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状元朋友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第一位状元朋友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嘉靖二十年（1541）春节刚过，不远处的沈家就忙碌起来，因为本年是会试年，沈坤照例要赴京赶考。

吴承恩专门登门送别。兄弟俩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道一声尊重，一切尽在不言中。

二月，有快马自京城来报，沈坤在殿试中被皇上钦点为状元。整个淮安瞬间因之轰动起来，因为本地虽然号称人杰地灵，也曾经有过一位探花，但出状元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一切仪式都无需再作描述。无论是绵延不断的鞭炮还是官府大轿的鸣锣，都只对沈家有意义，对那些需要参与应酬的人有意义，而相隔不远的吴家老宅一切依旧。晚上，人声不再鼎沸时，吴承恩去了沈家，当年请他喝酒声称儿子一定会成为卿相的卓亭公已经去世，但老夫人于氏还健在，所以他也要去道贺，只是他不能与别人一样把热闹写在脸上。他在卓亭公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叩首，然后陪于氏老太太坐了一会儿。老太太忙了一天，情绪亢奋之后有点倦意，但她还是让吴承恩坐在自己身边，拉住他的手拍了拍，说了一句话：“他父亲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

这实在是一句非常贴心的话，对于一个家族，这就是终极愿望，如果沈坤此时站在面前，老太太也会说这句话，只是称谓有所不同而已。但吴承恩心如刀绞——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事，与老太太无关。(www.guayunfan.com)在此之前，沈坤虽然中了举人，但仍在乡读书。兄弟俩的身份稍有不同，但面临的考试其实差不多，所以也还经常在一起切磋。都是成年人了，切磋未必会像小儿童一样聚在一起做功课，有时候就是一句点拨，捅破窗户纸的问题，但这其中往往就包含了许多盛情。眼下，身在京城的沈坤从此就是官身，立马就会去翰林院上任，何时回乡得另说，所以吴承恩还是挺想念的。次日，他还是走了一点场面上必须的形式，写了一首诗《赠沈十洲》，请府衙的师爷夹在公文里寄往北京。

又过三年，在翰林院供职的沈坤通过了第一轮三年一次的考查，然后按照朝廷规矩，为自己的父母申请了封赠。

封赠这个名词今人已经比较陌生，它是古人特别热衷的一种特殊荣誉。旧时官员走上仕途服务于朝廷，就得离开家乡，制度限制他必须异地为官，而且距离家乡至少得数百里以上，这样，因不能尽亲自赡养父母朝夕照顾的责任，在他身上便形成了一个与伦理相悖的道德情感的缺憾，即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汉代以后发展出一套封赠制度，即由皇上封赠官员的父母甚至若干代祖上，作为对官员服务于朝廷以致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的一点弥补。这一制度，到明代已经相当成熟完备，即皇上为照顾群臣的孝道，会将官员的官爵封赠给他的父母甚或祖父母，在世者为封，去世者为赠，官员有何爵号品级，父母等就会得到相应的封赠。朝廷又规定：文武官员一品封赠三代，二、三品封赠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其妻亦按不同品级封赠，称诰命夫人，因官员的品级不同而名号略有不同，一品、二品称夫人，三品、四品称恭人，五品是宜人，六品是安人，七品是孺人，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前面加太字，称太夫人等等。一位进士出身正式任命的官员如果服务三年以上，就可以向朝廷申请封赠，一般照章办事，没有不批的道理，差别只在于官员当时官位的高低会为父母争来不同的封号。

到这个时候，已经故去的卓亭公被尊称为“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当然得加一个“赠”。这位老先生经商出身，何曾读书应考，与翰林院何干？其实这就是当年沈坤的职务。沈坤的母亲于氏自此在正式场合也会被称为“太安人”，因为沈坤当时的翰林院修撰系六品职衔，所以她老人家可以称太安人——别小看这一称号，这是诰封，千金难求的。这种封赠是一种荣誉职衔，有一点象征性的俸禄，但没有实际权力。然而这对于原本或者只是一介平民，或者经商务农的老父老母已经足够了，从此可以荣耀乡里，可以与士绅们交往，还可以与县太爷之类的父母官叙叙品秩，充分满足一下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誉感。应该说，这种封赠对于官员的家人来说，才是兑现了的、实实在在的荣誉与利益。

为了这场盛典，沈坤特意告假回乡。面对昔日同窗，我们很难想象吴承恩是如何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已经长眠的卓亭公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了——由朝廷赠予的名号，而自己的父亲，同样也想要这么一个名号，却布衣至今，这是老人家的毕生之憾，更是自己的彻骨之痛；自己曾有过若干次的许诺，但为老父亲争得一份荣耀的可能好像越来越遥远了。他不是心胸狭窄的人，大局上当然会为好友的一个个衣锦离去而高兴，但回望自己形孤影单，内心的失落也是难免的。

客人散尽，沈坤将吴承恩让进了书房。家人端上茶来，两人各捧上一杯，但只是相对端详，竟是无话可说。这时候，语言确实显得多余。在沈坤，任何述及自己的话头都有炫耀之嫌，任何安慰的话又都可能被理解为矫情。在吴承恩，他不能恭维沈坤的得风得水，他有自尊；他又不能诉说自己的狼狈，他心有不甘。既然这样，倒不如沉默更好，心灵的交流未必都需要语言。

还是沈坤先开了口，问：“凤毛已经入学了吧？”

凤毛是吴承恩的儿子，由于吴家向来子嗣艰难，所以吴承恩也就这么一个儿子，今年已是十岁。“是的。你走的那年我就给他开蒙了，现在跟着街坊郭秀才读书，已经开讲《论语》了。”

沈坤微微一笑，道：“前天回来，就听内人夸奖凤毛聪明可爱，看来所言不虚。”

吴承恩脸色也略有了笑意：“聪明倒是有点，读书也算过目不忘了，但就怕像我一样，难成大用啊。”

“这话就不对了。你也就是时机未到，天意让你多历练几年。这样的话，还希望兄台今后不要再说。”沈坤略顿了一顿，接着说，“今天我与内人，倒是有件事要与兄台商量，还望不要驳我们的薄面。”

这倒让吴承恩奇怪起来，连忙说：“有事尽管吩咐，何用如此郑重？”

“郑重是必须的。”沈坤站起来，吩咐去请夫人。顷刻，夫人搀扶着太安人一起进了书房，待太安人坐定，沈坤才接下话题，“我们兄弟相称，转眼已经二十来年，如今小儿女也已经长大。太安人跟内人都挺喜欢凤毛这小子，如果你和嫂夫人不嫌弃，我们就高攀与你们做个姻亲吧。三女今年九岁，你也见过。”

吴承恩顿时蒙了。他看看沈坤夫人，又看看太安人，她们都带着淡淡的笑意。显然，他们商量好了，他们全家商量好了，要用这种方式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安慰。他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再也没有什么矜持和拘谨，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号啕大哭。

沈坤后来与吴承恩相交终身。不过这个终身，也就是十来年的时间。嘉靖三十九年（1560），五十四岁的沈坤被关进锦衣卫诏狱，不久死于狱中。

沈坤被捕的原因是“居乡横暴，擅用非刑”，这是一个很重的罪名，但却是冤案。沈坤实际上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抗倭英雄，只不过因为冤狱的原因他的事迹已经在官方的史册上被一笔勾销，所以现在已少有人知道。

说来也有趣，沈坤虽然是一科文魁，但相貌却比较英武，这也许曾经帮助他在春闱中登上状元的宝座。春闱其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会试，选拔出来的进士，只有第一名称会元，其余并不确定名次，大家还要参加一次由皇上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的主要作用就是将会试选拔出来的进士分出等级，其中代表皇上阅卷的考官要将最优秀的三名连同他们的考卷一起引荐给皇上，由皇上亲自确定他们的最终名次，因此状元会被称为“御笔钦点”。在这个过程中，相貌气质会起到一点小小的作用，考官会注意挑选一些比较顺眼的作为前三名的候选人，因为面试时，皇上会将状元视为朝廷的体面，注意力会向那些比较端庄大气的候选人倾斜。沈坤也许是受惠者。当然，这只是由沈坤相貌引出的一段猜测，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贬义，不必当真。

关于沈坤的性格，有关记载给他的评价是“尚气违俗”，“所为率性”，这是亦贬亦褒的一个用词。从他身为朝廷案犯这个角度看，贬是明意，是说他确有不妥之处；但这个贬又实在勉强，换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此人刚直倔强，敢作敢为，或者也可能有那么一点任性，不太随和。

大约就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沈坤任职之初被分派在必须工于心计才能生存的翰林院，就显得不那么游刃有余了。

嘉靖三十三年（1554），已经在北京翰林院坐了十余年冷板凳的沈坤出任南京翰林院副职，终于打破了沉寂；三十五年（1556）春，由翰林院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算是仕途上跟进了一步。这年秋八月，随其在任所生活的于老夫人病逝，沈坤按礼制扶柩回乡，要在淮安为母亲守制。这年年底，沈坤为父母举行了合葬仪式，吴承恩受邀写了墓志。

沈坤守制期间，恰逢淮安倭患蜂起。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开始，江南一带沿海地区就闹起了倭患，淮安也有点不太平。倭患是明代的一件大事，起于洪武，炽于嘉靖。元末明初，日本岛屿上的一些无业浪人和职业海盗，利用中国朝廷更替无暇顾及的机会，以中国沿海的一些岛屿为根据地，四出掳掠，被中国人称为倭寇。开始倭寇以日本浪人为主，流动掳掠的范围不算很大，但由于朝廷处理不力，遂从小股发展到了嘉靖间的大规模倭警；后来又有一部分中国海盗和地主以倭寇为名或者与倭寇混合，占领沿海岛屿甚至攻城略县。倭寇为祸最惨烈的地方，就是江、浙、闽一带沿海。到三十六年（1557），倭患愈演愈烈，目标也逐渐指向了富甲一方的淮安城。当时侵犯淮安的倭寇规模并不算很大，但为祸惨烈，原因则是官府兵丁毫无节制能力，对倭寇畏之如虎，一触即溃，有一股仅五十余人的倭寇在山东登岸，居然横行数百里，一路杀到淮安，造成很大的惊扰。

此时在乡守制的沈坤一怒冲冠，他拿出家里的积蓄，就在院子里竖起一面“抗倭”的大旗，招募起数千乡兵——人称状元兵，以兵法布置，严加训练，迅速形成了战斗力，在这几年间多次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一仗打得有声有色。

当时倭寇侵犯淮安，在东门外准备攻城，官兵站在城楼上，看着倭寇在城下磨刀擦枪却毫无办法，试着开城门冲了几次，结果很快就被砍了回来。正当危急之时，沈坤的乡兵赶到，从北门入城，亮出“状元兵”大旗。这股倭寇从上海金山上岸，一路杀来，还没碰上硬钉子，根本没把这些乡兵放在眼里。指挥的“倭酋”，头大如斗，满脸虬髯，挥舞双刀，凶悍异常，先前在城下的遭遇战中已经把官兵的一个千户斩落马下，此时气焰更盛，嗷嗷乱叫。沈坤在城楼上站定，搭箭，引弓，倭酋应声翻倒。状元兵趁势出击，与赶来增援的官兵形成合围，将倭寇一举歼灭。事后江苏巡抚李遂力荐沈坤之功，在奏折里用了“才兼经略，功收御侮”八个字，朝廷于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沈坤守制期满时升其为北京国子监祭酒。这算是实际的奖赏，南北国子监祭酒的级别虽然相当，但有轻重冷热的区别。

然而小人无处不在，嫉妒时时都有，沈坤尚未到任便被一纸捏造罪名的黑报告毁了。有人打黑报告的事不奇怪，有性格使然，有利益使然，有政治使然，问题是经手办理的御史林润，也算是位著名的铁面清官，后来扳倒严嵩，青史留名，其时刚刚出道，立功心切，收到黑报告后，即刻立案，于是沈坤被逮下狱。而沈坤的刚烈脾气，又使他不堪忍受如此冤屈，不久便死在狱中，这个案子竟然无处再审，就此沉寂。事后，舆论多为沈坤鸣不平，诬告者也受到了事实上的谴责，然而最关键的人物林润虽有悔意但终无勇气出面认错，因此朝廷始终也没有正式为沈坤平反。

民间有很多关于沈坤“状元兵”的传说。有些涉及吴承恩，说他担任了军师，出谋划策，至今遗迹尚存的一个瞭望台就是由吴承恩指导“状元兵”改建的。还有一个传说提到，当时倭寇的凶猛主要得力于手中的倭刀，倭刀不仅长而且锋利，乡兵的武器难以抵挡，而吴承恩月下散步，苦思破解办法时，忽然由堆在地上的毛竹得到启示，设计了一种专门对付倭寇长刀的战法：即由四个士兵为一组，两个居中持蓬头大毛竹刺向倭寇，两个操刀在两侧护卫。大毛竹虽然会被倭刀削断，但仍保持锋利，倭寇多被刺中，而一旦受伤或倒地，就会被跟进的乡兵消灭。这个战法实际就是后来戚继光“戚家军”专制倭寇的“狼筅”，但不知这个传说是不是后人从戚家军的故事中复制来的。如果民间关于吴承恩介入沈坤抗倭事件的传说能够得到证实，那么他的生平无疑会添上几分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