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诚的中国心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赤诚的中国心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统治区的正面战场传来的消息却是失败多于胜利。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华北、华东大片领土接连沦陷，致使南京政府不得不暂时迁都重庆，进入所谓的西南大后方。

国难当头，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社会上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景象。用艺术家的语言形象概括就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具体表现为，前方的将士为国拼命流血牺牲，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后方的达官贵人则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

那么，李四光夫妇和地质研究所的成员是属于前方还是后方呢？回答是特别的，他们是处于后方的英勇的前线战士。在历史的见证下，虽然处在危难的环境中，迎着敌军的枪林弹雨，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但是他们时刻拥抱着亲爱的国土、探讨着严肃的课题、辛勤地耕耘在科学这一片土地上，拼搏进取，他们的科研汗水洒遍了长江两岸和西南大地。

1937年8月，南京防空司令部占用了地质研究所在南京的办公大楼，危难之际，全所被迫迁至庐山。同年11月，因战事紧逼，他们途经湖南长沙转移到了桂林，接着又相继来到贵阳、重庆等地，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他们才得以返回南京的办公大楼。(www.guayunfan.com)

然而，无论走到哪里，李四光始终坚持以科学为生命，以事业为己任，落脚地都是自己的家园，把它们当成心爱的科研阵地，留下闪光的业绩。

例如，在庐山的时候，李四光一家三口购买了一所小房屋，终日节俭度日。他常常穿着草鞋，身背地质工具，带领马振图和李淑唐（李四光的侄儿），到以前没有考察过的地方进行野外作业。他们往往天还没亮就出发，天黑才回到家，由家门的芦林起程，顺着王家坡的“U”形沟谷，追索冰川沉积物，一直追到鄱阳湖畔的白石嘴。他们夜以继日地观察地形、发掘岩石、采集标本、分析鉴定、对比研究……在此期间，李四光撰写的学术专著《冰期之庐山》，在继《中国北部之?科》之后，为两个学说——“中国第四纪冰川”和“地质力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地质研究所迁移到广西桂林时，国民党的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退败：上海失守了，继而南京沦陷了，武汉、广州也面临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广西的首府桂林，接连有从北方逃亡来的难民和从全国各地转移过来的机关团体，因而，美丽的桂林不再平静，接踵而来的是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面对这种情况，李四光内心愤怒得快要爆裂了！

当时，国民党桂系要员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等也安扎在桂林，他们对李四光一行的到来，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其实际原因是，国民党桂系与蒋介石存在内部矛盾，为了防范蒋介石的吞并，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扩充自己的实力。因久闻李四光向来不与蒋介石合作，感到李四光是他们的知心者，而有意拉拢。然而，经过一次次的惨痛教训，李四光已经看透了这些军阀政客的嘴脸，所以一到桂林便断然拒绝了他们所谓的“帮助”，更拒绝充当他们的政治工具，宁可忍受生活上的贫苦，把全部身心扑在地质研究的大业上。

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每天吸当地草纸卷的土黄烟，穿着一身灰色旧制服的人，竟然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有一天，时任广西政府主席的黄旭初来看望李四光，谈话间发现李四光总是用手捂着自己的膝盖。黄旭初非常好奇，于是有意拉起李四光的手，发现他是用手捂着裤子上的一个破口子。黄旭初为此深感震惊，而李四光却幽默地笑了。

李四光对生活向来是以苦为乐的。刚到桂林时，房舍紧缺，他们只好暂时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挤在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里办公。小楼已是危房，敌机炸毁了大半房舍，这样的环境使得研究工作很难开展。不久，他们搬了出来，在市内的乐群路租了一个民用房舍，房舍虽然同样破旧不堪，但幸好是个独门独院，较以前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挤在一起办公当然更方便一些。

刚搬入此地，李四光又像初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时那样，亲自丈量院落面积，又领着大家在院内盖起两排木板屋，作为宿舍和办公室，原有的房间则作为研究室、资料室和实验室。院门上除了挂上本所的标牌之外，还缀有一个大红灯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抗战到底。李四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反映出他坚强、乐观的革命精神。

如果没有战争，没有轰炸，他们还是可以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继续工作的。但是，随着日军飞机轰炸次数的增多，全市防空警报常常响起，雨点般的炸弹从高空坠落。很多房屋转眼之间就被炸毁，房主们悲愤疾呼，整个城市哭喊声一片，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还能专心开展学术研究？李四光没有办法，只好借来军用卡车，拉着大家向农村转移。

他们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庄，名叫清平乡。这里是个从事地质研究的好地方，但是由于太过偏僻，交通和电信条件都很差。对此，李四光没有抱怨，有什么条件就利用什么条件，能用则用。这里安静幽雅，至少可以安心撰写论文。事实正是如此，他在这里完成了《二十年经验之回顾》及与地质力学紧密相关的《山字形构造之实践和理论研究》等著名论文。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颇有收获。当地老百姓非常淳朴，对他们都很热情，把他们称作抗日英雄，平时还主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其中收获最大的也许就是许淑彬了。乡亲们热情地教她种蔬菜、养小鸡、磨黄豆、取豆汁以及做豆腐等。看到她与普通庄稼人打成一片，亲如一家，谁会想到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和音乐教师。

不久，战场形势略有好转，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清平乡，再度回到了桂林市。这时的桂林已经较为安全，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战争岁月中较安定的工作环境。但是，由于经费少得可怜，一些重要的实验项目仍难以开展。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为广西的科学事业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很多有益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期间，李四光接受广西省政府的聘请，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特邀研究员。这个研究会是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共同创办的，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和黄旭初任副会长，由李济深任名誉会长。从广西建设的大局出发，李四光积极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关心广西的发展。在此期间，他发表了题为《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等文章，得到了广西政界、经济界和科教界的赞赏。

此外，李四光还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协助创立桂林科学实验馆，并出任馆长。他在担任馆长期间，有力地促进了“研究解决广西建设上实际问题之实验”的有力开展，在当地留下了一个长久的科学研究基地。

就在创立桂林科学实验馆时，李四光还有幸与阔别多年的老同学马君武重逢，这次见面对他们来说，既是生逢又是永别！马君武时任广西大学校长，是策划并参与创立桂林科学实验馆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如前所述，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四光和马君武就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同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现在，两人都成为了高级知识分子，共同合作创建科学研究机构。老友见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然而，令李四光想不到的是，在他们见面的第二年，马君武就逝世了。李四光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异常，提笔撰写和发表了悼念马君武的文章：“将近40年来的旧事，和着眼泪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既不能忘，不如借此机会付诸笔墨……”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四光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范长江。范长江当时是一名新闻记者，他向李四光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努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听完讲述，李四光对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周恩来的崇高人格，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1944年春季，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广西进犯，桂林危在旦夕。6月27日，在李四光的带领下，地质研究所全体人员撤离桂林，向相对安全的大西南贵阳转移，开始了有生以来最为痛苦的长途奔波。

从桂林到贵阳，路途遥远，虽有黔桂铁路，但只是从桂林通到独山，下了火车还得再上公路乘坐汽车才能到达贵阳。火车里到处是难民，每个车厢都挤得水泄不通，天气闷热，臭气熏天。由于长时间疲劳过度，李四光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他在拥挤的火车里染上了痢疾病。幸亏许淑彬临出发前备足了各种应急药品，一路上悉心照料，李四光才没有因为这场疾病倒下去。病情略有好转后，李四光又开始担心许淑彬的身体，生怕她为了照料自己而累垮了。

在一次次的逃难中，李四光与许淑彬的情感、事业乃至整个生命都融为一体了。

经过铁路、公路的两次艰难辗转，李四光一行终于来到了贵阳。这时的贵阳也与当年桂林的情景一样，难民蜂拥而至，人满为患。

到了贵阳后，李四光暂时住在城里。他的身体刚刚好转，便赶着出席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次年会。接着，他又不辞劳苦地带领有关人员，到野外调查第四纪冰川遗迹。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他偶然发现一个地方，觉得那里的环境很好。这个地方距城30多里路，名叫乐湾万松阁。这里既有冰川遗迹可考，又非常适合案头写作，李四光决定把研究所搬到这里来。

经过一番辗转联系，地质研究所搬到了万松阁附近的一座古庙里。

从小到大，李四光似乎与古庙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学堂就设在古庙里；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地质系也设在古庙里；而今处于战乱奔波的岁月，他的研究所又设在古庙里。

万松阁，顾名思义，它置身于松林的环抱之中。这座古庙历史悠久、庄严肃穆，飞檐上还垂挂着古老的风铃，随风微微摆动，清脆悦耳的响声与隐约的木鱼敲击声、喃喃的诵经声彼此呼应，和谐地穿过窗棂，传入人们的耳朵。如此幽静与祥和的环境，最适合进行科学研究了。在这里生活，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有时候听着听着便入了神，记忆里的烽火硝烟和旅途疲劳，一时都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尽管李四光的身体仍然显得虚弱，但他还是日出登山岭，日落采石归。夜深人静时，他伏案著书，写到困乏之际，常常能嗅到一股扑鼻的馨香，他回过头来，眼前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和许淑彬的倩影。

在这样恬淡、祥和、温润、纯真的环境里生活，一切幸福尽在不言中。但是，外面的世界还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贵阳也和桂林一样，终究还是陷入日寇的重重包围之中。走，还得走！往哪里去？眼下只有踏上崎岖的山路，奔赴更西边的巴蜀之地。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但也免不了日军的轰炸，城内不断拉起防空警报。地质研究所来到这里后，暂时寄居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内。李四光夫妇经朋友帮助，在沙坪坝租了一栋小楼，算是有了安身之处。

刚搬进新居，长途跋涉后的许淑彬就身染重病，卧床不起。经过检查，她患了高血压。

李四光急得团团转，他知道许淑彬的病是由于长年积劳、缺乏营养引起的。自己这样强壮的身体都生病，更何况体弱的妻子呢？他内心感到深深的愧疚，从那天起，他开始照顾她，为她做饭、烧水、喂饭、喂药……

爱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创造很多奇迹。许淑彬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她不忍心拖丈夫的后腿，劝他专心著书，因为他负责的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她劝李四光不要因为自己的病情而放弃参加学术会议，地质界和科教界的同人需要聆听他的独到见解。

面对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他终于流下了泪水，这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滚滚热泪。

为了加速第四纪冰川和地质力学的完善，经李四光提议，并经众人同意，地质研究所的所长职务暂时由俞建章代理。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是没有放弃李四光。他在重庆又派宋子文亲临拜访，极力劝说李四光出任中华民国驻英大使。对此，李四光还是一口拒绝，照例埋头著书、专心科研。同时，他也立下了狠誓，一生不与蒋介石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