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回到上海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1945年8月，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时李四光正和许淑彬居住在重庆市的北碚镇，他们与全国人民一样，沉醉在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热浪中。

很快，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们陆陆续续来到北碚镇看望李四光，他们兴高采烈地对李四光说：“所长，老师，抗战胜利了，我们该回南京去了吧？”

此时李四光正值大病初愈，身体显得十分虚弱，但他也想早日回到南京去，重整大家用心血创建的地质基业。

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做事慎重的人，为防止出岔子，他决定先派人回南京，考察一下形势再作决定。他找到刚从美国回来的学生赵金科，委婉地对他说：“金科，所里的同事都想尽快回南京，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时局动荡，不知那里的情况如何，咱们当年的房舍是否可用，图书、仪器是否散失，这一切都不清楚啊……”(www.guayunfan.com)

“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赵金科爽快地答应了，他向李四光表示，“我现在正好单身一人，没有麻烦事，稍微收拾一下东西，立即上南京了解情况。”

“好的！”李四光紧紧握住赵金科的双手，感激地说，“一切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老师！”赵金科说完便马上去作起程的准备。他由重庆飞到南京，接收了当年的房舍和存放在地下室的一切资料和设备。接着又奔赴庐山，可惜当年的东西全不见了，他多方打听才知道东西都被日寇运走了，其中还包括李四光早年在东京与孙中山的合影。离开庐山后，赵金科又来到上海，接收了日寇侵占期间研究所的残存图书和仪器。

人们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接收的都是金银财宝，趁机发国难财，但是李四光的学生赵金科东跑西颠，为的却是接收一堆纸片、书本和仪器，个人腰包空空如也。这就是赵金科——李四光培养的一位普通学生。

回到重庆后，赵金科将各处情况向李四光作了汇报。李四光决定与研究所的同事分期分批地东进，这时有些曾经借到外单位工作的人也都主动回到李四光的身边，共计30多人。

李四光料到，抗战胜利，蒋介石政府必然会回到南京定都。由于厌恶这帮军阀政客的嘴脸，他决定在助手俞建章的陪同下，与许淑彬一起由重庆乘船先去上海。

船到武汉时，要停留一段较长时间。这时，阔别多年的亲戚朋友都赶到码头来看望李四光。当见到久别的小妹李希白时，他顿时热泪盈眶。一别8年，如今只能在此码头相逢，兄妹之间有着说不尽的话！此时父母已经长眠地下，还有什么能够取代一奶同胞的骨肉亲情？然而，他这次仅仅是路过乡土，短暂相逢后又只能泪别，谁能理解兄妹之间分别多年那肝肠欲断的苦痛之情？

船沿江到了南京，也要停留一段时间。李四光眼前浮现的仍是妹妹挥泪告别的模样，想不到朱家骅一行突然笑容可掬地登上船舱。李四光一愣，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来了？他上船舱来干什么？

朱家骅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原来也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为国民党内CC集团（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的头目之一。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后，朱家骅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眼下，他自然是以院长身份来欢迎李四光等人重归南京。

这时，赵金科和斯行健等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也纷纷登上客轮。原来，俞建章在出发之前，曾给地质研究所发出电报，告诉大家李四光夫妇和自己将先到上海，希望大家暂勿挂念。朱家骅不知怎么获得了消息，特意前来劝说李四光夫妇留在南京工作，说话间，他还把一叠钞票递给许淑彬，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们现在手头比较紧，这些就算我赠送给二位的一点保养费吧。”

许淑彬一时不知所措。李四光马上回敬说：“不能收，不能收！我们再穷，可看病的钱还是不缺的。”

许淑彬听了，立即把钱塞回朱家骅的皮包。

李四光接着对朱家骅说：“谢谢您的好意！我不打算在南京上岸，船票是直达上海的。我现在患有心脏病和失眠症，约好了大夫在上海专等，留在南京是会失信于人的。地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早已由端甫（俞建章）代理。公事方面，请朱院长直接与他联系，还望多多关照。”

朱家骅一时觉得特别尴尬，但又找不出继续挽留李四光的理由，而且他深知李四光的刚直性格，只得无奈地离去。

1946年10月，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二次年会在南京召开。全国地质学会的会员大都亲临会场，渴望再次听到李四光的讲演。李四光大病初愈，无法出席，为了不让大家失望，他自己口述，请俞建章代劳，记录自己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沿海之陷落与大陆破裂》。

俞建章自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20多年来，一直在李四光身边工作，现在又是地质所的代理所长，深得李四光信任。对于李四光的请求，他必定是全力以赴的。就这样，李四光躺在床上，拿着提纲口述；俞建章摊开稿纸，伏在床头柜上，一笔一画地忠实记录着李四光的话，时不时为恩师擦去额头上一滴滴的虚汗。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满头大汗呢？两人的汗水滴在一起，使俞建章终生难忘。这份手稿打印之后，征得李四光同意后由他珍藏。直到20世纪50年代，俞建章出任长春地质学院院长时，仍把这份手稿带在身边，李四光的敬业精神一直在鞭策着他不断进步。

正如李四光的学识一样，他高大的人格同样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只要他提出主张，所有学生和同事都毫无二话地由衷奉行。正是这种耳濡目染，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后来大多成为了祖国科技战线上的栋梁之才，其中不乏大学校长、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乃至地质系统的高级领导干部。李四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收留的流浪毕业生许杰，更是一直在他身边工作，成为他在行政方面的得力助手。20世纪50年代，李四光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时，许杰便担任副部长职务。

来到上海之后，李四光想和同事一起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目的是考察西北黄土高原和新疆境内天山山脉的地质状况。他决定先派学生孙殿卿再回重庆了解情况。孙殿卿找到当时的好朋友、同乡董必武征求意见。

董必武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非常挂念并关注李四光，尤其担心李四光目前的身体状况和人身安全，因而真切地对孙殿卿说：“我们知道仲揆先生在上海，但无法前往看望他，怕给他带来麻烦。请你转告仲揆先生，新疆暂时是去不了了。我们那里的人几乎已经被他们（国民党反动势力）搞光；到解放区去，路上也很不方便。当前内战发展迅猛，蒋介石虽然尽力挣扎，但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代表团（中共和平谈判代表团）在这里也停留不了多久。现在蒋介石已经疯狂，不能忽视。望多珍重，后会有期！”

听完孙殿卿的转述，李四光什么都明白了。通过董必武的慎言相告，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和保护，更对蒋介石再度发动内战的行为深恶痛绝。

就在这个时候，伦敦正在筹备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大会。1947年7月14日，中国地质学会公推李四光和尹赞勋二人为代表出席国际地质盛会。后来由于经费短缺，只有李四光一人成行。

1947年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夫妇及化学系教授丁绪贤夫妇等邀请李四光夫妇，出国之前来杭州小住几日，这样既可以畅叙友情，又可以顺便考察浙江一带的地质状况。

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颇有造诣的气象学家，可以和李四光切磋学术。

此外，李四光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学沈鸿烈，也以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设盛宴款待了这位旧时的学友。

从老学友的情分上，李四光当然能体会到沈鸿烈是一片真情地对待自己。但是前不久，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4人被国民党特务残害，李四光不禁为沈鸿烈管辖区域出现如此暴行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因此，尽管沈鸿烈盛情迎接他的到来，但并未获得他的丝毫谅解。

对待沈鸿烈，李四光抱着与王世杰一样的态度。朋友毕竟还是朋友，但志同道合则密切来往，政治上分道扬镳则敬而远之。

1948年2月，李四光带着对竺可桢、丁绪贤和浙江各界忠实朋友的真诚谢意，怀着对沈鸿烈等一类学友的遗憾，返回上海，随即携妻子许淑彬一起奔赴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