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干部和群众成了“黑帮分子”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为保护干部和群众成了“黑帮分子”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67年元旦过后，中联部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被勒令就自己的问题特别是“文革”以来的表现，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并听取批判。伍修权在1月12日的全体大会上自告奋勇说：“那我先来检查吧！”

伍修权这次检查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他说，自己对“文革”很不理解，思想总是落后于形势，迟迟跟不上来。接着重点检查了自己“文革”以来的问题，运动初期中联部向下属单位派出工作组时，伍修权也表示支持，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成了他的第一条“罪状”。伍修权还承认自己曾经“怕字当头，怕受委屈”、“等着挨整罢官”等。

“文革”初期，伍修权根据中联部部务会议精神，写过一份如何应对造反派夺权的报告。这份预案属正常请示件，却被康生当作伍修权反对“文化大革命”、试图镇压造反派的铁证。造反派则秉承康生、王力的意旨，不让伍修权过关，大会小会对他进行围攻。不分日夜轮番批斗，使伍修权因体力不支而晕倒，高烧39.8℃，中联部医务室的大夫提出必须马上送伍修权进医院。他在医院住了十天，造反派说不能让伍修权把医院当成避风港，强迫他立即出院继续交代问题。

虽然对群众组织采取尽量合作不对立的态度，但伍修权有时也难以按捺心中的愤慨。那时最常用的斗争方式是“打语录仗”，即各自从《毛主席语录》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来批判或反驳对立面。面对造反派的无理取闹，伍修权也会选出几条语录予以回敬。一次，他打开“语录”朗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想用这条“最高指示”提醒对方，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他。造反派头头回道：“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你就不配读《毛主席语录》!”伍修权听了抓住他这句话追问：“你根据什么说我是敌人？中央有哪个文件，哪条指示说我已经是‘敌人’了？”康生、王力等虽然唆使造反派用“群众”名义对他连轰带斗，但由于没有抓到他什么重要把柄，因此还没有把他定为敌我矛盾。(www.guayunfan.com)

随着斗批运动的愈演愈烈，中联部也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在康生、王力直接操纵下，造反派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工勤总部的打压逐步升级，从“保皇组织”、“工贼组织”到“反革命组织”。工勤总部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职工，都被拉出去批斗，勒令他们停止工作，下伙房劳动，连有的炊事员、招待员也被停职反省、挨打被斗。造反派还抓了好几个“反革命案件”：外出的汽车爆了胎成了“政治破坏”；大标语上毛泽东的“毛”字被喇叭挡住了，也是“恶毒攻击”，并据此要求部领导宣布对工勤总部实施取缔、镇压。

按照康生、王力的意旨，当时的中联部代部长主持部务会议讨论此事，决定以部的名义正式宣布取缔工勤总部。伍修权当即表示反对，他提出，部领导对两派群众组织，要坚持“一碗水端平”，不能支一派压一派，更不能毫无根据地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如果那样做，就会犯运动以来最大的错误。在此前后，康生叫这位代部长传话给伍修权：“如果你同我们站在一边，康老说还保你。”伍修权淡然一笑，未予理睬。这一来，就进一步得罪了极左的造反派头头和为他们撑腰的康生、王力一伙。

一次，工勤总部召开大会质问这位代部长为什么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一个造反派头头当即带着一批人冲进会场，导致了武斗的发生。当时在场的还有外训班的一些外国学员和外宾的孩子。这事惊动了中共中央，周恩来赶来中联部，看望了受伤的外宾之子，向外宾表示了歉意，要求中联部领导马上查处此事，做好善后工作。伍修权也去医院慰问了伤者，还劝说两派不要激化矛盾。

康生、王力一伙则利用他们挑起的武斗事件加紧了对伍修权的围攻，召开了“粉碎伍修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把他定为中联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和“工贼组织的黑后台”，并且剥夺了他在会上的答辩权。伍修权只得以毛泽东提倡的大字报这一形式，于1967年4月6日在中联部大院内贴出一张大字报，公开阐明自己对中联部运动的看法，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批评个别领导人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张“四六大字报”的矛头是指向康生、王力一伙的，一贴出来，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中联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也刺痛了康生、王力一伙。4月8日凌晨，康生、王力即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名义，发出了“对中联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指示”，鼓动中联部的干部群众跟伍修权划清界限。“四八指示”下达后，康生、王力又来到中联部，连夜召开大会，由王力当着康生的面正式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对中联部的“重要指示”。

在康生、王力的直接煽动下，造反派立即调动人马冲进伍修权家。这天是星期六，伍修权的几个还在上学的孩子都回了家。一家人刚刚睡下不久，就听到高音喇叭叫了起来：“打倒彭真黑帮分子伍修权！”“把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修权揪出来！”阵阵喊声把伍修权一家人都惊醒了。造反派冲进去把伍修权揪到走廊里，反扭双臂，先在他家里开现场批斗会，接着拉到中联部大院里游斗。

伍修权被“揪出”的第二天，叶群传达了林彪对伍修权问题的指示。他们把伍修权同彭真连在一起，定为“彭真黑帮分子”，叶群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林彪“指示”，说伍修权“是个危险人物，是坏人，是隐患，在东北的时候就反对林彪，东北所有的坏事他都有份”。康生、王力等一得到林彪的“尚方宝剑”，马上向中联部和各单位造反派做了传达和布置，掀起了“坚决揭露”、“彻底批判”、“愤怒声讨”伍修权的高潮。从中联部大院内到天安门城墙上，贴满了揭露伍修权“滔天罪行”的大标语、大字报。当晚又召开了批伍大会，批斗主持人宣布，为了杀杀伍修权的气焰，决定游街示众。几个人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牌子往他脖子上挂时，发现伍修权不仅穿了棉军大衣，还穿了双大棉鞋。主持人问：“你对批斗是不是有准备？”伍修权答：“是有准备。”问：“为什么？”答：“群众运动嘛!”问：“你既然知道要斗你，为什么不害怕？”答：“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自作聪明的主持人被伍修权的话噎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忽然，他好像抓到救命稻草般大喊起来：“看，伍修权把咱们革命群众比作鬼了！”当晚的批斗、游街，比4月8日晚上的更甚。

被斗得身心俱伤的伍修权在二女儿望生的搀扶下走到院子里。这时已是红日高照，而他的“黑夜”刚刚开始。伍修权晕晕乎乎回到家里，家里已被抄得一片狼藉。他洗了把脸才稍稍镇定下来，只是越想越不对头，自己革命几十年了，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高级领导干部，怎么说“打倒”就被“打倒”了呢？尤其使他想不通的是，决定自己命运的竟是林彪、康生几句不明不白的话，并且由一伙造反派头头宣布对他的惩处。

痛苦不堪又不知如何是好的伍修权，想到毛泽东是了解自己的，两年前伍修权陪同一位外国党领导人去见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指着他对外宾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是没有反对过我的一个。”[5]伍修权是多么想把满腹疑惑和不解向毛泽东报告啊！他几次把手伸向直通中南海的红机子，却又缩了回来。他对家里人说：“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去打扰毛主席。”儿女们说：“您自己不愿打电话去，就由我们出面上书毛主席。”他还是不同意。考虑再三，伍修权给周恩来办公室去了个电话，报告了中联部发生的事。电话是办公室秘书接的，答应马上转告周恩来却无回音。伍修权也知道，在这种时候，每天不知有多少同样的电话打到那里，何况周总理也正处于艰难甚至危险之中，即使出面干预，也不可能救得了每一个向他告急的人。电话告急的下文证实了伍修权的推测：不几天，造反派冲到伍修权家，把他家直通中南海的红机子拆了。显然是周恩来办公室曾给中联部来过电话，查询伍修权挨批斗的事，造反派才采取了这个反制措施。

在中联部大院内，住着几个久居中国的外国党领导人。其中一位与伍修权是近邻，平时常来往。中联部那次武斗中，这位外宾的孩子也被打伤了，伍修权曾去慰问，做善后工作。伍修权被打成“黑帮分子”后，这位外宾对他忽然遭此厄运感到难以理解并为之不平。有一天他们在门口碰上了，这位外宾表示要向他了解情况并给他提供帮助。伍修权说自己现在处境不好，外出活动有诸多不便。他本想借此推托，哪知这位外宾说他到伍修权家来谈。却之不恭，伍修权只得在自家楼下客厅里接待了他。对方急切地问他到底因为什么挨整。伍修权向对方简要说了一下情况，劝他不要卷入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中来，很快就把客人送走了。但是这位外宾后来还是向周恩来提出了此事，认为伍修权不该挨整。这事被造反派视为伍修权唆使外宾向中央告康生的状，他们又对伍修权采取了一个反制措施：勒令他全家立即搬出与外宾为邻的原住处，迁到一处没有电话的旧房子里，并严令他不得乱说乱动，一切行动都要向造反派报告请示。

此时，伍修权的问题已经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不仅在中联部内，还被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以各种名义轮番拉去批斗，其中有两次规模最大的批斗会，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次是在北京体育馆里，他的胳膊被反剪着押进会场，会场坐满了人，一起被批斗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中联部副部长许立。“造反派”一会儿斗班禅，一会儿批伍修权。当时正值盛夏，挂黑牌子的绳子又卡住了脖子，几乎透不过气来。即使在这种逆境中，伍修权还在为班禅不平，为党担忧：班禅是对西藏和平解放有很大贡献的爱国人士，怎么也会遭此厄运？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统战政策跑哪里去了？另一次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广场上召开的批斗张闻天、伍修权大会。一开始以伍修权为主角进行批斗，张闻天只是陪斗。伍修权感到奇怪，张闻天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地位比自己高多了。正当伍修权不解时，可能造反派也有所悟，就将他与张闻天调换位置，让伍修权当起陪斗来。这两次揪斗会，都是万人大会。

那时，人民大学的三个造反组织联合结成了“人大三红”。由于中联部的工作性质，“文革”期间本来不准部外的群众组织进入部内串联。但经康生特许，“人大三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揪伍兵团”，被允许到中联部揪斗伍修权。与之相关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组成的“社会斗批改联络站”，还出版了题为“伍修权罪行录”的铅印小册子，作为他们编印的“斗批改丛书”中的一本。“前言”中写道，伍修权被揪出来“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重大胜利”，“长期以来，伍贼与彭（真）贼结成死党，狼狈为奸，大肆吹捧苏修、南修，积极鼓吹刘（少奇）修的‘三和一少’，给修正主义头子们贴金镶玉，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中央文革，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本小册子的编者们搜罗了伍修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材料，列举其“罪状”：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到遵义会议上，伍修权给李德当翻译，成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帮凶”；长征中“得到彭德怀的重用，被提拔为三军团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与彭真、林枫、吕正操结成“桃园四结义”，合伙反对林彪执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联部的造反派更不甘落后，在他们1967年4月28日炮制的《黑帮分子伍修权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罪行录》中称：在担任中国驻南大使期间，“他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对于他的这笔账，必须彻底清算，必须系统深入地加以批判”。而其中辑录的“伍修权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一部分反动言论”，第一部分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变”。

伍修权经历了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没想到这场运动把他一下打成了“牛鬼蛇神”，使他受到从未有过的打击和侮辱，精神上极其痛苦，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各种批判斗争和审讯逼供，尤其是随叫随到日夜进行的“专案审查”。比这更可怕的是他的罪名已升格为“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三反分子”，“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和“国际间谍”。他陷入了有口难辩的痛苦和无奈之中。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张闻天、王稼祥等开国元勋，都被加上各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冤而死。而一些心术不正、妄图一手遮天的人，却掌握着对干部、群众的生杀大权。落到这些人手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在极度痛苦和悲愤中，伍修权于1967年6月23日深夜，在手边一张纸上留下了遗言：郑重声明自己“不是彭真黑帮分子”，表示“对不起毛主席的培养和教导”，并勉励儿女要听党的话，继续走革命的路，然后吞下了身边所有的安眠药片，以死抗争。

1948年底，伍修权与徐和结婚。图为结婚照

伍修权的老伴徐和发现了丈夫的反常情况。徐和是伍修权的第二任妻子。1948年5月，伍修权到大连指导军工生产，遇到了在延安就相识的冯铉、李斐仪夫妇。他们得知张毓兰病故后伍修权又当爹又当妈的情况，热心地为他介绍了他们所在单位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徐和。他们把徐和找来，引见之后，让两人摆开围棋对弈。伍修权从冯铉夫妇的介绍和与徐和的交谈中，知道她出生于江南水乡名镇南浔，其父徐一冰早年赴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08年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专科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1914年又在家乡开办了南浔贫儿院，1922年因病英年早逝。徐和从两江女子体操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女中、重庆陶行知育才学校等任教，后在其弟徐迟的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1946年来到东北解放区。她既有对伍修权革命经历的敬重，又有对其中年丧妻不幸遭遇的同情。在冯铉夫妇的促成下，两人同意共同撑起这个家。徐和说她参加革命还不太久，正在争取入党。为了不使家庭问题影响对方的进步，伍修权说可以等她解决了入党问题再办婚事。当年11月，徐和入了党并与伍修权组成了家庭。结婚之时，李富春、蔡畅夫妇等赶来贺喜。此时，看着昏迷不醒的丈夫，徐和悲从中来：结婚还不到20年，莫非丈夫就要离自己而去？她迅速把中联部医务所的贾违仁大夫请来，一起把伍修权送到北京医院，这才把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