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回国任教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受邀回国任教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李四光的论文——《中国之地质》发表后，引起了各国科学界的关注。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成了李四光当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首先，李四光的导师鲍尔顿教授非常爱惜这位勤奋的学生，希望他能留在伯明翰大学继续学习，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再谋高就。另有一位教授也非常看重李四光，推荐他到印度某矿山担任地质工程师，这项工作无论对李四光的事业还是个人生活，乃至今后的发展都大有益处。

就在李四光犹豫之际，梁启超恰好到欧洲考察，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陪同他一起到了英国。丁文江亲自会见了李四光，他从祖国急需培养地质工作者的迫切性开始讲起，希望李四光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对于来自祖国同胞的真诚邀请，李四光十分感动，答应会慎重考虑回国。丁文江回国后仍不肯放松说服李四光，当年秋天，他的弟弟丁文渊去伦敦办事，他又托弟弟再度与李四光见面，并与丁燮林一起共商邀请李四光回国任教之大计。李四光动心了，自己出国留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回国效力吗？眼下他应考虑的只是何时返回祖国而已。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被迫投降，协约国取得了胜利。作为战胜国，英国也在恢复战争之前的各项事业，这时如果继续深造则非常有利。而来自印度方面的邀请，也为李四光的学术实践提供了方便之门。地处亚洲的印度，与中国接壤，其地质构造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倘若接受印度的邀请，经过一段时间采矿的工程实践以后，再回国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岂不更为有利？不过，丁文江曾经对自己说过“祖国急需培养地质工作者”。李四光思来想去，心里十分矛盾。

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愤慨的消息传遍了世界：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却在英、法、日、美召开的对德和约的会议上，遭到列强的不公正待遇。这件事激起了炎黄子孙的极大愤怒与抗议，同时在中国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这一切使李四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马上谢绝了鲍尔顿教授的真心挽留和其他教授的善意推荐，决定立即返回祖国。(www.guayunfan.com)

他在论文《中国之地质》的序言部分写得清清楚楚，他回国的主要目的是从事中国地质矿产的调查与研究。他说：“近几十年来，科学迅速发展，影响所及，促使地质学家也要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个古老景观神奇般地再现，地球有史以来各个时期古地理的多种推测，自然地唤起地质学家扩大知识范围的渴望。加上开发矿藏的需要日益增长，使得许多西方地质学家把注意力转向新的角逐场——远东。现今，我们所有为量不多的有关亚洲大陆上幅员辽阔的中国的地质知识，大都是在这种时代召唤之下，由那些热心的考察者努力得出的结果。”

谈到这里，他又情不自禁地指出：“今天，我们要求新兴一代的‘黄帝’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过晚。一方面，要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就地质学而言，需要的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去倾听和研读自然界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古树残叶的语声和古河道的瘗文’。”

由此可见，对李四光来说，这不仅是一篇学术论文的序言，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位年轻地质学家的爱国宣言。他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志向，在这里也就不言自明了。

尽管李四光已经决定回到祖国怀抱，报效祖国，但是，想到中华大地正处于军阀混战、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他又难免产生了不满的情绪。犹豫间，他决定先在欧洲大陆进行一番地质方面的实地考察，之后再作定夺。

1920年新年刚过，李四光与好友丁燮林、王世杰一起离开生活了3年的伯明翰，相继到德国、法国的几个有名的工矿区和阿尔卑斯山等地，进行旅游式的地质考察。

2月上旬，他们一行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当时巴黎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多，是留学生的集中地之一。这些留学生大多是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者。李四光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了解到这批勤工俭学者大都是祖国的优秀青年，生活普遍艰苦。他想到自己虽然是享受官费出国，但后面几年也不得不半工半读，他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学业有多么困难，可以说，当年的自己与法国的学友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2月28日上午，李四光应巴黎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会的邀请，作了题为《现代繁荣与炭》的激情讲演，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

在讲演中，李四光首先对当前欧洲各派学说长期纷争的形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看待世界上的事物或讲到学术问题，往往抱有一种人云亦云的态度，人类进步甚慢的最大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我们要互相勉励，凡遇着新景象、新学说，我们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他进一步陈述自己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心得。他说，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是：“心只管细，胆只管大，只要掌握了逻辑的思维，哪怕是纷繁复杂的世界，天经地义的学说，都不能吓倒我们。当然，我们万不可故意与人家辩驳，与人家捣乱，或者逞一己的偏见，或者沽名钓誉。那种虚妄的行为不是勇猛精进的正道，已远出自由讲学的正轨。”他提出，科学研究既要提倡破除迷信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又必须强调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毫无疑问，这是任何一位伟大科学家都不能缺少的治学品格。

之后，李四光回到主题，紧紧抓住“繁荣与炭”的密切联系，强调煤炭的重要性。他说：“什么东西是现代繁荣最大的凭据？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知道的天然势力。天然势力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可供人类使役的，至今只知道有流行不已的热势力。如若没有热势力，地球上今天恐怕没有生物，自然连人类也是没有的。热势力是由什么地方来的？小部分是由煤油发生的，大部分是由煤炭发生的。从地质学上考究起来，我们确知世界上的煤油远不及煤炭多。所以最要紧的问题，还是煤炭。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家不是用许多人拼命地挖煤炭？”

谈到中国的煤矿现状，李四光不禁忧心忡忡地说：“只有中国对煤矿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许多煤厂尚没有用新法开采。”这时，他凭借自己多年的学识积累和考察，一口气把中国各省区已知的煤矿，如数家珍般地逐个讲述一遍，全场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最后，李四光自豪地声称：“欧战之前，全世界一年所烧掉的煤炭大约有10亿吨。如若这个数目可为将来每年消耗煤炭的平均量，那么中国一国的煤炭可供全世界1000年之用。但是，人类越趋于繁荣，煤炭的消耗量就越增加。有朝一日，中国的煤炭要烧尽，世界的煤炭也要烧尽。”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来代替煤炭，维持人类的繁荣？”这是一位年轻的地质学家发出的疑问。

李四光在演讲中还说：“可以把人类的能源概括为三大动力体系，即天体转动的潮汐动力、原子裂变的动力、太阳直送的动力（含直接的太阳辐射能量和间接的水力、风力等若干能量）。”此外，他还指出：“另有一种蕴藏于地中的热能。”显然，他善于把物理学和地质学融为一体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得出卓越的学术见解。

李四光当时年仅30岁，他能在20世纪之初明确指出研究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及其主要途径，不能不令人叹服。

1920年秋季，李四光从法国辗转来到瑞士。他深入考察了阿尔卑斯山，那里斑斓绚丽的冰川地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冒着严寒拍摄了许多照片，为后来建树划时代的中国第四纪冰川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后，他又从瑞士来到德国进行考察，并在柏林进行了一番学术研究。正在这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由伦敦转来了邀请电报，希望李四光能尽快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

李四光长年在英国专心治学、埋头苦读，对国内的具体政治形势所知甚少，对北京大学的基本概况也不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打算先了解北京大学的情况，于是给刚从北京大学毕业而到伦敦留学的傅斯年写信，询问北京大学的情况。傅斯年立即回信如实转告。李四光从傅斯年的信中得知，1920年初，孙中山发表了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的信，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充分肯定并抱以热切期望，同时说自己准备重返广州组织军事力量，实现统一中华的共和大业。北京大学是在清代末期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扩建的综合性大学，当时的文科已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倡导新文化的学者任教。理科也聘请了国内外学有专长的教授，但是比文科略差一些，因此理科更急需扩充师资力量。北京大学还是“五四”运动的发起地之一，校内实行学生民主自治，提倡学生组织社团活动，改革旧时的教学管理体制，并且成立了评议会，从各科教授中选出若干评议员，共同实施对学校的民主管理。

面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北京大学的局面，李四光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他立即拿定主意，接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停止在欧洲的地质学术考察，与好友丁燮林、王世杰一道从柏林踏上了归国之路。

回国后，李四光首先回到阔别7年之久的黄冈老家，看望父母和各位父老乡亲。

父母明显地变老了，弟弟妹妹们也长大了，眼前的情景使李四光百感交集。作为儿子，他没有尽到孝敬父母的责任；作为兄长，他没有尽到对弟弟妹妹的关照培育的责任。这时的他，内心十分自责。而父母却为他感到十分骄傲，认为他是李家的杰出后代，没有辜负先祖的期望；兄弟姐妹们也为他感到自豪，认为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是祖国同胞的榜样。

还有什么能比家人的理解更暖人心怀的呢？李四光的家庭恰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言：“亲善产生幸福，文明带来和谐。”也许正是因为拥有这样幸福和谐的家庭，拥有亲人的一贯支持，李四光才下定决心再度离开故乡，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不懈追求的“科学救国”的大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