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遗书出版的三件史料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王国维遗书出版的三件史料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王国维像

国学大师王国维（静安）先生学贯中西，著述宏富。他的著作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史学、经学、地理学、教育学、金石考古学等诸多领域。他不仅是旧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新学的勇敢开拓者。他早年许多作品刊于罗振玉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与《云窗丛刻》《雪堂丛刻》等丛书，以及王自编、哈同爱俪园印行的《艺术丛编》之中。结集出版的有1917年王自编《永观堂海内外杂文集》和1923年罗振玉为王刊印的《观堂集林》24卷。

然而，当数王国维逝世后由王国华、赵万里编集，194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收录较全、校勘最精，影响也最大。该书收录王国维主要著述43种、104卷。此后，海峡两岸出版的几种王国维文集、全集，都是在此基础上增收若干佚文、逸书或书信的扩编而已。1983年9月，上海古籍书店将此书重新影印发行，流传颇广。

陈寅恪撰于1934年6月3日的《遗书》序文云：“王静安先生既殁，罗雪堂先生刊其遗书四集。后五年，先生之门人赵斐云教授复采辑编校其前后已刊未刊之作，共为若干卷，刊行于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为之序。”王国维之弟王国华撰于1936年1月的序文则云：“先生遗书印于丁卯、戊辰间者，凡四集。今当重付辑印之时，回念往前，泫然欲涕，因书其琐琐于末。至于校勘之人，则赵君万里、吴君其昌、戴君家祥、刘君子桢之力也。”所谓罗振玉刊于丁卯、戊辰（1927年至1928年）间四集本，指罗氏辑编的铅印、石印本《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全书42册。据《罗振玉年谱》1927年条记：“七月十七日，安葬王氏后，即着手整理其遗著，与王氏弟子海宁赵万里复至王家搜讨而整理，订为四集，付博爱工厂陆续印行。命其子福葆、福颐及开封关葆谦司校理。”（《雪堂自述》第203页）博爱工厂是1921年罗振玉设于天津的印刷工场，由其四子罗福葆主持，专事印行罗氏著作。所谓“忠悫”，乃是罗振玉伪造王国维“遗折”向废帝溥仪讨来的谥号。陈、王二序说明王国华为重编《遗书》的发起者，王氏弟子赵万里等四人具体参加编校事宜。至于“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是怎样安排的？谁经手了《遗书》印行？几篇序文都未提到。

近读汪家熔先生《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12月），该书第五章关于“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一节提到《遗书》，却出了大错。汪先生说：“1940年蔡元培等浙江学者组织出版104卷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就是动用若干人工笔抄写，用这种方法得到印版。1983年上海书店改名《王国维遗书》复印，可以一睹这种制版的真面目。”（第114页）汪先生不知根据什么史料，断言是蔡元培“组织出版”王国维遗书的，对此书中又未涉一字。而上述陈寅恪、王国华二序均未提及有蔡元培参加。如果真是如此，他们绝对不会不提的。查《蔡元培全集》和几种蔡氏年谱，找不到《遗书》出版与蔡有关系的证据。1937年秋冬，蔡就离沪避居香港，1940年3月在港病逝。他怎么可能1940年领衔“组织出版”王国维遗书呢？查《遗书》版权页载：(www.guayunfan.com)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著作人　王国维

发行人王云五　长沙正南路

印刷所　商务印书馆

发行所　商务印书馆各埠

每部国币肆十元，外埠酌加运费汇费

当时商务总管理处已迁往长沙，出版物的版权页都这样署，时称“长沙版”。其实该书筹印启动于十年前的上海。要说“组织出版”的领衔者，不是别人，而是张元济先生。汪著可谓“张冠蔡戴”也！不信，有三件史料为证。

哲安先生大鉴：七月三十日惠函敬已诵悉，关于静安遗集版税事，即经转交敝馆编译所酌办。旋据复称，此书卷帙繁多，成本较巨，且前已印售多部，于将来销数亦不无关系。前所拟版税百分之十，实因尚有纸版可用，故特别从优。增益一层，碍难遵办，云云。谨据以奉闻。元济近年以来，对于公司业务已不与闻，深愧未能报命，尚乞鉴原为幸。专此奉复，敬祈台祺。

二十年八月八日

按：王国华（1887—1980），字哲安，王国维弟。191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5年赴加拿大托朗托大学任研究员。回国后先后任海宁县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立二中代理校长、山东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以及浙江大学、上海法学院、上海暨南大学等校教职。1931年，时张元济已退休多年，但仍主持商务印书馆古籍校印之事。由于以往的人脉联系，许多新书书稿作者、编者依然直接写信给张元济，接洽出版事宜。王国维生前又为张的故交，交往颇多，因而其弟编印《遗书》，显然就是通过张元济与商务编译所联系的。信中提到“因尚有纸版可用，故特别从优”，约指王国维以前在商务出版过的几种著述，起初考虑纸版可以利用，后来正式出版似另行组织人员抄写的。此信为当时商务印书馆复写打字稿，现存张人凤先生处，已收入《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270页。

柏丞先生台鉴：昨晚归寓稍迟，送还衣物一包，计蒙詧入。去岁记有王静庵遗集本馆曾与其后嗣订立承印契约，其门人吴鼎昌（号子馨）亦曾商请本馆酌给津贴，俾将全书重行整理，记所请者为二百元。后来此事如何交涉？契约是否在总务处？与吴君往来函件有否遗失？能否追忆概略？明日到善后处乞见示，并祈拟致吴君信，仍践前约。未审尊见以为何如？

弟张元济顿首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按：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1924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辑所，1929年10月由编译所副所长升任所长。时值“一·二八”后不久，张元济等正忙于商务善后处工作、在清理文档的同时，仍然把履行先前所订书稿合约放到议事日程上来。张想起上年《遗书》筹印中的一些问题，急于要了解情况。从此信可知《遗书》已订有契约（合同），“全书重行整理”，即不再利用原纸版。王国维门人吴其昌（原信吴鼎昌，系笔误）曾商请酌给津贴二百元，与后来《遗书》请人缮写是一致的。张元济要求“仍践前约”，体现了出版家的诚信以及对此书的重视程度。

原信手迹照片2008年夏现身于孔夫子旧书网，当为近年由档案保管处散出。此件对于研究王国维遗书编印始末，文献价值颇高。

斐云先生大鉴：久违雅教，遥想起居胜常为慰。敝馆此次被日军炸毁，损失殊重，唯对于旧日商妥承印各书，若能复业，仍想勉力设法出版。前承惠允整理之静安遗集，关系学术甚钜，愿早日出书，未知何日可以就绪？再静公曾为蒋孟苹君编辑藏书目录，其书大多归于涵芬楼，四年之前，曾检取二三千册寄存金城银行库中，其余尽付一炬，言之痛心。现拟编一目录，留待后来记念。尊处当有存稿，极思乞假一阅。倘蒙俯允，曷胜感幸。承假校本《水经注》，于战前二月亦已移存银行库中，未被毁，足慰□存。现时无暇校阅，遇便即行寄缴。又借去段氏校本《广韵》，幸逃劫火，校阅既毕，即望掷还。琐琐奉陈，诸希亮鉴，顺颂文祉。

张○○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按：此信稿照片也见于孔夫子旧书网，来历当与上一封信相同。那时商务印书馆刚刚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炮火摧残，损失严重，而它的决策者们“对于旧日商妥承印各书”，已经作出郑重承诺。赵万里是王国维遗书主要整理者，所以张元济直接致信了解书稿进展情况。蒋氏未刊书目《密韵楼藏书志》，系当年王国维所编，书稿存于赵万里处。密韵楼大部分藏书1926年归了涵芬楼。涵芬楼善本书早先移存金城银行保险库保管，“一·二八”之役中幸免于难。张元济拟借用蒋氏书目查阅，正为编《涵芬楼烬余书录》所用。此为张元济编撰该书目最早的记录之一。不久赵万里把《密韵楼藏书志》未刊稿送至上海，张元济一直保存在自己手边。1937年3月3日张元济致赵万里信中说：“静安先生所撰蒋氏书目稿本久借未归，甚用悚歉。兹交邮局，全部柒册挂号缴还。敬祈察入。”（《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533页）借用的时间还不短呢。

上述两件档案现身，值得庆幸。如果原先档案按内容分类的话，那么关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出版的文献，肯定还有其他诸如合同、来往书信等存在，我们期待着有新的史料现身于世。

《中国出版通史》本该是一部权威性的学术著作，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应该尽量准确无误。但汪著除上述“张冠蔡戴”的错误外，其他疏漏还有多处，再举二例。其一，清末立宪运动中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许多宣传立宪的图书，而汪著却断言说，立宪期内“商务印书馆没有出版过任何讲解书”（第278页）。商务出版过立宪图书，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呢？其二，说到商务的《少年杂志》，汪著称“开始时有谁主持不清楚，1917年前后由朱元善编”（第317页）。“不清楚”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实在不应当出现在《通史》里。你去查一查不就清楚了？再说几年前《出版史料》杂志上，就曾有人撰文介绍《少年杂志》首任主编孙毓修。这份杂志汪家熔先生也有的。

（原载《张元济研究》2010年第2期）

张元济先生致何炳松、赵万里的信件，在孔夫子旧书网出现，显然系商务档案散失的缘故。请参阅本辑后两篇。——附记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