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走出困境的艰难历程_汤一介自述

第六章　走出困境的艰难历程_汤一介自述

我努力尝试把我的教学和研究

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脱钩，

并且力图在教学与研究中

坚持独立思考，(www.guayunfan.com)

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

在1958年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开始系统地读古书，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书以及《汉魏丛书》《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前四史、《晋书》《南北史》，等等，我大体上都看过，并做了几千张分类卡片。1959年，我开始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1961年，我开始为哲学系哲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1963年和1964年哲学系哲学专业的毕业生都是我中国哲学史班上的学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教授的中国哲学史完全以苏联教科书为依据，不仅没有自己的创造性，而且不少地方简直是对中国哲学史的歪曲。

“文化大革命”后，于1980年恢复了我的讲课资格，于是我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后来又专门开设了“魏晋玄学”一课。1984年，我又开设了“中国早期道教史”，后又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为题开课。在这些年间，我还讲授过“中国哲学专题”“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等课，并为研究生开设过“中国佛教资料选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唯识三十颂”等课。

在这些年间，我的讲课可以说是在如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以及苏联哲学史教科书的束缚下进行的。为此，我努力尝试把我的教学和研究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脱钩，并且力图在教学与研究中坚持独立思考，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现在看来，做到上述各点，并不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读者可以从我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中看到。从我的著作看，越到后来越少有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痕迹。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还引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还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标签；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中就少得多了；后来的论文和著作中几乎就没有那些教条的词句了。

在我讲了“魏晋玄学”两次以后，就开始写《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我认为，郭象的哲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如果能把他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么整个魏晋玄学大体上也就可以弄清楚了。在写这本书时，我除了阅读有关史料，还读了一些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如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温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同时大量参考了我父亲的《魏晋玄学论稿》和他的一些未发表的提纲和笔记。写作过程中，我经常考虑到如何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来，以便打破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框框。现在看来，这本书可以写得更好一点，但我认为，我的某些尝试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下面我想谈谈我这本书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