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顾准_顾准追思录

我与顾准_顾准追思录

每一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人的历史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常常是各种偶然因素和偶然事件凑合的结果，不由自主。

生长在同一时代的人们，他们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相同的历史投影；然而每个人的遭遇又不会相同，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状况、工作环境、亲友交往，以及这些对每一个人产生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否则，如果千人一面，这个世界会变得十分单调、枯燥，所有一切绚丽多彩的艺术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个性化的，没有个性，也就不会有什么艺术。

我也在写自己的历史。我的历史大概可以归入不幸的这一类，因为当我开始写第一章的时候，我便遇上了不可预料的不幸事件。1937年7月18日下午（这是一个星期日），我在上海北站铁路以北的虬江路上践约去看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可以肯定他的身份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时，被预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中统三个便衣特务绑架逮捕。这时，虽然“七·七”卢沟桥事变已有十一天，虽然离“八·一三”揭开全民抗战的序幕也不过二十多天。相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此时已进行多时，双方似乎也已达成了国民党不再逮捕共产党人，已捕和关押的共产党人也将被陆续释放的协议。

这对我当然是一件猝发的突然事件，事前不可能有任何预兆，事发当时也会一时觉得不知所措，只能听其自然。这年我才17岁，入党才不到一年。从审讯中我逐渐弄明白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追捕顾准。这个目的他们没有达到。但是我确实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于这个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辩解，更没有想过加以抹煞，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件，一旦已经成为历史，对于个人不论有什么利害关系，都是不容抹煞或改变的。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对历史应抱的态度，包括我自己在内。(www.guayunfan.com)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不犯错误大概是没有的，至少是很少见的。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不是根据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没有，错误的大小、性质和严重程度，而是根据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态度。有些人对自己犯的错误直认不讳，坦荡、诚恳；有些人则不然，不但文过饰非，诿过于人，而且继续制造一些荒诞的理由欺世惑众，两者迥然不同。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至今已活过了80岁，成了跨世纪的老人，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这十多年来，我明显地感觉得到我的健康状况是在走下坡路，70岁过后，更是加速地下滑。1994年，我以多发性脑梗阻（俗称小中风）住院近半年；1997年，因胃癌切除胃四分之三；2000年，因不慎摔跤，经检查为慢性脑血肿，又做了颅腔引流手术，头部打了两个洞，引流出血污140cc；2002年9月30日午夜，因心脏病急性发作，又住院至今。总之，这些都明白地在告示自己，我已经走进了自己的暮年。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自然过程，任何人概莫能外，上至盖世英雄、伟人，下至凡夫、俗子，有哪一个能逃脱这个轮回。死，并不可怕；所虑者，为病魔所缠，最后落得个既不能读、写，又不能思维、生活不能自理，完全失去自主能力，那才可怕。不过，在我没有完全丧失读、写、思维能力之前，也就是在我已经不多的余年，还会尽我力之所及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但愿不会成为奢望。

人到老年，常常会想起往事，我也不能免俗。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却找不到一丝峥嵘岁月，有的只是身上的创疤；当我抚摸这些疤痕时，除了苦涩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仔细想想，也许这不是坏事，原来在我身上的犟脾气和一股冲劲，磨掉了不少，这样，也就使我能安全地度过解放后历次运动的劫难。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浩劫，我仍然未能幸免。我被扣上了“大叛徒”的帽子，在机关大院的地上刷起一米见方的大标语，然后又把我送进了“少教所”（全称为少年儿童教养所。解放前原为漕河泾监狱，“文革”中改为一个特殊的拘留所，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干部几乎均集中关禁在此处，由解放军派驻部队警卫），从1967年11月至1969年9月，共关禁了将近两年。又过了十年，1979年才推翻了“文革”中间给我作的结论（“文革”中原来给我的结论是：“定为叛徒，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清除出党。”1983年6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沪委组〕83字第720号关于恢复陈敏之同志党龄的批复：“经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恢复陈敏之同志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并且由我自主选择了我感兴趣的工作。

反观自己的一生，整个的色调是灰暗的，找不到一个亮点，不过，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有违良心和良知的事，这也许是差可告慰自己的。

1965年，当我获悉我的五哥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时（当时我正患病住院治疗），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他，这件事经过“文革”浩劫，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完全消失。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又偶然发现了，他自己抄写了一遍，并冠以《赠诗》的标题，保存得很好，可见他对此诗是颇为看重的。关于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这首诗也许可以表达了，不过，我还想多说几句。

1927至1934年的这七年，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最艰辛的年月。1927年，原来有十个兄弟姊妹的大家庭终于分裂了。分裂以后，以我母亲、外祖母为核心的这个单元共七人，这时七弟刚一岁、三妹五岁、我七岁，五哥顾准十二岁，二姊十三岁。这样的年龄结构，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面，要能够生存下去，是何等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在《赠诗》中开头的几句：“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为觅衣和食，独力负重荷。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护。茹苦复含辛，二姊因殇殂。”说的完全是实情。为了求得最低限度的温饱，为了度过这艰难的岁月，二姊几乎日日夜夜伏在绷架上干刺绣活，藉以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为此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1934年，在她20岁时去世了。她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去了，她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姊姊。

父亲这时已年过半百，须发皆白，在一个由几个民族资本家举办的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中任管事，每月只有微薄的薪酬，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外，能够拿出来抚养我们这几个还是童稚的子女的十分有限，我的记忆中每月由我到父亲那里拿回的津贴只有五元钱。大哥比七弟大24岁，已结婚，也有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从伯父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伯父没有男孩，大哥是伯父的嗣子，伯父开了一家花行，仅有两个女儿，其次女至今还健在，年已95岁），这时大概也已挥霍殆尽了。二哥22岁，在中华职业学校，高中毕业后，似乎在黄炎培办的甲子社工作。大姊17岁，其时与二哥单独租屋居住。三哥15岁，开始在一个花行学徒，后来五哥将已经考取持志大学缮写员的职位让给了三哥，也算有了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三哥人极聪明，在做好缮写讲义的本职工作外，利用空余时间去旁听，以后争取到了正式旁听生的资格，最后似乎还得到了学位，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懂得几种外语，除英、日语外，还懂德语、法语，能自由阅读这几种外文的书籍。当时南市老西门一带有很多旧书店，星期六他从江湾持志大学回家来，经过老西门总要淘一两本廉价的书回来，他对哲学似乎特别有兴趣，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能记得起来康德、斯宾诺莎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名字，显然是幼年时残留下来的痕迹。1936年，他曾翻译过一本《从一个新世界看一个人》，公开出版，现在大的图书馆里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到（徐懋庸翻译的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书名叫《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三哥翻译的这本书，原著者是谁，已记不起来，但因为两书的书名正好颠倒，印象深刻，因此还能记得。四哥进了中医专科学校，父亲此时在联义善会似乎还行医，四哥随侍，帮父亲抄写药方。四哥写得一手好魏碑体，30年代中期，五哥从事地下活动，一度我们家成了武装自卫会宣传部的机关，所有印刷品都出自四哥之手，由他刻写的蜡纸印成的印刷品，都极清晰，字体也漂亮。他默默地工作，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1937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一个人不事声张地到了武汉，又转到了山西太原，在那里参加了由李公朴主持的民族革命大学，并且与三哥相遇。太原沦陷，转到临汾，三哥过黄河到了西安，四哥没有离开，据说在一次日军轰炸中牺牲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的烈士名单中，应当写上他的名字。

从1927年到30年代初的这几年，顾准从12岁的稚气未脱的少年，凭借他的才智和勤奋，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在这短短的三五年中，他提高了他的职业地位，从而使他的家庭得以逐渐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免遭冻馁之苦，他还十分关注当时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竭尽全力去探索和寻找从根本上救国救民之道。

1934年，顾准19岁。是年他写成《银行会计》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以《大学丛书》名义正式出版，一时上海几所大学如之江、沪江、上海商学院等纷纷向潘序伦要求介绍老师前去讲授银行会计，潘序伦介绍顾准前去，均以年资过小为辞不予接受，潘序伦答以目前国内只此一人能讲授、别无选择，最后只能接受下来。从此顾准又登上了大学讲坛。也是这一年，顾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上海青年会组织的读书会中找到了党，并于翌年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也在这一年，离开中学考进了上海生活书店当练习生，开始写我自己的历史。二姊和外祖母也在这一年先后去世，正好五哥这时有一笔数额不算小的稿费收入，这样才不至于穷困得连丧事都办不起。这一年冬，顾准与汪璧结婚，他们另外觅屋居住，从此离开了老窝。

人们常说：“性格就是命运。”此话不具有绝对性，但是仔细琢磨，也有一定道理。什么是命运？命运是人生过程中常常会遇见的偶然因素或偶然事件，对于这种偶然因素或偶然事件，对于一个性格比较圆通的人，常常因为应对得当，比较圆滑、得体，因此就会在好歹两种可能的变化中向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对于一个把是非看得很重、放在第一位，而性格又十分执着，不愿意也不善于圆通应对的人，常常明知其结果对自己不利，也宁愿面对不利走去。这样，在两种不同的可能面前，性格所起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

顾准出身卑微，以一个12岁的少年进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新式学徒），只有旧制初中二年的学历（旧制中学初中只二年），如果没有一点自信、执着的追求，能够靠自学成才，在只有短短七年的时间里写出当时在国内还是空白的《银行会计》么？在寻找救国救民根本道路的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远比抗日救国更为远大得多的人类的理想。在往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多次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其中不少明显地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精神相悖或相抵牾，但他没有怨忍，而是促使他更加认真地去研读马克思的原著；“文革”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了这场狂风暴雨，只有他写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大字“读史”，这是一个真正的对现实、历史进行认真严肃思考的人才能持有的冷峻态度。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这离不开西方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在他晚年，决心花费十年时间上下求索，追本溯源，去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以至西方社会历史的演变，终于弄清楚了至今影响着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源流及其演变的脉络。对于这样一个把生命也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我们还能忍心对他说半句责备之词么。

2003年2月4日于华东医院

（原载作者所著《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版）

王元化（1920—2008），著名文艺理论家、杰出的思想家。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3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1996年王元化与巴金老人一起被评为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8年他的论文学《思辨随笔》被评为国家图书奖，2006年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

王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