘主义和某些不合理因素，从而形成了福禄培尔主义的新的变种，人们称之为“新福禄培尔主义”。

 

孙祖复

1990年7月

1　［民德］《学前教育论文集》，德文版，人民与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页。

2　［民德］《教育史》，德文版，人民与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47～248页

3　见本书第5页。

4　见本书第124页。

5　见本书第124页。

6　同上。

7　见本书第6页。

8　见本书第30页。

9　第27页。

10　同上，第28页。

11　见本书，第16页。

12　同上，第24页。

13　同上，第26页。

14　见本书第11页。

15　见本书第10页。

16　同上，第11页。

17　见本书第16~17页。

18　见本书第38页，

19　同上，第38～39页。

20　同上，第39页。

21　见本书第72页。

22　同上，第89页。

23　见本书第90页。

24　同上，第92页。

25　同上。

26　同上，第93页。

27　见本书第100页。

28　同上，第92页。

29　同上，第101页。

30　见本书第39页。

31　同上，第40页。

32　同上，第36页。

33　见本书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