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邓小平复出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邓小平复出

解放受迫害干部中，最大的一件事是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的复出，是历史的必然。但这种必然的实现，离不开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表态，也离不开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积极努力。李德生也一直是支持邓小平复出的。

李德生对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印象。在革命战争年代，李德生长期在邓小平领导的部队工作，直接聆听了他许多次的讲话和指示，阅读了他签发的大量电报和文件，参加了他指挥的无数次战役和战斗。从革命战争实践中，李德生深深感到，邓小平是一位大智大勇、出类拔萃的卓越领导人，是党中央、毛泽东正确领导的代表，是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革命家。邓小平和中华民族的胜败兴亡、千百万将士的喜怒哀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到中央工作，李德生仍在野战部队，互相接触的机会少了。后来，在“文革”后期与“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二、第三次复出，李德生又与邓小平有了较多的接触。除了一起开会，李德生曾多次到邓小平的家里拜谒；李德生调沈阳军区工作后，邓小平五次到东北，每次都和李德生亲切谈话。在这些交往过程中，李德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强烈的震撼。李德生说，其中有两次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一次是1974年冬，李德生从沈阳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专门去邓小平住地拜访，向他反映原2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工作的事。在革命战争年代，王近山是一位全军闻名的战功赫赫的将领，“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何将他“解放”出来，安排好工作，在全军是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早在1970年，李德生就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就曾向毛泽东、周恩来直接反映过王近山的工作安排问题。在毛泽东表示对王近山同志应予重新分配工作后，李德生与许世友商议，将王近山安排到南京军区，担任了军一级职务。但许多老同志都希望能为王近山安排一个更合适的职务。这次，李德生又当面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从2野的历史谈起，对王近山的工作问题表示应该考虑，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过贡献的同志，并提出了安置王近山的具体意见。后来，王近山又被任命为大军区副职，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这件事使李德生联想起，邓小平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对干部知人善任，爱才如宝，使人尽其才。刘伯承、邓小平爱才惜才的佳话曾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www.guayunfan.com)

再一次是1977年春，李德生从沈阳赴北京参加讨论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特地到西山军委驻地15号楼叶剑英那里汇报工作。谈完工作后，叶剑英对他说：你们的老政委回来了，住在9号楼，你去看看他吧。邓小平是从解放军总医院被叶剑英接出来住在西山的。叶剑英之所以说邓小平是李德生的老政委，那是因为李德生虽然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他们对李德生是熟悉的、了解的，李德生对两位老首长也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他们是信任、尊重和敬佩的。李德生满怀兴奋激动之情来到了9号楼，见到了又分别几年的老政委。此时，邓小平尚处于第三次“被打倒”还未平反的境地，但他依然精神饱满，自信达观，目光炯炯，全身充满活力。李德生的造访，显然令他十分高兴。邓小平一边和李德生握手，一边让座，并询问他这次因何到北京来。李德生作了回答后，也询问了邓小平的身体和饮食起居情况，希望他保重身体。在近一个小时的会面中，邓小平用那浓厚的四川口音侃侃而谈。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力量很大，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指出，人民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没有全国亿万人民的力量，就不会有“四·五”天安门的悼念活动，就不会有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邓小平还从“文化大革命”对人是有“锻炼”的、可以促使人们思考的角度，强调了必须正确对待群众，特别是怎样对待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的过火行为。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谈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对那件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就是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

邓小平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教育别人的。1977年11月18日，邓小平在江西泰和接见老红军池龙（空军通信部原副部长，曾受吴法宪迫害），听完他的悲愤控诉后说：“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有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邓小平针对池龙的怨气，教育他要正确对待个人遭遇，不要纠缠个人的恩怨，要振作精神，把眼光看远点。

李德生从邓小平的谈话中深深感受到他具有的一代伟人的气度和风范。邓小平在“文革”中几经曲折，但他并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恩怨，而是面对现实，思索如何协助重病的周恩来，力挽危局，振兴百业，重整国民经济。这是邓小平广阔胸怀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表现，令人可尊可敬。

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过程中，李德生曾多次在参加政治局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会议上和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听到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对邓小平的很高的评价。李德生从切身的感受中完全赞同这些评价，并在有关的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过去对邓小平一直是很器重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时候，他也说过，刘、邓两人是有区别的。毛泽东说，在干部问题上，我们要强调“打击一小撮”，反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允许犯错误，也要允许改正错误。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对陈毅亲属表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周恩来立即授意他们将此谈话内容传出去，目的就是要通过他们造点舆论，以便于适当时候解决邓小平的问题。

李德生说，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是作了极大的努力的。只要有适当机会，他都会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1972年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在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他就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谈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叶剑英对邓小平的复出也非常关注。他不只一次地向李德生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只是由于毛泽东为邓小平说了几句好话，才得以避免了这种结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给邓小平带来了摆脱逆境的希望。对于这一点，邓小平自己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林彪事件传达后，他即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还对家人说过：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附近“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在揭发批判林彪的同时，对有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有些事情承担了责任，对有些情况作了解释，并且向党中央提出要求，说自己的身体还好，愿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再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写了以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东兴）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作者注：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3]毛泽东将此信批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天收到后，即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周恩来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在李德生看来，毛泽东的批示，尽管还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样一句话作为前提，但从整个批示的精神来看，还是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的，这就预示着邓小平将要“第二次复出”了。

邓小平是1969年10月20日，根据中央战备疏散的统一部署，偕夫人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乘坐一架军用飞机秘密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的，1973年2月20日从江西回到北京时，时间已过去了3年零4个月。

从1973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邓小平复出的有关问题。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将讨论情况写信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报告说邓小平已回到北京。经毛泽东同意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说：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尽管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的前述批示而作出的，尽管邓小平还是被作为“犯错误”的干部而落实政策的。但是，这个《决定》却传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可以“解放”，何况其他的所谓“犯错误”的老干部呢？邓小平复出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我们党恢复了一个精英的工作，而且还在于它促进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和打击的广大老干部的“解放”。李德生在主持解放军队的众多老干部工作中，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

后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于是，李德生跟邓小平接触和学习的机会又多了起来。

4月12日晚7时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主持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到达北京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被错误打倒6年之久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这个宴会。他的出现，使在场的众多的中外来宾惊讶不已，立即在全国和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了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党的十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复出后所分管的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的起色。他的许多建议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他的工作成效，毛泽东是满意的。与此同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的反感却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接受了叶剑英的提议，决心对邓小平委以重任，同意邓小平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在12月召开的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谈到邓小平的工作问题。

12月12日，毛泽东在讲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有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接着，毛泽东转向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34]

李德生在这几次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听了毛泽东要请邓小平参加军委和中央领导工作的谈话后，心里十分高兴。他感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摆脱困境有望了。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通知规定邓小平的任职可以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在这以后，邓小平实际上同时担负着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全面整顿。然而不幸的是，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了，他所主持的各项整顿工作也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