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历程

林修钺

当我中学将要毕业准备报考大学的时候，正逢抗日战争最剧烈和最艰苦的年代。为了不在沦陷区故乡宁波求学，我来到了上海，准备在高三毕业后，根据我的宿愿报考交通大学。不料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孤岛上海也成了沦陷区，我不得不回到故乡，想从宁波转向所谓的国统区继续学业。在故乡一个做文具生意的单帮客，带我从宁波经余姚，然后由当地向导帮助通过封锁线到达尚未沦陷的嵊县。那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程，经常有日军小队带着狼狗进行巡逻，如果不幸碰到的话，那是准死无疑的。我在天色微明时起程，步行40公里，傍晚才安全进入嵊县境内。当时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和浙江省政府设在金华，要继续求学，不得不从嵊县到金华找省教育厅安排求学。那时，由于自沦陷区各地，尤其是上海到金华的中学生较多，为了安排这些学生和教师，省教育厅在浙赣边界常山县办了一所非常简陋的学校，叫“常山临时中学”，我就在那里求学的。

1943年美军飞机轰炸日本后，是降落在我国浙江衢州的，日军就大举进攻金华一带。学校不顾近百名同学和教师安危，匆忙宣布解散，给学生每人发了一张极简单的油印中学毕业证书，让大家各自逃亡。当时，我们后退无路，纷纷自行结伴向福建、江西方向流亡。我的结伴同学有5人，自江西玉山乘火车到达上饶。当时火车在上饶就停开，我们大家商量后就决定向赣州进发。由于既无交通工具又缺乏必需的经费供沿途使用，我们到南城县后，便把随身携带的简单行李中一些暂时不用的衣物在大街上卖掉，购置了一辆木质独轮车。凭着一张简单的全国地图，沿公路轮流推车向赣州前进。公路边经常是荒无人烟的田野，极少村落和旅店，我们一般是在田野或庙宇住宿。没有食物充饥，偶而有幸在路边山地上能挖些红薯烧煮充饥，有时不得不忍饥挨饿。这样步行了半月左右才到达赣州。

赣州有一些社会组织如青年会等接待我们，免费供应简单伙食和住宿，并提供经曲江到桂林的火车票。我们因为旅费没有着落，到达桂林后暂住在一位同学的父亲过去的同事家中，再各自向各方亲友求援。在桂林的大学招考期已过，当时仅有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尚在招考，大家均在该校桂林报考处参加了考试。此外，各自等待亲友接济并向当地社会组织如同乡会、青年会等申请旅费。当时确有一些单位提供一些援助，但与我们要求的到达遥远的四川重庆所需的路费，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就这样，大家相聚半月左右后，陆续各奔前程分赴各自选定的目的地。我和一位同乡同学等待重庆亲戚接济但久无音信，不得已就凭自己仅有的能力到金城江，希望能搭乘长途汽车到贵阳，然后再由贵阳到重庆。

不料，到金城江的中国汽车运输公司车站一打听，不但车票价格昂贵而且需等待几个月还未必能获得车票。如果搭乘黄包车需要金条才行，这显然是我们身无分文的穷学生望尘莫及的。在这样进退无路的绝望境地，我们想既然已到了金城江这个去贵阳的汽车始发点，无论如何也得去看一下情况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想去碰碰运气。在公路检查站我们两人站在路边眼见频繁的车辆，不由悲从中来，想着有权有财的人能乘车来往自如，而我们为了爱国求学的执著心愿，只身长途跋涉至今进退无路落得生死未卜的命运。这时恰好一位检查站的军官从哨口走来，看到我们两个青年衣衫褴褛呆立路边，就问我们从何处来为何在路边悲愤落泪。我们把从沦陷区长途流浪要到重庆求学的情况向他诉说了一遍。也许我们命不该绝，他当即问我们有否住地，行李在何处。我们如实告诉他行李暂存旅店，无钱不能入住。他命我们把行李取来并叫我们在茅草搭成的哨所席地住一个晚上，次晨他拦住一辆运钨沙的货运车并开了一张证明单给我们。这样，我们就搭上这辆车离开了桂林。沿途每过一道哨所就有很多单帮客拥上车来，他们的货物均在车上，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用金条搭车并进行偷运的。

因为当时乘的是木炭发生炉货运车，陡峭多弯的山路加上超载，常因动力不足而不时停车，这时司机就叫我们两人用垫木抵住车轮进行发动，到旅店后他们就和单帮客一起饭酒作乐，而我们则席地在走道而且每人轮流值夜，生怕睡熟后车被开走。这样，旅途中过了三天到了贵阳。在贵阳，我同学的叔父周延瑾先生已为他购妥到重庆的车票，我把所带行李中诸如帐子、被服等较笨重、体积大的用品委托他随车带到重庆。一人在贵阳奔忙着向同乡会、青年会等社会组织求援。恰巧在街头碰到一位上海来的流浪学生，我们两人处境相同一见如故，就顶替我同学名字一起到贵阳汽车运输总检查站见到了该站负责人提交证明单，他当即同意让我们次日搭乘运钨沙的运输车，就这样，两天后我终于到达重庆。

在重庆，为了取回我托带的行李，几次到我同学叔父、担任协兴造船厂经理的周先生处索取行李，最终了解到由于车上拥挤，我托带的行李丢失了。至此我不仅背上报考大学的思想包袱，还要承担购置必需日用品的经济包袱。我参加了那时仅有的中央大学司法组的招生考试，又翻阅报纸上每天的招工广告，希望能够工作一段时间以购置必要的日用物品。在忙于找工作的奔走过程中，一天在一家餐馆门口偶然碰到周先生，他一见到我就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这时我才知道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司法组的报考均已被录取。那时录取通知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我因忙于寻找工作以解决日后的生活需要而忽略了报纸上的大学录取通告。

周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是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并曾在重庆商科学校教过书。当他知道了我的困境时，深表同情，并告诫我在重庆找工作来购置必要的日用品是不现实的，希望到商船专科学校求学，并命我次日到他单位去见他。第二天我如期到他单位，他交给我一封到商船学校求学的推荐信，由于那时学校已经报到结束且已正式开学，有了他的推荐信，我终于能进校求学。他还为我无偿地准备了全套衣被等必需日用品和书籍文具，包括当时比较昂贵的计算尺等，从此我就在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公费求学。该校是原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在重庆的延续，设有驾驶、轮机和造船三门专业，按以往惯例，驾驶专业两年后到国外实习一年，轮机、造船三年后到国外实习一年。就这样我在学校读了近一年，暑假到周先生造船厂实习，他每月给我一定的补贴以供日用开支外，并无偿提供我必需的书籍和文具，真可说是视如己出，恩重如山。在三年的大学中我不仅从他那里获得安定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他的平和正直、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以及对我的谆谆教导，是我终生永远难忘而又愧于无以回报的。

在商船专科学校求读将近一年，由于国民党教育部经费不足取消了国外实习的课目，这引起了全校师生尤其高年级同学的不满，他们发动了一次集体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了抗议，并勒令解散了学校。全校同学集中在山区集训，宣布通过考试转学到重庆的交通大学。就这样我就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校门。考虑到局据西南一角地区，没有海上运输而内河上仅有几只小型船运，我们轮机专科的5位同学就转到机械系求读。在交大读了两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要在1946年毕业的全体同学，搭乘商船学校毕业的船长驾驶的轮船首次自重庆直航到上海，并于1946年毕业于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

回顾我从上海出发长途跋涉、辗转千里的求学经历，虽然艰难困苦但最终还是有幸回到交通大学创立地——上海，其中遭遇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后来我了解到从浙赣边界常山出发的近百名同学，不少在流亡途中遭到了日军杀害或客死他乡，能够如愿顺利求学的为数不多。虽然我为了爱国求学并进入交大校门的信念是实现了，但遗憾的是我到贵阳时发出的一封家信，到达日夜盼望我的父母亲手中时，父亲已经病重，已无力阅读我的信了，好在这封信使他老人家临终前总算有一些安慰。父亲不仅为抗日救国捐献了不少财物，并竭力鼓励我走出敌占区离家求学，他的爱国热情是我终生难忘的。

当前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年更比一年繁荣昌盛，现在的青年也绝不会像我们那样为了求学而经历各种艰难困苦。如果说过去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救国，现在则应是科技兴国的时候了。20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一个更加飞速前进的过程。展望未来，衷心希望青年一代，更要满怀信心，高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旗帜，加倍努力学习，顽强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艰苦奋斗。

【注释】

[1]原载：《校友通讯——交通大学1946届》，交通大学1946届同学会编，1997年12月，第二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