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革命新途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另辟革命新途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第八章　另辟革命新途

邓演达的辞职出走，对当时整个国民革命局势产生严重影响。据包惠僧回忆说：“武汉政府失去了一个邓演达，就是倒了一个有力的支柱，在军事方面就不能掌握第四军、十一军，第四军、十一军没有邓演达的政治领导，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而军事上的一切只有听从唐生智摆布。在政治方面，再没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只有让反动派抬头，只有让国共分家。在社会方面，国民党人没有哪一个比邓演达得人心，能联系群众。”[1]自邓演达出走以后，他的职务的大部分由陈公博继任。陈公博（1892-1946），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1917年广州政法专门学校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回广州任广东教育会评议兼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1年春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7月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自行脱党，赴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曾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广东大学校长。北伐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北伐军占领武汉，任湖北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公博接替邓演达的工作后，一切按汪精卫的意志行事，后来成了汪精卫伪政府的立法院长、上海市伪市长，抗日胜利后被枪决。1927年7月初旬，武汉政府的反共空气日益浓厚，并下令限制工农运动。共产党迫于形势，于7月13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宣告退出国民政府。从此国共联合战线彻底破裂。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召开秘密的“反共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宋庆龄拒绝出席会议，请陈友仁代表她在会上极力反对分共。当晚，宋庆龄在汉口中国银行大楼顶层的房间里，孤灯独掌，满腔悲愤地写下了震惊中外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旗帜鲜明地指出：“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宋庆龄在《声明》中宣告“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2]

邓演达辞职出走不久，蒋介石下令悬赏缉拿他。广东也于1927年7月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通缉徐谦、邓演达的《通令》。《通令》说，“现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通令，查共产党首要重犯徐谦、邓演达，受俄国顾问鲍罗廷之指挥，操纵武汉伪政府，以谋危害国民党，奉国民政府通电缉拿在案。”《通电》要求将“徐邓两犯”的照片“下发各关卡，并加派干员，严缉务获归案究办，以肃法纪”。邓演达根本没有参加过共产党，《通令》却把他说成是“共产党首要重犯”。无独有偶，当邓演达到达德国，当局也把他看成是共产党人，这也说明了邓演达的确是“共产党的亲密战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