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湖曲》_关于个人命运的思考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鸳湖曲》_关于个人命运的思考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顺治九年春在嘉兴，吴伟业在抓紧写作《绥寇纪略》之余，重游了位于鸳湖之畔的吴昌时的竹亭湖墅，写下了又一首广为人知的七言歌行《鸳湖曲》，全诗如下：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鬓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鹆。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熏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同时，他还写下了一首七律《鸳湖感旧》，在这首七律前有一段说明写作原委的小序：“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此诗。”这段小序实际上正是《鸳湖曲》的一个言简意赅的内容提要。《鸳湖曲》首先从“重游”入手写起，开头八句诗告诉我们，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仲春里的一天，诗人重游吴昌时竹亭湖墅。可是，昔日的名园已然破败不堪，只剩下斑斑残迹。抚今追昔，诗人感慨万端，思绪不由飞到十年之前初访吴昌时之时：“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接下来的十二句，诗人用镂金错彩般的语言描绘了十年前“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的盛况，这一层写得富丽堂皇，热闹无比。吴昌时当年珠围翠绕、穷奢极欲的生活宛然在目。再下面，笔势陡然一跌，转而叙述吴昌时进京，不久就“以事见法”的过程。然后，又回写眼前，极力渲染名园荒落后的凄凉、萧条，和前面绮罗香泽的生活描写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最后诗人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感喟。

以前关于这首诗的解释有两点错误，一是作期。程穆衡《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注》、顾师轼和铃木虎雄《吴梅村年谱》都将此诗系于顺治四年。可是，顺治四年，吴伟业并没有到过嘉兴，而且，吴伟业初游吴昌时竹亭湖墅是在明崇祯十五年（参见第四章第二节“杭浙之游”），至顺治四年仅经过五年，与诗中“十年此地扁舟住”对不上号。他们搞错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弄清吴伟业初游竹亭湖墅的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考证清楚“初游”是在崇祯十五年，这就好办了，由崇祯十五年推后十年，为顺治九年。这一年，吴伟业不仅到过嘉兴，而且在这里写作《绥寇纪略》，居住了相当一段时间，显然，他重游竹亭湖墅并创作《鸳湖曲》必在此期间之内。二是主旨。历来的研究者大多以为《鸳湖曲》是凭吊故友之作，如程穆衡说此诗是“痛吴昌时见法”，[85]靳荣藩说“以吊昌时为主”。[86]今人黄裳先生说此诗于所歌咏的对象“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87]以上论者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就是吴伟业对昌时的人品尤其是其在明朝末年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很不以为然的。本书第四章里曾经引用过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谈及昌时的一段话，为了免去读者的翻检之劳，我们把这段话重新录在下面：

来之不知书，粗有知计，尤贪利嗜进，难以独任。比阳羡（指周延儒，延儒是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得志，来之自以为功，专擅权势，阳羡反为所用。山阳、江北诸君（指姜埰和熊开元）不能平，面责数来之于朝。熊鱼山（熊开元号鱼山）则复社初起时所宗，来之以邑诸生亲受奖遇者也，至是官棘寺，为国是异同，廷击首臣，杵旨杖阙下，系诏狱。来之力能俾政府申救，顾不肯强诤，阳阴唯诺，漫具橐，示调解而已。无何，御史发来之他罪，首臣为所罪累，与俱败。(www.guayunfan.com)可见，吴昌时留给吴伟业的印象是非常恶劣的。《复社纪事》是吴伟业入清后所作，与《鸳湖曲》作期相近。很难想象，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对吴昌时做出了那样不客气的评价，而到《鸳湖曲》中，却变成充满深情的“悲哀的忆念”了。实际上，只要我们细心地品味《鸳湖曲》这首诗，就不难体会到对吴昌时的讥讽与批评。《鸳湖曲》这两句诗：“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后一句吴伟业说自己要像陶渊明那样做个隐居之士，寄情杯酒，遗落世事。前一句则是说不必为石崇嗟叹。这里是以石崇比拟吴昌时。石崇的生平确实与吴昌时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是家资巨万，豪奢无度，又都是死于非命等等。用那样一个名声狼藉的历史人物来比拟吴昌时，并且说不必为他的结局嗟叹，试问，有如此悼念故友的吗？这首诗的选材也很能说明问题。吴伟业写昌时，只择取了其一生中最后两年的遭遇，写了他如何贪恋权势而自取杀身之祸，这是吴昌时个人历史上最见不得人的一页。如果说吴伟业是由于怀念故友而作此诗，那么他为什么摒弃昌时早年为复社奔走的煊赫功绩不写，偏偏要隐善扬恶，只揭开其最不光彩的一页呢？所以，说这首诗于所歌咏的对象“绝无一字讥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诗歌毕竟不同于文章，“温柔敦厚”这一传统诗教影响着诗人，因而，在《复社纪事》中对吴昌时直截了当的“讥评”，到了《鸳湖曲》中就以隐晦委婉的手法出之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这首诗的主旨是凭吊怀念吴昌时。

那么，这首诗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是用得上“知人论世”这个传统方法。

在本章第六节“再游杭浙”中，我们曾分析过顺治六年前后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明清势力的对比越来越有利于清朝一方，明王朝的灭亡已无可挽回，清王朝一统天下的大局已定。到顺治九年，这种形势愈加明朗。与此相联系，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笼络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加紧。面对着这种政局，有头脑的汉族知识分子差不多都在做着两方面的思考：朱明王朝的土崩瓦解使他们思索并总结庞大帝国灭亡的原因，新王朝一统天下的严峻趋势又使他们不能不思考并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这两个问题同样萦绕在吴伟业的脑际，他在嘉兴撰写《绥寇纪略》的同时创作了《鸳湖曲》，这不是偶然的。在思索天下大势的时候很自然地会考虑到个人的出路，《绥寇纪略》是他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总结，而《鸳湖曲》则正是他对自己在当时的新形势下所应采取的政治态度的回答。

顺治九年在吴伟业个人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下一章我们将说到，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了吴伟业，从此，他的隐居生活和内心的平静完全被打破了。这件事的发生可以说势在必行。随着清朝统治者越来越积极地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到顺治九年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吴伟业的亲友门生或者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或者接受了清廷的录用。像吴伟业这样一个“名满区宇”的先朝遗臣、文坛宗主，对汉族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号召力，自然更成为清朝统治者竭力网罗的对象，而一些已经做了清朝大臣的旧识如陈之遴、陈名夏等也想拉他出山。吴伟业对此早有预感，到地方官员举荐他之前的一段时间，迹象越来越明显，他已经听到一些风声，这从他当时所作的一篇文章《朱昭芑墓志铭》就透露了出来。[88]因而，他的心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沉重。

这正是吴伟业创作《鸳湖曲》时所面临的处境。《鸳湖曲》的内容同他在此种处境中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它虽说是对往昔的回顾，却也是对现实问题的思索；它虽说是对吴昌时追逐权势名利的“讥评”，却也是对自己政治态度的表白。

这首诗突出地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前面写吴昌时家居生活的部分写得花团锦簇、十分热闹，接下来转而写他因贪恋权势而“以事见法”的过程及其竹亭湖墅败落后景象，则换了另外一种笔调：“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这些诗句渲染出一种惨淡凄凉的气氛。吴伟业通过这种极为强烈的对比强调了变化的突兀，很明显，他在这种对比中寄寓的是人生无常、祸福难测的思想，是仕途凶险、富贵不保的意旨。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最后的感慨：既然宦海风波险恶，那么就应当收竿转船，学习陶渊明，做个隐士。那些追逐名利权势的人，其见识还比不上江湖上钓鱼的老人呢！联系《鸳湖曲》的具体创作背景，就会看出，这决不是泛泛而论，它既是诫人，也是自诫，在越来越多的亲友门生接受清廷录用的情势下，在自己被清廷征召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吴伟业表明了隐居不仕的态度。

总之，在嘉兴，吴伟业同时在进行着两个方面的思索：关于国家命运的思索和关于个人命运的思索。前者的结晶是《绥寇纪略》，在写作此书的时候，他已深知朱明王朝难以死灰复燃了；后者的结晶便是《鸳湖曲》，从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写吴昌时，实际上，他是借事抒怀，别有寄托。他在用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说明自己应付时世变迁所取的原则与态度。当然，这只是他对后半生的一种规划，至于他能不能、敢不敢在现实生活中矢志不渝地坚持这种原则和态度，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1] 见《明季南略》卷四《江阴纪略》、《江阴续记》和无名氏《鹿樵纪闻》卷上《南国愚忠》。

[2] 《鹿樵纪闻》卷上《南国愚忠》。

[3] 《鹿樵纪闻》卷上《嘉定之屠》。

[4] 《鹿樵纪闻》卷上《嘉定之屠》。

[5] 《梅村家藏稿》卷二七《黄陶庵文集序》。

[6] 《梅村家藏稿》卷二八《彭燕又偶存草序》。

[7] 《梅村家藏稿》卷二二《贺新郎·病中有感》。

[8] 见顾师轼《吴梅村先生年谱》。

[9] 《梅村家藏稿》卷九《矾清湖》：“我家两衰亲，上奉高堂姑。艰难总头白，动止需人扶。”按，这几句诗写的是到达吴青房家之后的情景。“两衰亲”指吴伟业父亲的原配陆氏和继配朱氏，“高堂姑”指吴伟业的祖母汤氏。

[10] 《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女生于京师……十有一岁而郁淑人卒……女生于丁丑七月二十八日。”“丁丑”为明崇祯十年，由此推出十一年，当为清顺治四年。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原配郁氏封淑人，先公十五年卒。”吴伟业卒于康熙十年，逆推十五年则为顺治十三年。程穆衡《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注》卷十一《送杜公弢武归浦口》注亦谓郁氏卒于顺治十三年。顾、程之说误，当以伟业自记为准。

[11] 《梅村家藏稿》卷三六《彭燕又五十寿序》。

[12] 见民国七年刊《镇洋县志》卷一《封域》。

[13] 见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下。

[14] 《梅村家藏稿》卷三《琵琶行》诗序及王宝仁《奉常公年谱》。

[15] 《琵琶行》序。

[16]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四上《琵琶行》评语。

[17]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四上《琵琶行》评语。

[18]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四上《琵琶行》评语。

[19]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四上《琵琶行》评语。

[20] 朱士稚等《吴越诗选》所引。

[21] 邓汉仪《诗观》初集。

[22] 孙《皇清诗选》。

[23] 见《梅村家藏稿》卷三二。

[24] 见汪辟疆、白坚《夏完淳集笺校》。

[25] 朱则杰《清诗代表作家研究·〈秣陵春〉作期新考》。

[26] 见《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

[27] 见《宋史》卷四四七《徐徽言传》。

[28] 《秣陵春》第三出《闺授》。

[29] 《秣陵春》第十一出《庙市》。

[30] 李玉《北词广正谱》卷首吴伟业序。按此文为佚文，未收入《梅村家藏稿》。

[31] 李玉《北词广正谱》卷首吴伟业序。按此文为佚文，未收入《梅村家藏稿》。

[32] 吴伟业《杂剧三集序》。按此序亦为佚文。

[33] 李玉《北词广正谱》卷首吴伟业序。按此文为佚文，未收入《梅村家藏稿》。

[34] 吴伟业对元、明戏曲作品谙熟，他在《杂剧三集序》中说：“元词无论已。明兴，文章家颇尚杂剧，一集不足，继以二集。余尝阅之，大半多绮靡之语。”

[35] 《北词广正谱序》。

[36] 李宜之《秣陵春序》，见清原刻本卷首。

[37] 《同人集》卷十《演秣陵春倡和诗·步和徐漱雪先生观小优演吴梅村祭酒秣陵春十断句原韵》之二、之九自注。

[38] 《梅村家藏稿补遗·与冒辟疆书》之六。

[39] 《梅村家藏稿》卷二八《彭燕又偶存草序》。

[40] 《梅村家藏稿》卷四《感旧》。

[41] 《梅村家藏稿》卷四《遇旧友》。

[4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一。

[43] 《梅村家藏稿》卷五有《过甫里，谒愿云，因遇云门具和尚》诗。又卷五一《灵隐具德和尚塔铭》：“犹记晦山初经剃染，和尚结制于玉峰之海藏，惟时缁素大集，伟业随众礼足，开诱殷勤，自惭钝根，无以追随参学。”按晦山为愿云之号。尤侗《海藏庵碑记》云：“甫里之有海藏庵，自高阳许氏昉也……若其开山，肇自愿云和尚，卓锡三年，旋归庐岳。灵隐具公亦尝说戒过焉。”而据《娄东耆旧传·愿云传》，愿云“归庐岳”为顺治七年事，按照尤侗所记推算，则其“卓锡”甫里之海藏庵当始于顺治四年。伟业至海藏庵既在愿云“初经剃染”之时，则必在顺治四年无疑。

[44] 《梅村家藏稿》卷五《与友人谈遗事》。

[45] 参见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六《姜埰传》、《姜垓传》以及《梅村家藏稿》卷三《东莱行》。

[46] 参见《小腆纪传》卷二十《刘文炤传》和《梅村家藏稿》卷一《吴门遇刘雪舫》。

[47] 见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八《第宅园林》。

[48] 见《梅村家藏稿》卷五八《梅村诗话》。

[49] 见《清史列传》卷七一《毛晋传》。

[50] 王昊《硕园诗稿》卷七有《送子俶同梅村先生之浙，兼柬甄玉》诗，而据作者自注，此卷作品皆作于乙丑，即顺治六年。顾师轼和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吴梅村年谱》以及程穆衡《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注》皆将吴伟业游浙系于顺治四年，误。

[51] 《梅村家藏稿》卷三九《海市记》。

[52] 严正矩《涉园集》卷二一《上大司成吴梅村先生书》：“自己丑（顺治六年）夏追随先生杖履武林山水间，躬聆提命，从游盛事，乐而且荣。”

[53] 《梅村家藏稿》卷四《晓发》诗有“晓发桐庐县，苍山出雾中”之句。据康熙《桐庐县志》卷二《官政类》，张王治于顺治四年至十年任桐庐县令，此期间内，吴伟业仅本年到过桐庐。

[54] 明遗民杜濬语，见李钦之《变雅堂文录引》。

[55] 《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传》。

[56] 《清世祖实录》卷五。

[57] 《梅村家藏稿》卷三一《周子俶东冈稿序》。

[58] 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59] 见《梅村家藏稿》卷五八《梅村诗话》和卷十《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诗传。

[60] 见《梅村家藏稿》卷五八《梅村诗话》。

[61] 邓汉仪《诗观》初集。

[62] 魏宪《诗持》三集。

[63] 靳荣藩《吴诗集览》卷四下。

[64] 见《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诗传。

[65] 见《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和卷五《世祖本纪》二。

[66] 见刘健《庭闻录序》。

[67] 胡薇元《梦痕馆诗话》卷四。

[68] 《梅村家藏稿》卷四有《嘉湖访同年霍鲁斋观察》四首和《赠郡守李秀州隆吉》诗。据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一《职官》，霍达（号鲁斋）于顺治八年至十年任分巡嘉湖道，此间，吴伟业只有本年春曾至嘉兴，诗必本年作。另据《嘉兴府志》卷三六《官师》，李国栋（字隆吉）于顺治六年至十一年任嘉兴府知府，伟业赠诗当亦作于本年。

[69] 《梅村家藏稿》卷八《楚云》诗序：“……余以壬辰（顺治九年）上巳，为朱子葵、子葆、子容兄弟招饮鹤洲，同集则道开师、沈孟阳、张南垣父子……”又卷六《补禊》诗序：“壬辰上巳，蒋亭彦、篆鸿、陆我谋鸳湖禊饮，余后三日始至，同集有道开师、朱子容、沈孟阳，征诗以补禊事，余分得知字。”

[70] 《梅村家藏稿》卷六有《题鸳湖闺咏》四首，卷三一有《黄媛介诗序》。按《梅村诗话》：“黄媛介，字皆令，嘉兴人，儒家女也，能诗善画。其夫杨兴公，聘后贫不能娶，流落吴门。媛介诗名日高，有以千金聘为名人妾者，其兄坚持不肯。余诗曰：‘不知世有杜樊川’，指其事也。媛介后客于虞山柳夫人绛云楼中，楼毁于火，东涧亦牢落，尝为媛介诗序，有今昔之感。”“不知世有杜樊川”即《题鸳湖闺咏》之诗句也。此诗第三首有“绛云楼阁敞空虚”和“江南沦落老尚书”等语，可知此诗当作于绛云楼焚于火之后。据《钱牧斋先生年谱》，该楼毁于顺治四年。而此诗在《梅村家藏稿》诗前集，当作于伟业仕清前。自顺治七年至仕清前，伟业只有本年春曾至嘉兴，故必作于此时。《黄媛介诗序》当亦作于此时。

[71] 《梅村家藏稿》卷五二有《张南垣传》。

[72] 《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一《吴骏公归娶二首》其一。

[73] 彭宾《偶存草》上卷《寄赠吴骏公宫尹》。

[74] 揆叙《隙光亭杂识》卷二。

[75] 《娄水文征》卷六十黄侃《〈鹿樵纪闻〉序》。

[76] 《绥寇纪略》卷一《渑池渡》。

[77] 上书补遗《虞渊沉》中。

[78] 上书卷六《谷房变》。

[79] 上书卷七《开县败》。

[80] 上书卷三《真宁恨》。

[81] 上书补遗《虞渊沉》下。

[82] 钱曾《今吾集》有《梅村先生枉驾相访，酒间商榷〈绥寇纪闻〉，有感赋此》诗。

[83] 见谈迁《北游录·纪邮》。

[84] 见《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

[85] 靳荣藩《吴诗集览·谈薮上》引程穆衡《鞶帨卮谈》。

[86] 《吴诗集览》卷五上。

[87] 黄裳《银鱼集·关于吴梅村》。

[88] 《梅村家藏稿》卷四六《朱昭芑墓志铭》：“君生于丁未十一月廿三日，卒于壬辰三月八日，年四十有六……当君之未亡也，诏书举山林隐逸，学官以其名闻，君辞以书……君为人植忠孝，持名节，绝意仕进，以死自守，此其平生大指已……君殁未两月，余之困苦乃百倍于君，君平昔所以忧余者，至今日始验……”这里所说的“余之困苦”指的便是吴伟业被地方官员举荐于清廷之事。由“君平昔所以忧余者”，可知早在顺治九年三月朱昭芑去世之前，吴伟业和他的朋友们就已经料到迟早会有这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