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居上海创排抗战大戏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迁居上海创排抗战大戏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京剧是被新文化运动前驱们作为“旧剧”而力主废除的，起码也是要改良的，理由是它们无甚存在的价值。钱玄同就曾说过：“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铜子？”(4)更有人把旧剧视为有害于世道人心的野蛮戏剧。对于京剧的代表人物梅兰芳，也有人很不喜欢，把他的扮相视之为“不像人的人”，把他在舞台上说的话，斥之为“不像话的话”。

长期以来，关于鲁迅是否对梅兰芳存在着偏见，一直有所争议。站在鲁迅一边的支持者说鲁迅对梅兰芳本人没有偏见，他只是看不惯梅兰芳被士大夫们夺取而“被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5)，又呼吁必须汰除京剧艺术中的杂质。而站在梅兰芳一边的支持者则说鲁迅对京剧对梅兰芳怀有极深的偏见，更说因为有人将他与梅兰芳“并为一谈而看作是极大的侮辱，忿懑异常”。

那么，鲁迅到底对梅兰芳有无偏见呢？这可从鲁迅的文章中寻找答案。鲁迅曾在文章中数次提到京剧和梅兰芳，其中有一篇专门写梅兰芳的文章《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言语中透露出他对梅兰芳的某些戏及某些扮相是不欣赏的。比如，他认为“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又不无讽刺地描绘梅兰芳在《黛玉葬花》中的扮相：“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或许是梅兰芳演过《麻姑献寿》，所以鲁迅便将他的黛玉扮相讥为“麻姑”。对于鲁迅为何不喜欢京剧、不喜欢梅兰芳、不喜欢他演的《黛玉葬花》和《天女散花》，说法颇多。其中有评论家认为，这两出戏不像《放下你的鞭子》等剧能直接起到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投身救亡运动的作用。

其实在中国古典戏曲里，一向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反映，也有仁人志士、民族英雄的形象塑造，更有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梅兰芳早年的《木兰从军》就是一例。在这出戏里，他并不是单纯地塑造花木兰的巾帼英雄形象，更深刻地揭示了爱国主义思想主题。所以说，梅兰芳从来就不是个为戏而戏的普通演员，“寓教于乐”的观念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他早在集中创排时装新戏时，就开始注重以戏剧作为传达教育的工具，为此他创排了几出针砭时弊、教育大众的戏，如《邓霞姑》、《童女斩蛇》等。虽然以后他将精力集中于古装新戏的编排上专注于京剧形式的雕琢上，但在民族存亡的关口，他却不再仅是个演员，而以戏为手段成为鼓舞者、抗争者、爱国者。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梅兰芳意识到，他已经和所有中国人一起无可选择地站在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日本侵略者的猖狂野心和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都使他预感到，继东三省后，华北大平原也将不保。如此想来，北京是难以再待下去了。梅兰芳第一次想到了“走”。但是，走向何处？(www.guayunfan.com)在这之前，梅兰芳多年的朋友冯幼伟已经定居上海，他一直写信催梅兰芳南迁。梅兰芳始终难下决心，一来北京到底是他的家，他舍不得；二来北京又是京剧的故乡，他的中心舞台在北京，他也舍不得。然而，面对“九一八”后的政治形势，他也不能不走了。走，只能去上海。

刚刚在上海落脚，梅兰芳便想着要排演一出有抗战意义的新戏。当时，他暂住在沧洲饭店。有一天，几位朋友叶玉虎、许姬传等到沧洲饭店看望他。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排新戏。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呢？大家一时都没有主意。叶玉虎想了想后，对梅兰芳说：“你想刺激观众，大可以编梁红玉的故事，这对当前的时事，再切合也没有了，我想了一个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兀朮的历史题材，突出梁红玉擂鼓助战，由你演梁红玉，不知合适否？”一句话提醒了梅兰芳，他想起梁红玉的故事，以前舞台上也演过，但“情节简单，只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一段”，如今完全可以将内容扩充，写一出比较完整的新戏。大家一听梅兰芳的分析，立即来了精神，叶玉虎更是将剧名都想好了，他说：“就叫‘抗金兵’如何？”

《抗金兵》演的虽是抗金兵，实则号召民众抗日兵。这个剧名自然再贴切不过了，大家纷纷赞成。梅兰芳更是很兴奋。他请叶玉虎去搜集资料。

编排《抗金兵》时，梅兰芳一改过去的创作模式。以前一般是先选定题材，由齐如山写出初稿，再由他自己和李释戡、吴震修等人共同商榷进行修改，再分单本设计唱腔、研究服装、道具、布景、串排。而这次是成立了以他为主的创作组，由剧作者、音乐工作者、主要演员共同参与编排。大致分工是许姬传负责执笔改编，徐兰沅、王少卿负责设计唱腔、板式，最后由梅兰芳修改审定。三四个月后，《抗金兵》在集体智慧下脱稿。

这是梅兰芳因离开北平而不得不离开他的编剧齐如山后编演的第一出戏。

《抗金兵》初次上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主要角色分配是：梅兰芳饰韩世忠夫人梁红玉，韩世忠由林树森扮演，姜妙香饰周邦彦，金少山饰牛皋，萧长华饰朱贵，刘连荣饰金兀朮，朱桂芳、高雪樵分饰韩世忠的两个儿子尚德和彦直，王少亭饰岳飞。演员阵容强大，演出效果极好，确如林印在《梅兰芳》一文所说“对当时人民的抗战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抗金兵》，梅兰芳饰梁红玉

接着，梅兰芳根据早年齐如山依明代传奇改编的《易鞋记》，重新创作了《生死恨》。按他自己的说法，编演这出戏的目的，“意在描写俘虏的惨痛遭遇，激发斗志”。该剧由许姬传、李释勘执笔编写唱词，梅兰芳、徐兰沅、王少卿设计唱腔。那段时间，他们挑灯夜战，连续奋战了三个通宵。

1936年2月26日，《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角色分配是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程鹏举，刘连荣饰张万户。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却也因此得罪了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黑木。黑木通过社会局局长，以非常时期上演剧目要经社会局批准为理由，通知梅兰芳不准再演。梅兰芳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理由，坚持演出。三天后，该戏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天，仍然火爆异常，排队购票的观众居然将票房的门窗玻璃都挤碎了。

《生死恨》，梅兰芳饰韩玉娘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梅兰芳已不仅是个京剧演员，更是个鼓舞者、抗争者、爱国者，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品质。他以《抗金兵》表达了他的抗日主张，以《生死恨》反映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从而激励了民众斗志。

这两出为抗战而编排的戏，正式公演于1932年，而鲁迅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发表于1934年，所以鲁迅不喜欢梅兰芳及他的戏，并非出于对他的戏不具鼓舞性和斗争性不满，而只能归于审美情趣的问题。

犹如早年面对新文化运动中有人高呼要“废除旧剧”时一样，梅兰芳对鲁迅的种种议论始终没有公开声辩，这是他温和含蓄性格的体现，也表现出他不与时人论短长的明智及容人批评的大家风范。不过，他并非不因此而思考。早年，他想得多的是旧剧中确有糟粕，旧剧也确需要改良，但绝不是连根废除，于是他尽可能地把旧剧往新路上引；现在，他关注的更多的是戏剧如何在战争的夹缝中寻求生存。

从苏联返回上海，似乎是从天上跌入人间，梅兰芳明显感觉到战争的气氛更加浓烈。紧接着，“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上海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沦为日寇之手，全中国开始进入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战火淹没了所有的空隙，梅兰芳不得不无奈地停下了他创作的步伐，他的演艺事业就此陷入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