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停止的脚步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永不停止的脚步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自1964年解放军总后勤部给吴孟超记一等功以后，随着他的科研、教学和临床实践上屡屡创新，1980年、1982年、1984年，第二军医大学给他记三等功各一次;1989年，总后勤部给他记二等功一次。1994年，因他在肝胆外科中作出的突出贡献连续获得“陈嘉庚奖”、首届“何梁何利基金奖”、首届“上海医学荣誉奖”、首届“实用医学荣誉奖”和“全国侨界十杰”等光荣称号。1985年被授予日本器官移植学会荣誉会员称号，1993年接受美国鲁斯医学中心杰克·弗雷泽·史密斯访问教授称号，1993年接受美国“1993年度东华医院医学荣誉奖”（此奖使他成为该奖设立20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者）。1994年获全军科技重大贡献奖；1995年获光华科技基金特等奖、上海烛光奖、爱国奉献奖；1996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1996年被香港外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同年被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授予名誉院士；1998年获全国百名名医奖；1997年至2005年连续获全军医疗保健特殊贡献奖；2004年荣获全国高等医药教材特殊贡献奖和国际肝胆胰协会杰出成就奖；2005年被评为中央保健工作先进个人；2006年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2年荣获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同年9月22日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授予吴孟超荣誉院士……

这么多的荣誉（准确地说是“成就”）还只是罗列了一部分，吴孟超的著述还一部都没表述。作为一位年逾九旬的耄耋老人，任何“名”与“利”对他都不具有“诱惑”作用，不断超越，不断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倒是他永恒的追求。按理说，一位90岁的老人完全应该安享晚年了，可至今吴孟超依然全程参与医院的管理运作、临床实践、科研指导和研究生的培养。

90岁的吴孟超平时总爱到病房里走走（专业术语叫查房），了解病人情况，也了解医院的管理状况。在病床前，吴孟超会按按病人肚子，侧身叩击并听一听；查查病人的指甲；撸起病人的裤腿看看腿肿不肿；摸摸病人的额头，感知病人的体温是否正常；示意虚弱的病人不要多说话，顺手轻轻地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冬天查房，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他觉得，举手之劳，能给病人带来温暖。

肝病听起来让人感到恐惧，避之不及。吴孟超却依然与病人那样亲近，拉手问诊。不是不怕传染，而是为了拉近与病人的距离，让病人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从医几十年来，吴孟超亲眼见过三位大夫接触病人而死于癌症。惟一预防的有效办法就是洗手，在输血、输液、打针过程中要多注意。即使这样，也有避之不及之时。每年体检，吴孟超都是抗体阳性，说明有了抵抗力，这肯定与经常接触病人有关。

吴孟超每周二还要坐堂一次专家门诊，他不能割断与病人的联系，病人也争着要看这位大仁大德大医的门诊，挂号的自然非常多，本来上午只挂10个号，常为种种特殊原因而加号，多时能加到15个。他看病费时费力，问诊之间，总找机会与来自祖国各地的病人聊几句。简短几句话，让病人感到非常亲切，一下拉近了距离，愿意把心里话掏给他听。门诊告一段落后，他总亲自为每一位病人做B超。凡B超能确诊的绝不再查CT或磁共振。几乎每个星期二门诊总要看到中午12点左右，同事们再催也无效。有的时候，恰巧星期二要主持重要的学术会议或重大的疑难疾病会诊，他的专家门诊的号照样有效，因为他明白，挂上他的门诊号不容易，没有大毛病也不会大清早赶来挂号。因此，记下挂号者的电话，一回到医院，只要时间允许，马上通知病人，为他们补上门诊。这位一生以征服肝癌为志向的医学科学泰斗，就怕因为穷而被拒于医院大门之外的肝癌病人，他会觉得这是医者的耻辱。这就是他再忙也要坚持开设星期二门诊的动因吧！他明白，自己能做的很有限，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王宏甲、刘标玖：《吴孟超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www.guayunfan.com)这里，笔者还想补充一个实例。

病人费新根是上海一位无权无职的退休船员，常年漂泊在海上，身体似乎一直很结实，除了血压有点高，几乎没有其他疾病。一次偶然去医院配降压药，医生提醒他长期服用此药，不妨做一下肝功能测定。测定下来果然指标都很高，紧接着做了肝胆Ｂ超，又发现有占位性阴影。于是马上引起他的警觉，到自己住家附近的上海浦东一家三甲医院求治。为方便叙述，不便指出具体医院名称——笔者注。2010年9月16日手术切除前，费新根曾疑惑地询问主刀医生“有把握吗”？对方很自信地表示：“我们连肝移植都能做，切除一个小瘤子当然有把握。”但是，打开腹腔，这个瘤子居然紧挨着大血管，当然也就没有把握了，最终只能在切

除胆囊后匆匆将其腹部缝合，并嘱家属“病人想吃些什么就尽量满足他吧”!言下之意是“没救了”。9月25日出院后，费新根觉得家属都心事重重，眼光也都很异样，便恳求他们实话实说，自己一切都能承受。等家属实情相告后，才明白真相。瘤子没有切除，要切除只能换肝脏，正常的肝脏要花费30多万元，若是带病毒的恐怕也要十几万。这对于一个退休工人家庭确实是难以承受的。冷静之后，费新根想起了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吴孟超和他领导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10月20日，第一次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没挂上吴孟超的专家门诊，但接诊的医生还是负责任地给他做了介入治疗。12月14日，终于挂上了吴孟超专家门诊的号。“我心里想，吴老是顶尖的医生，科学院院士。我还有个思想负担，什么负担？又想看又不想看。看了，吴老讲，不行了，这个不就完蛋了吗？但又想看，抱一线希望。我想吴老肯定是很严肃的……”费新根访谈，2012年4月1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但出乎意料的是，吴老一点没有权威的架子，和蔼可亲地询问病情，在做了检查并看了已经做的磁共振片子后，还亲自帮他做了B超，“你的病情我们要商量一下，要分析一下，你在家里等，我会通知你的。”

费新根一下子觉得有新生的可能，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幸福。仅过了6天，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就通知他住院了。紧接着吴老就为他和其余三位病人开了病情讨论会，从下午4点一直讨论到6点半。“2011年1月17日，吴老将我转到2号楼4楼，给我做手术。进手术室后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听家属说，是吴老亲自动的手术。而且我在醒来以后，吴老的一个学生陈医生，每天来看我两次。我说谢谢。他说，你不要谢我，谢吴老，是吴老叫我来看你的。他上午来看一次，下午来看一次。手术后，我在重症监护住了五天。我心想，我的运气太好了。为什么？吴老他这个级别，我想跟中央首长或者其他高级别的人士治病是可能的，可跟我平民老百姓……我是工薪阶层呀，我的运气太好了。我很感谢他，我很激动。”费新根访谈，2012年4月1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如今，手术切除肝脏肿瘤的费新根定期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做检查。上面的照片是访谈时拍摄的。在对话中他不时地对吴老人格的高尚啧啧称赞。吴老的星期二门诊就是开了一扇直接为“无权无钱”而恰恰急需治疗的百姓病人求医的窗口，架设了他与患者间联系的桥梁。由此不也能看出，吴孟超确实是与病患者“肝胆相照”。

吴孟超亲手带教过的徒弟已是第四代了。30多年来，他们绝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肝脏外科的中坚力量。他常对学生说：看病是人文医学，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定要关心病人，爱护病人，热情接待病人。病人没有高低贵贱，医生对病人要有信心、耐心、爱心、细心。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利，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一人生病，全家痛苦，有的还很穷，我们不能欺骗，更不能欺诈他们。

吴孟超有一套手保健操，一有空就做，以保持手的灵活。与人谈话时，他的双手常拢住大号茶杯，不停地转动着，茶杯衬托出他灵活的手指。细细观察他的右手还能发现一个奇特的细节：他的食指的指尖向大拇指方向蜷曲,像个弯钩；而中指的指尖却向无名指方向蜷曲。摊开手掌,如果不刻意地并拢,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V”形。这是天生的吗？吴孟超笑着说:“60多年了，每天要开刀、缝合、用手术钳，就变成这模样了。”这不禁让人心里为之一动，就是这弯曲的指头，把上万名肝癌患者从死亡的门槛钩了回来。

这就是当年被朱镕基总理称为“国宝”的手！这个“V”形是60多年执著手术的标记，更是吴孟超肝胆外科事业成功的标记。不知哪位雕塑大师还专门为吴孟超雕塑了一副双手的模型，现在陈列在东方肝胆医院的展示室里。正是用这双手，握着柳叶刀，书写出一部辉煌的肝胆春秋。

60多年的从医生涯，使吴孟超和病人融为了一体。他感谢病人给了他力量与智慧。他说，病人就是一本书，从门诊、治疗、手术到康复，内容非常丰富。治好了一个病人就积累了一分财富，认真总结这笔财富，积蓄下来就是一部巨著，掌握了就是一名好医生。

他还常常这么说：“只要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一直站在手术台上，直到我倒下，也就算是光荣结束了。但这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因为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自己之强。”

这确实是一位冲锋陷阵的老战士的发自肺腑的声音。

如今，只要没有非得出差或参加的会议，吴孟超几乎天天会站在手术台前，“我经常是早晨八点半进开刀房，小手术能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从手术台上下来总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吴孟超平静地说道。

其实，只要肝癌没有攻克，只要吴老还能站在手术台前，他是永远不会退下来的。预防和治疗癌症毕竟是一项高难度的艰巨的挑战。

2011年3月25日出版的《科学》杂志，聚焦美国癌症研究40年，也许让我们能更清醒与理智。1937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批准《国家癌症研究所法》，国家癌症研究所正式成立，隶属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971年颁布的《国家癌症法》，赋予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更多的独立权，极大地促进了癌症研究。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经费在一夜之间上升了23%，达到2.33亿美元，之后一再攀升，2010年的经费达到50亿美元。从1971年开始，国家癌症研究所在科研、治疗和预防上共花费约900亿美元。尽管从1990年开始，美国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但今天，癌症仍然是美国和世界各国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多种癌症仍不可治愈，癌症研究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事业，人类抗癌之路依然漫长、艰巨。

《科学》杂志总编辑布鲁斯·阿尔伯茨指出：绝大多数癌症在被探测出来的同时，长大的肿瘤已经包含了上亿个癌细胞。通过许多年变异和自然选择，癌细胞学会了多变，能够逃离保护人类身体安全的许多失败保护机制。比如，凶猛的癌细胞规避了人体精致复杂的生长控制系统，打破了消灭异常细胞的细胞自杀机制，进化出对免疫系统监视的抵抗力……癌症是一种导致可怕死亡人数的疾病，对科学家们来说，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