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和毁约弃盟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面对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和毁约弃盟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60年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中共中央决定派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率代表团前往，康生、伍修权、中国驻罗大使许建国等为代表团正式成员，还有乔冠华等四名顾问和阎明复等四名翻译。

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逐步扩大的。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掀起了一股“非斯大林化”浪潮。中共中央曾在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并发表文章继续肯定、赞扬斯大林。其后因中苏两国共建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之争及赫鲁晓夫对中国国内外政策的指手画脚，矛盾不断加剧。在这次罗党大会上，中苏两党会有碰撞早在预料之中。为此，毛泽东给代表团制定了六句话方针：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中苏矛盾已公之于众，中国反控制的原则毫不动摇，但仍不愿意打第一枪，不希望撕破脸皮，所以毛泽东为谈判预设了“坚持团结、留有余地”的斗争方略。

为了解布加勒斯特会晤的内容，中共代表团先到了苏联。6月17日下午到莫斯科后，立即同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兹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会谈。会谈是在争论中度过的，主要是苏共指责中共，中共代表团则阐述自己的看法。

罗党三大开幕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在大会的致词中，指责中共领导人在6月上旬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第十一届理事会上的讲话是分裂国际共运和反苏的活动。22日，彭真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对此作了反驳，特别强调在国际共运中各兄弟党加强团结的重要性，结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而苏共代表团违背事先的约定，向参加大会的各党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发起突然袭击。当晚，中苏两党代表团又进行了六个多小时的会谈。苏共代表团以赫鲁晓夫为首，成员多，级别高。会谈时大多数时间是赫鲁晓夫蛮横地指责中国共产党“抗拒和平共处”、“纯粹民族主义”、“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等。彭真侧重阐述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同时指出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所在。会谈中，赫鲁晓夫还提出兄弟党会晤结束后应当通过一个简短的公报。第二天下午和晚上，苏共分别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和兄弟党会谈公报草案交给了中共代表团。《通知书》针对两个月前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的观点、主张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责中国共产党违背《莫斯科宣言》的精神。苏共在把《通知书》交给中共代表团的同时，还把它作为会议的参考资料散发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把两党会谈情况以及苏共的《通知书》和公报草案的要点及时汇报给中共中央。(www.guayunfan.com)

6月24日，出席罗党三大的51个外国党中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长达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攻击比22日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时更为激烈。在他的带动下，苏共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一些兄弟党的代表，照搬相同的观点甚至使用相似的语言，群起而攻、轮番发言。精通俄语的伍修权比别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次会议是苏共事先策划好、由赫鲁晓夫直接指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有组织的突然袭击。伍修权与彭真在东北共事多年，深知彭真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但是当受到无理攻击时，激愤之情有时也会溢于言表。为了提醒彭真保持冷静，伍修权就在一张纸上写下“哀兵必胜”四个字，默默地递给了彭真。彭真明白伍修权的用意，对他点点头，控制住情绪，对赫鲁晓夫等人的攻击进行即席发言。彭真首先借用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表示中国共产党虽然尊重苏共及其领导人，但更尊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真理。现在苏共领导不惜破坏国际准则，以“老子党”自居，利用兄弟党的会议，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粗暴围攻，并且不允许做解释辩护，这完全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径。彭真的即席发言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因没有发言稿，就由代表团的俄语翻译、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做现场口译。伍修权也作了即席发言，他还直接用俄语冲着赫鲁晓夫等人说，兄弟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只能进行平等的协商讨论，不允许以势压人和不准申辩，更不应当强求别人服从某党的“指挥棒”。伍修权发言时，赫鲁晓夫先是一愣，接着扭过头作出一副不屑搭理的傲慢姿态以回避他反击的锋芒。伍修权的发言充满激情，彭真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对他的及时“出击”深感满意。

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早有不满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卡博也站了出来，他表示，“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能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在让各国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时的，阿党中央要在深入研究之后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提出看法。”[7]这一表态没有对中苏分歧孰是孰非下结论，只是对赫鲁晓夫组织的围攻说“不”，对中国共产党算是“半票”的支持。但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这“半票”，却引起了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家长”作风也不无反感的兄弟党的共鸣。越南、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兄弟党的代表也在发言中呼吁中苏两党消除分歧。眼看围攻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主题”被搅了个七零八落，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先指责卡博说，他感到痛心的是卡博不与他们站在一起，其发言是对苏共的侮辱，不能代表阿党中央。卡博被逼急了，顶撞说，他讲的话是代表阿党中央的，本来就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1960年1月，米高扬就对霍查讲，苏共和中共有很多分歧。米高扬还说，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对别人讲。卡博的话，把苏共早就在进行反对中共的幕后活动在全体与会者面前抖了出来。赫鲁晓夫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其财政预算的一半以上，军队的军饷、装备完全靠苏联提供，竟敢站出来“造反”。为了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小兄弟”，也给中国共产党一点颜色看看，后来对阿施加了百般压力。1961年3月，在苏联的主导下，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通过一个指名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决议。5月，苏联宣布停止对阿的一切援助。8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拒绝阿派代表出席，实际上是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了华沙条约国组织。

会议最后讨论公报问题，中苏两党又发生了激烈争论。彭真在发言中指出赫鲁晓夫违反了苏共6月7日给中共中央信中的建议，要求会议延后两天以便中共代表团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另外还提出了对公报草案的修改意见。赫鲁晓夫我行我素，仗着兄弟党会议上的“多数支持”，违反事先“不作结论，不发公报”的约定，不仅粗暴地拒绝了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和要求，提出了一个只体现苏共观点并贯彻其意图的“联合公报”，而且逼迫各国党代表团在不能修改一个字的公报上签字。

在国际活动中，当与会者受到攻击又不能马上反驳时，中途退场是表示抗议的一种常见的外交斗争方式。中共代表团作为罗马尼亚工人党的客人来出席他们的党代会，现在却受到了苏共的猛烈攻击。为了避免中共代表团“退会抗议”，不再参加罗党代会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罗党中央总书记乔治乌·德治特邀彭真面谈，伍修权陪同前往，乔治乌·德治和罗党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见。他们说，中共代表团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无论如何要参加完他们的党代会，否则会使他们的会开得不圆满，也会使兄弟党会议半途而废，这将使东道主下不了台。他们十几个人每人都如此这般地说一通，从傍晚一直说到深夜，目的就是要中共代表团顾全大局和主人面子，继续参加会议。当时彭真已经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要在布加勒斯特坚持斗争，利用这次会议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击赫鲁晓夫等的攻击，彭真就顺水推舟地表示理解并接受他们的好意。

6月25日，出席罗党三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因此在更大的范围里扩大化了。布加勒斯特发生的这一切，很快通过电报传到了北京。毛泽东等经过商量，决定发给代表团一个书面指示。周恩来起草的这个指示说，为了能使国际共运内部的对立得以暂缓，中共代表团同意发表一个公报，同时要提出自己对公报的修正意见并发表一份声明。代表团收到指示和声明后，立即在中国驻罗使馆的配合下，由阎明复等翻译、伍修权等审校，迅速译成了俄文和罗马尼亚文。使馆人员迅速打印出中、俄、罗三种文本，分装进五十多个大信封。中共代表团决定在适当时机交给苏共代表团、罗党领导人以及其他兄弟党代表，同时争取机会在会议上口头宣读这一声明。在6月26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彭真宣读了这一声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的声明》揭露了苏共代表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协商原则和对此次会议的事先协议，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苏共把中苏两党关系看成父子党的关系，采取了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声明强调，中国共产党只相信马列主义真理，绝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声明指名批评赫鲁晓夫“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运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声明仍然留有余地，指出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两党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性质，应该进行平心静气的商谈，在1957年各国兄弟党《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使国际共运的团结得以巩固和发展。中共代表团将装有书面声明的大信封送到大会主席乔治乌·德治面前，请他们分发给各个兄弟党代表团，并说为了表示对东道主的尊重所以请他们转发。乔治乌·德治见中共代表团是给他们面子才留下继续参加会议的，不便拒绝中国客人的要求，只得接收下来，让大会工作人员按信封上写好的收件者，当场分发下去。送交和分发声明稿的活动立即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各国代表团一收到装有声明的信封，连忙打开来看，读后或是紧张忧虑，或是凝神思考。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伍修权亲历了由于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行径而导致的中苏两党矛盾公开化、扩大化。时隔半个多月，又亲见了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恶化中苏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遍布中国16个城市、五六百个单位的全部专家计1390名，撤走时还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单位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与此同时，苏联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经济援助协议合同等343项，废除了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个，其中包括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使得曙光初露的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处于云遮雾罩之中。

苏联弃盟毁约使中国“三年经济困难”雪上加霜。为了还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8]。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创汇主要靠农副产品。在整个国家“揭不开锅”的困境中，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竟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10.5亿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9]

“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了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10]赫鲁晓夫为逼中国就范而弃盟毁约和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偿还苏联的外债，是这个历史悲剧的成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