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避香港，蓄须明志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退避香港，蓄须明志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站在香港太平山顶，俯瞰灯火下的香港城市，梅兰芳感慨万千。耳畔呼呼的风声，在他听来似乎是那听惯了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迷幻间，他仿佛回到了16年以前的1922年夏秋。

那时，他和杨小楼合组的“崇林社”因为杨小楼生病而刚刚解体，他随即又成立了“承华社”，这是他第一次亲任老板。“承华社”成立后的头等大事，便是应香港太平戏院的邀请，远赴香港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演出。

在他到达香港之前，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就接到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的一封信，特别嘱咐总督要对梅兰芳多加照拂，理由是梅兰芳“平时对于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友谊多有尽力”。司徒拔接信后，不敢怠慢，立即下命令给警察署，要求全程保护梅兰芳。梅兰芳到达那天，九龙码头早已人山人海，除了荷枪持弹的大批警察外，更有闻讯而来的普通市民。因为人太多，一时间造成港九之间的轮渡停运达数小时之久。

不用说，梅兰芳在香港的演出很轰动，前往太平戏院的观众无以计数。当他上演《霸王别姬》时，竟有两三人合坐一个座位的奇景出现。因观剧者太多，每次戏散后，退场时因拥挤而造成多人被撞倒，失物者也因此逐日增多。戏院不得已，又在梅兰芳的大轴戏之后加演一出由粤伶陈少五等人的演出，让一部分戏迷继续留在戏院，以达到分散人流的目的，这种情况在香港是从来没有过的。

港人除了看梅戏，更要看梅兰芳这个人。梅兰芳去戏院看粤剧，原本看粤剧的观众却转过头来看他；当他在饭店进餐时，市民从四面八方拥来，转眼间就将饭店围了个水泄不通。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在饭店对面的高约十丈的九层住宅楼上，不少人为占领有利地形以清晰地目睹梅兰芳真容，竟不顾危险，不听警察劝阻，攀援而上，因此有人调侃道：“真是舍命探梅哟！”(www.guayunfan.com)往日的辉煌更加映衬今日的寂寥。想当年的香港之行，单纯地为演艺，心境清朗而明媚；看如今的香港之行，虽然也是应邀而来，演出却成为了借口，真正的目的是逃避日寇越逼越近的魔爪，心境灰黯而消沉。

上海沦陷后，梅兰芳作为曾经两度访问日本而深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著名人士，立即成为日本人的“亲善”目标。树大招风，梅兰芳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一方面静观事态变化，一方面也在准备着应付办法。果然不久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他到电台播一次音。虽然来人并没有明说播什么音，但梅兰芳心里有数，便以将去香港演出为由拒绝了。

如果说“播音事件”明显含有政治色彩，梅兰芳出于民族气节而拒绝是理所当然的话，那么此后的“邀请演出”从表面上看完全没有政治因素，纯属商业性质，正如前来劝说梅兰芳的人所说的那样：营业戏与政治毫无关系。作为演戏只为生存的演员来说，梅兰芳即使答应也似乎无可厚非。唱戏是演员的职业，是饭碗，是赖以养家糊口的工具，不唱戏则意味着一无所有。对于当时的许多演员来说，“我要吃饭”是人的本能，在不唱坏戏、不为日本人歌功颂德的前提下，他们只得无奈地继续奔波于各大戏园。梅兰芳起初也因此有些迷惑：难道真的可以这样吗？也有人劝他，给老百姓唱戏而不给日本人演出，又有何不可？

梅兰芳一直给外人的感觉是性情温和，凡事似乎都无可无不可，其实就本质而言，他是个有个性有思想有清醒意识的人，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这一次，他一改往日随和中立的处事态度，极有主见。他以为如果他仍然出台唱戏，虽然目的只是唱给百姓听，但如果日后日本人邀请去演堂会戏、去东京或“满洲国”演出，又有何理由回绝？也就是说，一旦此时开了这口子，日后就再无退路了。如此想来，何不就此堵死后路，让日本人、汉奸无任何空子可钻。从此，他便拒绝任何名义的登台，干练利落的处事态度颇有大将风范。

当然，梅兰芳也意识到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要他留在上海一天，对他的骚扰就不可能停止，而随着拒绝次数的逐渐增多，相信日本人也将失去耐心，到那时，他的生命都将可能难保。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逃离上海。

就在梅兰芳疲于应付各种骚扰期间，他也在暗地里为赴港做着各种准备。他一方面利用冯幼伟到港公干之便请他预为布置，一方面委托交通银行驻香港分行的许源来代为与香港“利舞台”联系赴港演出事宜。因而表面上看，梅兰芳此次赴港是应“利舞台”之邀，实际上是他预先安排请“利舞台”出面邀请，以便有个名正言顺的离开上海的借口。也正因为演出只是借口，所以梅兰芳在香港演出结束后，在送走了剧团其他成员返京后，便留在了香港。他住在香港半山干德道8号的一套公寓里，过了四年简单的生活。

在这四年里，梅兰芳学习英文、画画、打羽毛球、集邮、与朋友谈掌故、收听广播、偶尔外出看看电影。表面上看，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很充实，更无惊无险。然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视舞台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活、浪费生命。为此，他极度痛苦。很多次，他冲上太平山顶，想狂歌，想飞舞，积聚在内心的对唱的渴望与对舞的向往，就像是被挡在堤坝后的洪流，翻滚不息，澎湃激荡，却又无法冲开阻隔奔腾万里。

全家福（1941年摄于香港） 前排左起梅葆玥、福芝芳、梅葆玖、梅兰芳，后排左起梅绍武、梅葆琛

从太平山顶返回寓所，夜已深沉，梅兰芳关紧所有的门窗，再拉上特制的厚厚的窗帘，他拂去胡琴上的灰尘，悄悄地自拉自唱。虽然胡琴拉得低沉，更是憋着嗓子小心地哼唱，但他已很满足。自我陶醉间，他不由自主地又会遥望从前在北京、在上海、在日本、在美国、在苏联时的辉煌，他并不只是沉湎于掌声和喝彩，他迷恋的是往日畅快淋漓不加抑制地演唱和舞蹈。如今在战火纷飞中，一代京剧大师却只能以这样近似于小心翼翼的方式继续着他对艺术的追求。

也就是在这悄悄的自娱自乐中，不知为什么，梅兰芳突然对未来有了些许信心，他相信战争终有结束的那一天，也相信他有重返舞台的那一天，不论那一天会在何时降临，也许那时他可能已是耄耋老人。于是，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偷唱，而将此作为练嗓以防止嗓子退化；他也不再将打羽毛球作为消闲的方式，而是将此作为锻炼身体以防止身体发胖。为此，他更加醉心于蒙在被窝里收听英国广播，以了解战争局势。尽管从广播里得到的总是失望，但他的希望始终没有破灭。然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即沦陷，残酷的现实又浇灭了梅兰芳心底的希望之火，他不但失望，更有绝望。

在日军围攻香港期间，梅兰芳住的靠近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公寓成了他不少朋友避难的好地方，但那儿也并不是绝对安全。有一天早上醒来，他们居然在女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穿墙而入的炮弹，幸好在这之前梅兰芳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砖墙、可以防弹的房间，女佣才避免遭难。

梅兰芳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为十几口人的三餐操心。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已不能下山购买粮食，他只有动用家中的存粮和一些罐头，但他又无法预测香港究竟要被围困多久，而有限的食物总有吃完的一天。因而，此时的梅兰芳隐藏起艺术家的豁达和大气，多了些“斤斤计较”和“吝啬小气”，他小心计划着分配每个人的口粮，规定每顿饭每人只有一碗饭，不许再添，每顿饭只打开一个罐头，由他分配一人一筷子，有时候炸一小块咸鱼，每人只能分到一丁点儿。

所有的人围坐在桌边暗淡的灯光下，仔细而小心地剔干净那一小块咸鱼身上的小刺，此时，梅兰芳和他们一样，毫无特殊可言。但梅兰芳又和他们不一样，他是艺术家，是世界知名艺术家，他曾经有王府花园般精美的处所，有锦衣玉食，有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般的待遇。这一切生活上的奢华其实离他并不远，甚至唾手可得。然而，他却不屑于此，他宁愿每顿只有一碗饭、一筷子罐头肉或者一小块咸鱼，甚至提心吊胆地时刻警惕头顶上呼啸而过的炸弹，就只是为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当具备的气节。尽管他视艺术为生命，但在民族存亡时，他很自然地将艺术让位于民族气节。

在苦熬了18天之后，香港终于沦陷，日军全面占领香港，粮食和水全部中断，偏偏在这时，家里的存粮和罐头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全家十几口人面临挨饿的威胁。梅兰芳思忖良久，毅然将两个儿子乔装打扮后，派他们下山偷运粮食。正如上次他让其他人退避三舍而派儿子将那颗登堂入室的炸弹运出房间扔进山坳一样，在危险时刻，他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换取大家的安全。作为主人，他必须这么做，但作为父亲，他感受到锥心刺痛。

生活上的困顿，梅兰芳能够耐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他也能直面，但他难以压抑精神上的苦闷，也深知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时时刻刻的骚扰，他用过太多拒绝的借口，已经难以为继，他要重新设计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须”。老奸巨猾的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一眼就看穿了梅兰芳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他着实有些无可奈何，况且梅兰芳以“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为由拒绝登台，也合情合理。

梅兰芳蓄须照

然而，“蓄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他从香港返回上海之后，日本人、汉奸三番五次登门，或者说“小胡子是可以剃掉的嘛”，或者说“年纪大不再登台，也可以，出来说一段话，和年纪大和胡子都是没有关系的嘛”。诸如此类，梅兰芳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日伪的邀请，他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预防针，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却击碎了日伪的妄想。

至于梅兰芳到底是如何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迄今为止所见资料大多语焉不详，只说梅兰芳“于1942年夏乘飞机转道广州飞回上海”。对此事的描述较为详细的却是一个名叫和久田幸助的日本人。

和久田幸助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伍，因会讲广东话，被编入香港占领军，在报道部“艺能班”任班长，职责是监管香港剧艺人士。他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他曾向梅兰芳提出协助“大东亚建设”的要求，并许以三个条件作为交换，一是保护他的生命和财产；二是尊重他的自由，即便他想去重庆，他们也可以放他去；三是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和久田说梅兰芳当时这样回答他：“我之所以来到香港，是因为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今后我仍希望过安静的生活，如果要求我在电影舞台或广播中表演，那将使我很为难……”和久田自称信守约定，从来没有要求梅兰芳演戏或广播，并说他俩曾“在一起吃过好几次饭”，有次梅兰芳提出想回上海，他“就很快的为他办了手续，备妥了护照，让他回上海去了”(6)。

和久田幸助的回忆文章并非忏悔书，中间明显有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也透露出日本人的狡黠。但有些话看来也还较为真实可信，比如梅兰芳对他开出的三个条件的回答，可谓不软不硬，软中有硬，完全符合梅兰芳柔中见刚的性格。至于他为梅兰芳办妥回沪手续，也大有可能。梅兰芳毕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又深受日本人民的爱戴，只要他不公开或暗地里进行抗日活动，日军自不便随便动他，相反倒能博得个讲人道并尊重艺术家的“好”名声。况且，香港已然沦陷，与同处孤岛中的上海并无二致，送梅兰芳回上海也无不妥。

从上海到香港再回到上海，梅兰芳不断地和日伪周旋，拒演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除了“蓄须”外，牙疼、心脏不好不能坐飞机等都被他用作挡箭牌。尽管年复一年，日子因不能登台而逐日困窘，但他坚持着。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个信念，那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