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赴上海一炮而红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首赴上海一炮而红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京剧早在1867年便进入了上海，随着上海日渐成为远东大都市，京津两地的京剧演员更加频繁南下，上海实际上成为南方京剧艺术中心。京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又不能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与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之点，便是外出巡回演出。京城的许多京剧演员都认为仅仅在北京走红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红，必须去上海。另外一个原因是赴沪演出的经济收入可以比平时的日常演出翻几番，不仅“接、送、吃、住”由上海方面全包，包银也非常可观。因而，出名的未出名的京城演员都对赴沪演出充满向往。

梅兰芳于1913年秋首次跨出北京城赴上海演出，在这之前，他在京城的舞台上已经小有名气了，但上海人却对他一无所知。对于上海“丹桂第一台”老板许少卿的邀请，梅兰芳的心情有些复杂。

首先，尽管他已经是京城各戏园争抢的角儿了，但在许少卿看来，能否靠他卖座还是个未知数，因而他是作为“二牌”被邀请的，挂“头牌”的是王瑶卿的弟弟、著名须生王凤卿，连包银都是王凤卿为三千二，他却只有一千八，其中四百元还是王凤卿竭力争取来的，这难免有些伤自尊。

其次，他自知在京城的舞台驰骋这许多年，对戏迷的欣赏口味还是有一点了解的，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对上海观众，他却毫不知底细。贸然前往，观众不买他的账怎么办？如果第一次去就没有留给上海好印象，以后再想挽回恐怕就很难了。也就是说，此行似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哪怕不成功至少也不能失败。但是，这又是个展示自己技艺的绝佳机会，又岂能放弃？这样一来，梅兰芳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梅兰芳在上海的头几天演出，几乎是在屏气凝神下完成的，不出错是他那几天的唯一追求。谁知演出效果竟然很好，上海观众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个来自京城的年轻旦角，他们喜欢他的扮相，认为美不可言；他们欣赏他的唱，一听便知基本功扎实，因而也就毫不吝啬自己的掌声和喝彩。眼见票房一路高歌猛进，许少卿的态度也大为改变，由对梅兰芳不冷不热转而大加恭维，直夸梅兰芳是“福星”。演出期满，观众却仍然意犹未尽。许少卿见此，竟要求续约。梅兰芳大大地舒了口气。(www.guayunfan.com)梅兰芳在上海

说梅兰芳是“福星”，一点儿也不假；说梅兰芳是“幸运儿”，也一点儿没错。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前辈的提携：陈德霖和王瑶卿的教诲、谭鑫培的大度。如今随“头牌”王凤卿到上海，王凤卿不仅之前为他争取更多的包银，更在演出期满之前为梅兰芳竭力争取一个“压台”机会。

当时许少卿因为卖座奇佳一时得意，摆酒菜设宴款待王、梅二人，他举着一杯白兰地冲梅兰芳说：“外面都传这位新来的角儿，能唱能做，有扮相，有嗓子，没有挑剔。”梅兰芳笑而未言，王凤卿却乘此机会，说：“许老板，上海滩儿的角儿，都讲究‘压台’，你何妨让我这位老弟也有一个机会压一次台。”这个要求不仅让许少卿一时没了主意，也使梅兰芳倍感意外，他可从没有也不敢有此“非分”之想的。

上海的“压台戏”相当于北京的“大轴戏”，按照京剧演出的固有程序，压台戏和大轴戏都由头牌名角主演。梅兰芳作为“二牌”能够有机会“压台”，无疑将多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为他进一步走红多了一层砝码。

沉默良久，许少卿终于答应道：“好吧，只要你王老板肯让码，我自然愿意遵命。”

王凤卿笑得很真诚，梅兰芳对王凤卿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梅兰芳当然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但他也知道，压台戏不是那么好唱的，唱好了，当然锦上添花；唱砸了，名声将一败涂地。对于如何唱好这出压台戏，梅兰芳想了很久，认为关键是选择一出好戏。什么样的戏是好戏？当然要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观众爱看的，应该是“新”戏。可是，什么戏才能出“新”呢？

就在梅兰芳苦思冥想的时候，北京的两位朋友到上海来看他。这两个朋友，一个叫冯幼伟，一个叫李释戡。梅兰芳赶紧向他们请教，请他们拿个主意。

对于唱什么样的戏，才能担当“压台”重任，梅兰芳自己认为，不能是以唱工见长的老戏。冯幼伟、李释戡表示赞同。他们给梅兰芳的建议是，唱刀马旦戏。刀马旦戏的扮相和身段本来就比较生动、好看，再说了，梅兰芳是唱青衣的，一个唱青衣的，竟然还能唱刀马旦戏，观众肯定认为新鲜。梅兰芳立即就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学现唱了几出刀马旦戏，果然大受欢迎。

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前后共45天。这位来自北京的青衣给上海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人这样评价他在上海演出的成功原因：“他的扮相、嗓子和出台的那一种气度，过去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1)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气度？答案是：清新、脱俗、美丽、高贵、大气、从容，又不失神秘。

王凤卿不仅将“压台”的机会让给了梅兰芳从而使他在上海一举成名，更毫不吝啬地传授戏外为人之道，他告诫梅兰芳：“遇到名师益友，千万不可放过。”不仅如此，他抓住各种机会向上海各界介绍宣传梅兰芳，梅兰芳因此结识了诸多社会名流。

梅兰芳在上海“压台”的成功，显然跟冯幼伟、李释戡的帮助有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这么说，梅兰芳在艺术上的成功，跟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知识、有见识的文化人有很大关系。

从梅兰芳在上海大胆现学现唱刀马旦戏，就可以发现，他是个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民国成立后不久，政府下了剪辫子的命令，但观望的人多，真正动手的人少。梅兰芳却在民国元年的6月就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在京城的戏班里，他是较早剪掉辫子的一个。

不仅如此，他还动员伯父梅雨田也剪辫子。梅雨田毕竟年长侄儿数十岁，难免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的旧观念，一时难以接受。梅兰芳现身说法，说脑袋后面没有一根大辫子的拖挂，是如何的轻松方便；甚至特地跑到洋行买了一顶漂亮的巴拿马草帽，说如果伯父肯剪辫子，就把草帽送给他。梅雨田终于心动，让侄儿动手剪了辫子。

之后，梅兰芳又举着剪刀直扑家里的佣人大李和宋顺。谁知这二人比梅雨田顽固多了，紧抱着脑袋死活不让剪。梅兰芳却志在必“剪”，他夜里乘二人熟睡之际，先将宋顺的大辫子剪了下来；轮到大李时，不料大李已有了防范，特地脸朝外睡，使梅兰芳多费了不少手脚，但终于还是得手了。就这样，梅兰芳“软硬兼施”地将家人一同推进了新时代。

生活中如此，在艺术上梅兰芳也乐于接受新观点，与齐如山的相识就是缘于“一个建议”。

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的时候，还没有跟齐如山见过面，两人只是保持着通信关系。最早，是由齐如山给梅兰芳写的信。当时，他看了梅兰芳与谭鑫培合作的《汾河湾》，发现梅兰芳扮演的柳迎春按照既定程式在谭鑫培扮演的薛仁贵在窑外独唱时，自己进窑后用椅子顶住窑门，然后一直背向观众而坐，并无动作。齐如山曾经留学西欧，对戏剧颇有研究，一直存有改革中国京剧的念头。在看《汾河湾》之前，他对梅兰芳已经注意了很久，觉得他天赋很好，只可惜仅受过传统的师傅手把手的传授，而缺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但他又觉得梅兰芳可塑性很强，便一心想着找机会帮帮他，《汾河湾》给了他机会。

齐如山认为，柳迎春在苦等了丈夫十八载之后，丈夫已经回来在窑门外向她诉衷肠，她不应该是坐着毫无动作的，应该有所反应，而且这反应要随着薛仁贵的演唱的深入而不断加大。为此，他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又以为此时的梅兰芳名气渐长，恐难听得进外人建议，便不敢抱奢望。谁知，当他再观《汾河湾》时，却见梅兰芳为柳迎春加了身段，而且完全符合他的“层层递进”的设想。

梅兰芳看过齐如山的信后的心情与齐如山眼见梅兰芳听从他的建议后的心情一样：激动。原因有二：一是齐如山在信中对梅兰芳的称呼是“梅兰芳先生”。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虽说在清末有所提高，但这只限于纵向而言，横向比，他们的地位仍然是低的，连对他们的称呼如“戏子”、“小友”等都含有极浓的侮辱之意。梅兰芳生长于清末民初社会巨大变革之中，自然接受到更多的新思想。因而当他首次被称呼为“先生”时，感受到了何谓“尊重”。

另外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梅兰芳的心里始终有个疙瘩，那就是梨园界沿袭下来的惯例、陋习紧箍着如他一样向往创新的演员的手脚，他渴望改变，却又发觉在文化上他是欠缺的。也正是因为惯例和陋习，他和其他梨园界的孩子一样自小学戏，而学戏的方式便是逐字逐句一板一眼地跟随着师傅，师傅唱一句，跟着唱一句，至于唱词的内容及背后所蕴含着的文化，师傅不懂自然也就不会教。这样的教学模式一代代传下来，梨园艺人文化底蕴不足便就不奇怪了。

梅兰芳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一直希望有所创新，也有悟性和灵性，却深感文化不足而力不从心。对于处理《汾河湾》里柳迎春这个角色，他之所以立即就接受了齐如山的建议，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汾河湾》也是梅兰芳尝试“花衫”表演方法的开始。

从此，梅兰芳和齐如山信来信往，交流艺术心得。

齐如山在艺术上辅佐梅兰芳，前面提到的冯幼伟则是梅兰芳经济上的后盾。冯幼伟当时是中国银行总裁，他跟梅家关系密切。梅兰芳14岁的时候就结识了冯幼伟，从此，冯幼伟一直在梅兰芳背后支持他。

《汾河湾》，梅兰芳饰柳迎春，马连良饰薛仁贵

李释戡曾到日本留过学，他才华横溢，能诗会文。他是在冯幼伟的介绍之下结识梅兰芳的，从此辅佐梅兰芳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梅兰芳创排新戏后，李释戡参与为他编排了多出新戏，很多唱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当然，梅兰芳身边被称为“梅党”的智囊，远不止他们三个，另外还有画家、诗人等，他们为梅兰芳在演戏方面出谋划策。初演《穆柯寨》时，冯幼伟等人每晚必到戏院，为的就是“挑毛病”。比如，梅兰芳在台上常不由自主地低头。为了提醒梅兰芳，坐在包厢中的冯、李等朋友一旦看见梅兰芳又低了头，就轻声击掌。如此三番四次，总算帮助梅兰芳克服了这一缺憾。

朋友们不仅在事业帮助他，也在生活中时不时提醒他。刚刚成名时，梅兰芳还不满二十，尽管本质上是个本分之人，但也有一般年轻人共有的特质，比如喜欢时髦、追求刺激。那时社会上一度流行颜色和花样都带点“匪气”的衣饰，有人甚至将五色丝线织的花带子扎在腿上，非常刺眼。梅兰芳觉得新奇好玩，也买了一副绑在腿上。吴震修看见后，笑道：“好漂亮，你应该到大栅栏去遛弯，可以大出风头。”聪明的梅兰芳立即就听出话中的讥讽味儿，羞了个大红脸，随即改了这怪异的装束，从此再也不作此想。

人们都知道梅兰芳在北京的书斋名为“缀玉轩”，抗战时移居上海，上海的书斋名为“梅花诗屋”。其实“缀玉轩”一开始并不是书斋名，而是早年由他的支持者所组成的一个团体的名字，这个组织俗称“智囊团”，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智囊团”这个说法，外人也称其为“梅党”。除了以上如齐如山、冯幼伟等人是梅党成员外，后来又有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姚茫父等加入，使“缀玉轩”充盈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也使梅兰芳不再像他的父辈那样局限于狭小的戏曲小天地里。梅兰芳从他们身上吸取文化素养。都说“梅派”艺术特征是饱含浓厚的文化底蕴，这与梅兰芳注重与知识分子的结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