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经济思想管窥_顾准追思录

顾准的经济思想管窥_顾准追思录

顾准是新中国初期一代经济学人中的佼佼者，因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而著称，也因坚持独立探索的科学精神而在中国思想界享有盛名。

顾准于1915年出生于上海，1930年代即为会计学界的知名学者。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解放初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担任财政领导工作。1953年调建筑工程部，1955—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

党校学习期间是顾准转向理论研究的开始。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顾准开始对马克思理论的哲学渊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途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

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作用”的讨论热潮。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深受苏联影响，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和苏联科学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观点，成为不可质疑的信条。(www.guayunfan.com)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未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后，商品货币将被取消，个别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但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仍长期保留商品货币。苏联权威文献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商品货币的基本原因是两种公有制的并存，这是过渡时期的现象；社会主义中“基本经济规律”占有支配地位，价值规律的作用只限于个人消费品领域，计划管理的生产资料则仅具有“商品形式”。

顾准认为，这些道德规范式的“钦定”规律，是离开再生产理论与价值规律的空东西，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关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对待是最省事的办法，但这恰恰违反了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必须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依据本本。

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和反复修改，顾准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这是顾准生前公开发表的唯一的经济学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个别劳动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范畴是分配与核算的基础，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充分运用价值规律，直至通过价格波动调节生产分配。

该文对当时被奉为经典的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文章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尖锐的批评。但作者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经济与价值规律作用的深刻见解、对体制变革方向的准确预见，均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以致今日学界有人认为顾准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1] 。为坚持实事求是与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作者也付出了沉重人生代价。

1957年，顾准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同年夏任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组中方副组长期间，因维护中方权益，被划为“右派”（1958）。此后三年下放农村（农场）劳动，亲见因政策错误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坚定了独立研究批评的立场。

1962年，经孙冶方所长力争，顾准调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任研究员。其后两年，在完成所领导交办的“社会主义会计学”研究任务（写成《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问题》两稿，1980年代初出版）的同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价格、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等研究，同时独立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

1964年，学部搞“四清”，上级派驻经济所工作组，矛头直指孙冶方“价值规律论”为核心的“修正主义体系”。顾准也未能幸免，再次被划为“右派”（1965）。

在“文革”高潮中，顾准被作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监管和种种审查，与家人断绝音信。爱人汪璧时任财政部副司长，在“文革”中因顾准的牵连受冲击，1968年自杀身亡。尽管经历种种人生悲剧、面对极“左”意识形态的高压，但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在批斗与监督劳动之余，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进行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和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与卡片。

在一张读书卡片上，顾准用大字抄录了甘地的一句话：“尽管今天世界的眼睛都是血红的，我们却一定要用宁静而明澈的眼睛来正视这个世界（1942）。”

顾准毕生的研究与奋斗，为的是国家富强。在1967年的一张读书卡片中作者指出：“……中国革命直接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凡在这方面做不出什么来，或者做得不够快的，必定要换班子（读《导言》）。”他在笔记文稿中多处留下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他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经济必将雄飞世界”。

他为自己制定了宏大的研究计划：要从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比较中，研究中国的进步和现代化建设问题。他认为：任何人一生努力，终不可能穷尽天下事物，所以从有限对象考察所得的结论，要用对人类史的全面考察来补足并加以普遍化，这是个人做不到的。马克思考察的人类历史基本局限于西方史，作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东方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必须用自己的历史加以比较分析。

1972年从河南干校回京后，顾准利用一切时间勤奋读书，将自己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但由于积劳成疾，这一宏愿未能实现，所著《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尚未完稿，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1974）。

1979年后，顾准的部分遗稿由亲属整理，陆续发表出版，在刚刚脱离“左”教条束缚的思想界，顾准的文章引起极大反响。其学术建树达到国内同时代高峰，已为学界公认；在研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穷究根底、不迷信盲从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亦为广大学人所尊重。流传较广的著作有：

《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出版说明：“当你读完‘希腊城邦制度’以后，将会对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顾准同志虽非史学家，但在历史研究中却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他生前带病写作，以图书馆为家，探索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是1973—1974年中，作者和他的六弟陈敏之的通信集。亲人之间的讨论激发了作者，将多年的思考心得没有拘束地记录下来。内容涉及中西历史、哲学、文化、政治制度比较，对当时盛行的极“左”教条主义的批判等。王元化作序写道：

“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以上两文收入《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由于时代所限、经济理论素材与数据资料缺乏，顾准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成文的著作较少，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散见于笔记与日记中。在此将顾准主要的经济理论观点，初步整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