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出版宗旨和他的教育思想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的出版宗旨和他的教育思想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1867—1959）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从戊戌维新到投身出版事业，从向西方寻求真理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他毕生为祖国、为民族，孜孜不倦地奋斗了六十余个春秋，他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已日益为人们所注重。综观张元济的一生，我们看到有一条鲜明的爱国进步的出版宗旨贯串始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撕（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1]，“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后与粹翁[2]相遇，以为得行其志，故甘为公司效劳。”[3]张元济以出版“提撕（携）多数国民”的思想和他的“喜新厌旧之主义”，有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与他的教育思想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出版与教育，本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在张元济身上可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4]，正是这种心声的吐露，目标的追求。为此，要研究张元济从事出版事业的宗旨和实践活动，必须从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着手。本文试图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外交报》书影

张元济，浙江海盐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从小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刑部主事，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积极参加维新派的活动，“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与强学会的人也有密切往来。[5]当时维新派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废科举，兴学堂，培养维新人才，制造维新舆论。1896年，张元济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夏偕复等人集资兴办“西学堂”。1897年2月12日正式开馆。同年12月26日，奉旨改称通艺学堂，从现存张元济给汪康年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通艺学堂虽有不少集资创办者，但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仅张元济一人而已。从募集资金、聘请教习、添置图书设备，到外出参观访问、拟奏递呈等，张元济无不躬行。他正以全身精力实践着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他说：“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寸尺，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6]梁启超颇为赞许这一观点。张元济还认为：“此时急务，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其次即为培植人材”。[7]正是在这“英才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张元济顶着守旧派的攻击，全力支撑着通艺学堂。

由于张元济办通艺学堂有成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等六人时，称赞张元济说：“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及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画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8]光绪帝便很快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光绪帝与张元济的谈话，从通艺学堂说到铁路、矿山的建设，中心是一个人才问题。张元济还向光绪帝建议：“使领人才殊为缺乏，亦须早为储备。”[9]在他的心目中，培植人才是变法的第一要旨。他认为，维新应从培植人才、广开民智做起。无疑，张元济是近代探求“教育救国”道路的先驱者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期，有三件事对他日后从事出版事业有过促进作用。第一，为通艺学堂采办图书。当时北京几乎没有新书局，仅上海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等几家，出版西学新书。张元济与汪康年通信中，一再请汪在沪代购各种新书。第二，为光绪帝进呈新书。光绪帝喜读新书，常用硃笔开列书单，交总署购置。而张元济是总理衙门唯一懂得洋文的官员，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他的身上。可惜都中新书奇缺，有时不得不以自己箧中所有，或向知友乞借，凑集进呈。窘迫之情，可见一斑。第三，力辞京师大学堂总办。戊戌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官书局、译书局也并归管辖。管学大臣孙家鼐拟委任张元济为总办。这本来是他施展教育救国抱负的合适职位，奈“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并认为“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可叹可叹！”[10]他不仅自己如饥似渴地要吸取新知，也体会到上至皇帝、下及学生都要阅读新书，译书、印书是多么紧要的事啊。然而，他对官场不抱幻想，对官书局极为鄙视，于是他要寻找一条自己的路走去。(www.guayunfan.com)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人民群众的结果，百日维新失败了。六君子被杀，张元济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他离开北京南下，定居沪上。此时他尽管“心灰意懒，直不欲与闻人间事”，但仍坚信维新改革之路，与友人共勉“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11]因此当李鸿章介绍他到盛宣怀在上海开设的南洋公学任职时，欣然应允，开始了他教育而兼出版的新生涯。

南洋公学是洋务派为培养通晓西语、懂得西学的新式人才所办的学堂。洋务派认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12]这一点，与维新派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中体西用”的宗旨，依靠洋人办学的方针，囿于学习西方科技皮毛的教学内容，显然不为张元济所接受。他起先被委任为译书院院长（一说主事）。一切都在草创中，他连续去信邀请严复来沪担任总校阅，可惜未果。后来，他一反洋务派只译西方科技书刊的常规，出版了严复译的英国亚当·斯密《原富》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张元济在此不仅促成了严复译稿的完成和出版，还亲自修订《中西年表》，建议译者添加“地名、人名、物仪诸表”，并且效法西方各国试行版税版权制度。这些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起到了筚路篮褛的作用，也为他日后正式投入新式出版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半年以后，公学总理（校长）何梅生病逝，张元济继任总理。1901年，公学开设特班，他亲拟章程，邀请蔡元培担任总教习，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都是特班的学生。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三年中，一方面他的“英才教育”思想在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向新的目标迈进的一个过渡阶段。“英才教育”思想，虽然有着进步作用，但从本质上说，它没有脱离传统的儒家教育观的束缚。戊戌变法的失败，给张元济“英才教育”的理想投下了阴影。试问靠通艺学堂的四五十人，南洋公学特班的四十多人，能救得了国家吗？只讲西学，仰承洋人鼻息度日，能做到广开民智吗？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思想家，他以独特的实干方式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与蔡元培等创办的《外交报》和《答友人问学堂事书》的发表，就是新的探索途中的两块里程碑。《外交报》由张元济主持编辑工作，蔡元培撰稿并翻译日文稿件。从1902年1月创刊到1911年1月停刊，持续出版九年。它记载了庚子以后辛亥以前中外交涉的全过程，内容十分丰富。该刊的主张是：埋头苦干，不事声张，普及教育，振兴实业，实行立宪。同时在外交上力主“文明排外”。这一切，当然反映了主持人张元济的思想实际。

张元济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发表于1902年3月出版的上海《教育世界》杂志第二十号上。这篇文章足以代表他当时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张元济的文章提出了两条兴学宗旨：（一）“勿存培植人才之见”；（二）“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几年前，他还一再呼吁“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13]怎么现在倡议办学堂“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呢？他说：“非谓学堂不足以育才，然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为此，必须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欲达此目的，必重普通和初级教育，这样才能像泰西人那样“民智大开”。作者当时尽管为“上智下愚”思想所束缚，甚至认为“吾国民多愚蠢，饮食男女之外几无所知”；但是，对一位长期热衷于“英才教育”的倡导者来说，已经是多么巨大的进步了！从主张对少数人实施“英才教育”，到力求向多数人推行普及教育，倘若没有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探求与磨炼，是很难达到这一思想境界的。当初张元济十分推崇西学，提倡可谓不遗余力。如今怎么又说“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呢？究其本源，这是针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所说。他认为，学堂教授学业要以“国民精神为主”，使“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然又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谓也。”他主张结合国情，摄取外国学术，以“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在这两条办学宗旨的统率下，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勿以洋文为常课”“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勿滥读四书五经”“勿沿用洋人课本”，等等。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更加丰富，他的办学主张更趋完备。很明显，张元济提出这些惊世骇俗的主张，是吸取了戊戌变法前后，尤其南洋公学时期办学经验教训的结果。它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次勇敢挑战，也是对洋务派教育方针的一次严厉批判。

1906年张元济40岁像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2月。创始人夏瑞芳是位有魄力有远见的企业家，他在接洽书稿中结识了张元济。于是，应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于1901年入股商务，开始参与商务出版业务，只是当时刚任公学总理，不便离校。翌年，他推荐了蔡元培出任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长[14]。1903年蔡因《苏报》案离沪，张才辞去公学职务，正式担负起编译所的重任。

商务印书馆总厂鸟瞰图

张元济入主商务编译所后，首先着手教科书的编印。很久以来，社会上都是以《三字经》《神童诗》和《四书》《五经》作为儿童的启蒙教材。学校兴起，才有《蒙学课本》等新式课本问世，但内容大都抄自国外教科书，不完全适合我国儿童阅读。蔡元培任所长后，专门请人编纂新颖的教科书。张元济继任所长后，半年间这批蒙学读本的初稿编竣。但经讨论，发现完全不适用，张决定重起炉灶。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庄俞等，采用圆桌会议方式集体讨论编写原则，定下后分头去写，恰巧当时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合资，长尾桢太郎、小谷重等日本教育家加入商务编译所工作。他们有编写教科书的经验，给张元济等编写者一定的帮助。1904年，《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短短几个月内销售十几万册，且畅销达十余年之久。接着，历史、修身、格致、算学等课本相继问世。其中修身课本初小部分的十册，全由张元济编写。课文不用抽象的伦理条文，而用生动的故事来进行品德教育。宣传爱国，不涉及忠君；提倡五常五典，却摈弃三纲。课文还倡导平等、博爱和勤奋自立的思想，它体现了编写者可贵的民主思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张元济通过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和发行，实践着他“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的远大抱负。

《国文教科书》

1904年，清政府“大赦”戊戌党锢，张元济由恩师瞿鸿禨保荐，要他出山任职。张不想去。当时他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15]可见普及教育与出版事业相结合的宗旨当时已经抱定，成为贯串他一生事业的坚定信念。由于保荐的是学部参议，事关教育，他才有兴趣一试。在京的半年，曾起草了学部的一些章程、制度。调任外务部储才馆任总办后，他又草拟了一些章程和奏折。这些文字总起来说，其基本点有两条：①“教育当图普及”；②“广储人才”。如他认为在学堂尚未普及之前，应酌增学费，使政府的教育经费能用于发展新学堂。对于外国人办的教会学堂，课程不必干预，但考察其成绩应以学部章程为准。用博士、学士等学位奖励毕业生，取消昔日举人、进士等称谓。此外，对奖励私人办学、外国教员的薪金、派遣留学生出国等，张元济都提出了改革的意见和办法。但是，清政府正忙于镇压革命，哪有功夫来改良教育，“储才馆”也只是一个挂名机构而已。张元济在储才馆的结果也是一样，由于与唐绍仪意见不合，托辞南归。但从他所草拟的那些章程和奏折来看，确实表达了他对当时教育改革的许多深思熟虑的意见和主张。考察此后他几十年“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实践活动，我们都能在这里找到某些思想契因。另外，从文献资料角度看，张元济起草的这些关于清末教育问题的文件，无疑也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结束了半年的京师生活，张元济很快返回“尽我国民义务”的岗位上来。在他的精心规划和切实关注下，《英华大辞典》出版了；我国较早的新式大型辞书《辞源》，经过八年的努力问世了；一大批有质量有影响的新式书刊，纷纷从商务印刷厂流向海内外……多少莘莘学子从启蒙到大学，无不受惠于商务的教科书；多少作家学者为自己的著译由商务印行而高兴。事实证明，张元济出版与教育结合的宗旨是正确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以前，张元济尤其注重初等教育。1910年他出国考察，就专门考察初等教育。在英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弊端，深感教育改革与“财政、警察、交通，无一事不相联者”。[16]途中他又亲睹千余同胞被当作“猪仔”贩卖到南洋去做苦工的悲惨情景，给他刺激极大。事实上，教育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清政府不推翻，旧制度不改造，教育改革决无出路。此时的张元济，当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已经依稀地有所认识了。第二年，他应邀至京出任教育会会长，并向庆亲王奕劻上了一道奏折。涉及教育之外，他阐述了一通“通俗教育足以开发愚民”的道理，要求清政府“移陆海军经费之一部分办理此事”。[17]而清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有谁来听从他的这一番宏论呢？至此，严酷的现实促使他开始懂得教育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道理，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腐朽的清政府，更加扎实地投身于他的出版事业。

《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在开办通艺学堂时，就注重“泰西实学”。他进商务以后，更致力于西方新学的介绍。从编印新式教科书，到出版众多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刊，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它起到了教育民众、提高社会文化水准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张元济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感到商务必须革新，公司应该起用新人。他支持《小说月报》的改组，就是一例。该刊由鸳鸯蝴蝶派的窠臼，一跃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块重要基地，张元济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撤换王西神，改聘沈雁冰担任主编，引起了商务内部保守派与革新派的一场风波。张元济始终站在革新派的一边，支持了这场改革。此外，他还支持丛书的出版。这些丛书是包涵着各种观点、各种主张的。有介绍相对论的科学著作，有宣扬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著译，也有马克思主义、俄罗斯文学名著的译介等。从著译者来看，既有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人物，也有王星拱、夏元瑮等科学家，以及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等进步的青年文学工作者。1920年，张元济还向当时的驻日使馆人员朱绍廉了解日本出版“俄国共产主义”书籍的情况，表示商务愿意编印这类译作。可见在张元济“喜新厌旧主义”的影响下，商务把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工作，推向新的高峰。向世界开放，向一切新思潮开放，成为商务这一时期出版物的重要特色。

提倡“西学”，并不排斥“中学”。张元济有感于清末以来中华典籍大量流失和毁于战火，决心要精校、影印一批有用的古籍，藉以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服务于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在他亲自擘划下，1916年商务出版了《涵芬楼秘笈》；1919年编印《四部丛刊》初编；1930年开始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1934年和1935年，《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又陆续印行。此外，《续古逸丛书》《正统道藏》等珍贵古籍，经过张元济多年的不懈努力先后影印出版。当时市上古书奇贵，学人止步。如一部有黄尧圃批跋的《蔡中郎集》，价达12000元。书贾漫天索价，奇货可居。商务影印书一出，嘉惠学林，人们无不称快。鲁迅就购买过三套《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用。鲁迅还称赞张元济精心校勘，恢复了古籍原来面貌的工作成就。

几十年来，商务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发展，与张元济中外古今兼容并蓄，以及“喜新厌旧”的进步主张是分不开的。他在商务出版方针的制订上，与蔡元培在北大治校的宗旨有着相似之处。由于出版与教育的互相配合，为学术界开了一代新风气。

1926年4月，张元济辞去监理之职，决定退休。胡适在报上见到启事后，便给张去信，希望他打消辞意：“商务此时尚未到你们几位元老可以息肩的时机，所以我极盼先生再支撑几年的辛苦，使这一个极重要的教育机关平稳地渡过这风浪的时期。”[18]几天后，张复信向胡解释辞职的缘由，肯定了商务“是重要的教育机关”的说法。事实确是如此。

张元济不仅在出版工作中贯彻普及教育的主张，还利用出版机构的有利条件，创办了各种形式的教育实体，因材施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1905年，科举初废，学堂刚兴，师资十分缺乏。在张元济的倡导下，商务出资办了两期师范讲习班。次年，商务又创办了供讲习班实习用的实验小学，后来改组为尚公小学。该校所用课本均系商务自编，实际上是一所试行教材的实验性学校。尚公成为当时上海教学质量第一流的小学，声誉颇高。1925年，尚公小学兼办养真幼稚园。自商务办了幼稚园后，随即编印了整套合于国情的教养员用书，支持了幼教工作，也填补了一项空白。

1910年，由张元济发起，邀请严复、伍光建等学界名人，办了两期师范讲习班。采用“通信试验”（即函授）的办法，并且自编讲义。一时入学“社员甚众”，几乎遍及全国。[19]1917年，张元济又请蔡元培共同发起，再度开办师范讲习班，并“遵照最近法命，采取适用教材，为第二次发行讲义之举，业请各省现任师范学校教员分科编辑，将次完成。”[20]据考，三期讲习班共有近9000人入学，经考试合格者也有1960人，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师资力量。

辛亥以来，随着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商务先后办有东文学社、国语讲习所师范班、勤志夜校、同人子弟学校和函授学社等辅助教育事业，其中数函授学社（后改称函授学校）规模最大，影响也广。

民国之初，民族资本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急切需要大量实用的人才。1917年5月，黄炎培等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张元济是发起人之一。商务印书馆不仅在《教育杂志》刊登了职教会成立宣言等文件，还出版了《职业教育丛书》。由此，职业教育的理论和“职教救国”的主张，传播海内外，促进了职教事业的飞速发展。

张元济参加和支持职教社，并非因为黄炎培是他的学生，而在于他一贯重视职业教育的缘故。商务印书馆很早办有商业补习学校和学徒学校，为公司培养各种人才。补习学校由张元济兼任校长，从1909年到1923年共办了七期，毕业学员300余人，被分派到各个部门工作，许多人后来成为公司的骨干和学有专长的人才。张元济和商务注重职业教育、培养在职人才的成功经验，至今值得教育家、企业家们学习和借鉴。

张元济为商务“扶助教育”任务所做出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创办图书馆事业。

早在通艺学堂时期，张元济就十分重视图书馆的作用。该学堂章程中订有图书馆和阅报处的规则。为了采办中西图书，他到处奔忙，不遗余力。1909年，商务的图书室正式取名“涵芬楼”。1924年，拨款十多万元，在闸北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对面建造了一幢五层大厦，将涵芬楼藏书移入，改名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32年初，该馆藏书达51万余册，其中善本书5万册。方志尤富，计2100余种，全国第一，学者无不称便。“一·二八”事变发生，东方图书馆与商务厂房、编译所一起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除少量珍本古籍因先前移出才幸免于难外，数十万册书刊，毁于一旦！张元济望着满天纸灰，呜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然而，侵略者的暴行没能使张元济和商务同人们屈服。一年后，他聘请社会名流，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自任主席，募集基金，并带头认捐一万元。只是处于战时状态，经济萧条，故收效不大，东方图书馆终于未能“复兴”，令人惋惜不已。

1939年，上海已经沦为“孤岛”，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藏家书也遭流散。为了抢救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他又与叶景葵、陈陶遗等创办合众图书馆。他自己捐助了大批书籍，地方文献尤多，弥足珍贵。“合众”的规模虽不及“东方”，但自创始到1953年捐献给国家的14年中，在社会上，尤其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学者和青年，在此得到收获，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众”恰是“东方”事业的继续和延伸。

商务曾设有一个“管理扶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为限于生计而不能受中等教育的职工子弟补助钱款。

张元济一生为实践他普及教育的理想，呕心沥血，哺沐躬亲。抗战中，他提出“贫民化”教育改革的设想，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激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内战中，他呼吁和平，抨击国民党当局迫害学生、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暴行；他关心家乡教育，捐献祖宅，兴建海盐县中……直到晚年，仍关注着祖国的教育事业。1951年，他为西藏和平解放而致函毛主席，就西藏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四条建议，并附《西藏解放歌》旧体诗一首。毛主席亲笔复信称：“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张元济这时已偏瘫卧床，当他反复展读毛主席的手书时，心情万分激动。他一生追求的救国理想，在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终于成为现实了！

张元济以出版家、校勘家和版本目录学的成就载入史册。但是，谁能否认他为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所作的努力呢？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也是位自觉地把出版工作与普及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的企业家。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有相通之处，然而又有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戊戌维新时期，他主张培植人才，并视作救亡图强的第一要旨。庚子以后，他又力主普及教育，“振新吾国民之精神”，在沉寂、黑暗的清末教育界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尽管这些喊声，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甚至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它鲜明的爱国主义倾向和顺应时代潮流的革新精神，当时为世人所瞩目，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制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他那“喜新厌旧主义”和“兼容并蓄”的方针，推动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他亲自创办的各种教育事业，为中华民族教育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还有着某些借鉴作用。他一生在教育上花费的心血和公而忘私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辈怀念和尊敬。

（本文与故友陈梦熊先生合撰，原载《上海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注释

[1] 张元济致蔡元培书札，手稿复印件。

[2] 指夏瑞芳，字粹芳，青浦人。

[3] 《张元济书札》。

[4] 《张元济诗文》。

[5] 同上。

[6] 同上。

[7] 《张元济书札》。

[8] 徐致靖《保荐人才折》，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二集，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9] 《张元济诗文》。

[10] 盛宣怀《南洋高等商务学堂移交商务部接管折》，转引自《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第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1] 《张元济书札》。

[12] 同上。

[13] 《张元济书札》。

[14] 此说不确，见《开辟草莱的出版家张元济》一文新注。——2016年6月

[15] 《张元济书札》。

[16] 《张元济书札》。

[17] 《张元济诗文》。

[18] 1926年5月27日胡适致张元济书札手迹复印件。

[19] 张元济致蔡元培书札手稿复印件。

[20] 张元济致商务印书馆管理辅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书札（1926年4月19日）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