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的论战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与鲁迅的论战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李四光于内忧外患的境况中，白手起家创建起了中国地质的基业。没有人知道，其中饱含了多少辛酸与痛楚。

南京国民政府的前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孙中山奠定的广州国民政府，而现在实际上是蒋介石统治下的独裁政权。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宣布反共，并与蒋介石一道形成“宁汉合流”的统治集团。

1931年，日本侵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发起了全面进攻。次年，整个东北地区全部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立傀儡政权，时称“满洲帝国”，亦即伪满洲国。李四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

李四光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但毫无疑问，他也是一位忠贞爱国的大学教授和浩气凛然的科学家。小时候他就深知军阀割据、内战纷争的苦痛，现在的他自然更憎恨外敌入侵、瓜分中国的领土。他始终认为，祖国的强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民族的振兴更是离不开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他最不赞同的就是派别之间的唇枪舌剑，也讨厌某些只唱革命高调的清谈家。他主张务实的精神，并立下了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报效祖国的誓言。(www.guayunfan.com)

也许有的人还不知道，就在李四光到南京赴任的前两年，他曾经卷入一场学潮风波——与鲁迅先生展开了纠缠不休的政治论战。

李四光和鲁迅都是来自名牌大学的教授，也都是赫赫有名的资深学者。当时，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与李四光的妻子许淑彬来自同一个地方，自然少不了与李四光有所交往。1925年5月，杨荫榆不允许女师大学生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激起了学生们的奋起反抗，学生们一度占领学校，要求教育当局罢免杨荫榆的校长职务，这就是轰动全国的“驱杨事件”。杨荫榆自知情况对自己极端不利，便极力邀请李四光到女师大来，想借他的声望为自己解困。出自友情和妻子的同乡之情，李四光不便拒绝，只好亲自来到女师大劝说学生几句。鲁迅了解到这事后，就发表文章对李四光怒骂一通，说他是杨荫榆的“死党”，接着又连篇累牍地发表指名道姓的文章，对李四光进行讽刺与挖苦。李四光自然无法容忍这样的谩骂，于是也用冷嘲热讽的语言针锋相对地还击。其中的很多文字，侧面表达了这个时期李四光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观念。

1926年1月30日，李四光在致信时任北京《晨报》编辑的徐志摩时，写道：“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使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的文士。”

第二天，李四光再次致函徐志摩，信中说道：“自己不想在国破家亡的危难处境中进行无谓的争执，请申明就此休战。”他还写道：“鲁迅先生骂我的话，虽然大部分都是误会，但也未必没有几分捕风捉影的理由。在事实证明了的时候，我的事完了，用不着多说话。”最后他说：“任我不懂文字的人妄评一句，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得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天下想无不了之事；况且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已经给洋人、军阀、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导青年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这不是自杀……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词，仅守沉默罢了。”

徐志摩非常赞同李四光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便为他发表了最后一封信函，题目是《结束闲话，结束废话》，同时撰写了一篇短文，希望双方停止笔战。文中写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战双方猛喝一声：带住！”

但是，鲁迅仍不肯善罢甘休，他于2月3日发表文章，题目就是《我还不能“带住”》。不过，李四光既然说了“不答一词，仅守沉默”，便会信守自己的诺言。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李四光回敬鲁迅的文字，因为他觉得无端地将许多宝贵时间浪费在谩骂上没有意思，还不如把时间花在科研上。

许淑彬为此还深感对不起李四光，后来回忆这件事时，她内疚地对记者说：“那场纠纷，都是我给他惹出来的！”

李四光正是带着这场风波的教训到南京任职的，他发誓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力戒空谈，务实进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地质研究所的筹备和建设上。

第一步是选择所址，购置设备。当时，国民政府刚刚建都南京，诸多机关中有些搬迁，有些刚刚成立，资金和房舍显得异常紧张。为了不耽误地质研究所的筹建日程，经主管部门商议后批准，暂时把所址设在上海，李四光只好带领相关人员赶到上海。没有房舍，他们只好临时在租用的民房里安营扎寨。刚刚到达上海时是住在闸北的宝通路，不久又因经费原因迁至霞飞路，隔一年再搬到沪西的曹家渡小万柳堂。又隔一年，因淞沪会战（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市，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展开血战），曹家渡处于淞沪会战的战线区，为安全起见，他们必须迁移至别处，李四光到处商洽才借到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房舍，安身下来。

堂堂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就是这样逃荒式地东奔西跑。后来，李四光回忆当时在上海不停搬迁的情景，不无慨叹地说：“隔不了多久，几个人又要扛着‘地质研究所’这块招牌，在上海马路上跑来跑去。”

经过多方筹建，第二年秋天，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中央研究院办公大楼终于建成，直到这时，地质研究所才算有了固定的所址。随后，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的鼎力帮助下，研究所里的图书资料和仪器等必需设施越来越多，逐渐得到充实。

有了房舍和必要的器材，第二步就要健全科研队伍，确立各自的工作岗位。在李四光的带领下，所内的人员和机构都达到了精干水平，各项工作大都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全所建立初期一共有29人，其中包括8名专职研究员，1名兼职研究员，4名特约研究员，11名助理员，2名绘图员，1名图书管理员兼庶务员，2名文书。后来虽经过一些更迭，但是总的人员数没有多大的变化。

在人员的聘任方面，李四光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选拔人才不仅要重视学识，还要强调品德；除特约研究员外，在选拔人才时应尽量选择年轻有为者，量才使用，对人员进行明确的分工。例如，朱森负责研究地质构造，叶良辅和喻德渊负责研究火成岩，孟宪民和张更负责研究矿床，舒文博负责研究岩石，李捷和张祖负责研究区域地质，斯行健研究古植物，俞建章研究头足类及珊瑚，陈旭研究?科等。

李四光在地质研究所组建开始，就曾明确阐述研究所的工作方向，他指出：“本所的研究工作，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之重要理论……目的在于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为此，他强调本所的地质研究工作必须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对“野外调查是研究地质之根本”毫不含糊。除此之外，他还加强与其他地质部门的协作关系，要求派出调查人员时应该“事先与国内其他地质机关协商，减少同一地区之重复和人力物力浪费”。

李四光强调，必须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他亲手制作了所有人员的考勤卡片，特别是针对研究人员的考勤，每天上班前必须到所长或秘书办公室领取当日的卡片，如实填写到所时间、工作简况和离所时间，并及时交给所长或秘书存档。积累一个月后，把卡片装订成一本册子，为季度、半年和全年考核留下依据。

凡是野外调查人员从野外调查回来，李四光都要与之进行亲切的谈话，检查采回的标本，审查工作人员的工作报告，验证调查结论是否正确，最后再对其做出相应的学术评估。

李四光对全所人员都一视同仁、关怀备至，但是他坚持的是奖惩分明的工作原则。对于有前途的研究人员，他会设法创造一切优越条件，派他们到国外进行交流性的访问考察，目的在于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他认为，地质科学是一门世界科学，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一个局部。所以，他曾先后给予俞建章、朱森、张更、陈旭和斯行健等分别去英国、美国和德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李四光认为，良好的学术气氛对科研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他还曾创办“地质研究所同人半月会”，并制订了会章，规定每隔一周举办一次内部学术演讲，以及时讨论地质学上的各种有关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精心筛选价值较高的专题论文，编辑成小册子，分中文集与西文集印刷出版，曾被中央研究院评为“杂志刊物的标准成绩”。

在短短几年里，李四光建立起了一个人员精干、体制完善、学科齐全、运行有效的正规研究机构。尽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却破天荒地傲然崛起这样一个研究所！而又有谁能够计算得出，这其中凝聚着李四光等人多少心血，饱含着他们多少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