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顾准身后事_顾准追思录

我所知道的顾准身后事_顾准追思录

1974年11月，顾准因肺癌晚期住院。他患的是中心型肺癌，有鸡蛋大小的一个肿瘤生长在靠近心脏旁边、主气管分叉的左侧，因此，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既不能动手术切除（在手术台上就有危险），又不能照光（即深部X光照射或用同位素），唯一可选择的是化疗（即注射化学药剂）。以后经医院同意，同时又结合中医治疗，服用中药。开始化疗的头几天，反应似乎还好。咯血也略见减少，看到似有转机的希望，很高兴。

但到11月下旬以后，顾准的病情显著恶化，脉搏增快，自原来的40—50次/分，增至100次／分左右，到最后病危时增加至140—150次/分。呼吸困难，竟日竟夜不能离开输氧。

顾准的病情，牵动了他的许多朋友、同志的关注，他们表现的人间友爱，给顾准最后的日子带来了些许慰藉。

为了及早让顾准住进医院的病房，骆耕漠和陈易去找新四军时的战友、当时反帝医院（原协和医院）的党委书记杨纯。特别是骆耕漠听到消息十分着急，不顾自己双目失明，拄着拐杖来回奔波。于是，杨纯派了一位秘书去打招呼，才把顾准收下住院。(www.guayunfan.com)与顾准同病房里还住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焦菊隐患的也是晚期肺癌，经过一个疗程的化疗，癌肿由原来拳头那么大，缩小到核桃那么小，他和家人都非常高兴。焦先生是个乐观的人，时不时以自己的治疗效果为例，给顾准打气。

张纯音也从旁安慰：“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办法治你的病。”

可顾准却摇摇头说：“我心里很明白，这次得前门进，后门（指太平间）出了。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圣经》里面描述，耶稣摸了麻风病人，那人就好了。这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多么渴望有办法治愈麻风病。可两千年过去了，这种病还在危害人类健康。至于癌症……”

张纯音事后哀叹：“顾准这个人头脑太清楚了，连安慰他都很难。”

据张纯音回忆，顾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心情非常不好，伤心之极，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他后半生虽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却依旧热爱生命，留恋这个世界。希望籍自己的不懈研究，为国家、为人类作出贡献。顾准对她说：“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我才59岁，真不愿意死啊，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他为没来得及把已经日臻成熟的许多思想写出来而痛心疾首！

然而，顾准将殷切的希望寄托于后辈，为他们展示“神武景气”的愿景。

住院期间，顾准仍然苦苦期盼着孩子们来看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他们出现。他对前来探视的七弟声音哽咽地反复说：“我想他们（指他的孩子们）想得好苦啊！”他的六弟陈敏之为了让他在临终前能跟孩子们见上一面，不断地做几个孩子的工作。

11月27日，当顾准最后知道自己的小儿子重之终于不会来，其他几个孩子也始终未去见他，他情绪激动，竟有四个小时不能平静下来。后虽经过大夫和陈敏之对他不断做工作，情绪稍稍安定下来，但从此以后，顾准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11月28日，老中医第二次来复诊时，一搭脉，就说是着了重急，生了大气，表示已无可挽救，勉强开了处方。从这天起，到他去世，为时还不到五整天。

尽管孩子们多年来对他是这样的态度，可顾准却始终原谅他们，认为这一家庭悲剧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不应该责怪他们。他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我的孩子们。”唉，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可真是父爱如海，深沉而宽厚。也正如他的老友陈易所说，他是“英雄肝胆，儿女情长”。

这一人间悲剧，对顾准抑或子女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后人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其中的某一个人！

顾准先生是当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会计专家，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理论研究、会计审计研究、政治哲学研究、中外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著述颇丰，富有创见。他积极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顾准在世时历尽坎坷，临终时身边只有弟弟陈敏之和经济所的同事陪伴。顾准先生一生充满了悲壮的色彩，落笔至此，令人扼腕叹息，潸然泪下！

出于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顾准的儿女们最终没有出现在顾准的病榻前。对此，社会上许多人一直耿耿于怀，有的不理解，有的指责甚至谩骂顾准的儿女们，污言秽语，难以入耳。这样就使顾准的儿女们陷入百口难辩的境地，他们不仅痛悔史无前例的“文革”使他们家庭遭受灭顶之灾，痛失父母双亲；更是无时不刻想念自己的敬爱的父亲顾准和母亲汪璧，他们甚至愿意背负“不孝逆子”的骂名而去换来世人的同情与理解。

其实顾准父子不能团圆见面，这不能责怪其中的任何一方。这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受当时的社会政治之累，被迫隔离，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深不可测，难以逾越。

今年是顾准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这里就顾准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与叔叔陈敏之先生的关系，谈谈个人的所闻所见。

陈敏之先生是顾准老师的胞弟。他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建国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建委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80年他与潘序伦先生、顾树桢先生等11位知名人士，登高一呼，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出倡议，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的复校，为财经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在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院长办公室工作，与学校的校务委员和咨询委员多有联系。所以经常到陈敏之先生府上走动，汇报工作，讨教学问。同时，由于写作《顾准传》，我与陈敏之先生以及顾准的儿女们，有了近30年的交往。我觉得，倒是他们的叔叔陈敏之先生，在晚辈面前体现了长者风范，不但对并不如烟的往事表达了“同情的理解”，还时常严于律己，原谅包容顾准的儿女们。而顾准的儿女们也表达了对叔叔的尊重和感激之情，深深地愧疚不堪的过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代人之间从隔阂、相互埋怨到相互理解、包容，直至冰释前嫌。作为陈敏之先生等顾准家属的多年好友，我看到情况的好转，真的感到由衷地高兴。

陈敏之先生曾经说过：“回忆往事，对我来说是凄恻和痛苦的。1974年12月，当我捧着五哥的骨灰走上老山骨灰堂的陡坡时，我的心比我的脚步更沉重；五哥的孩子就在近旁，为什么他们视若不见，是什么东西横亘在他们中间，这些本来应该是他的子女做的事，为什么要我来做？我向五哥作了承诺，然而我仍然无法沟通他们之间的理解。在五哥生前，一直到死也未能让他和他的孩子见一面，在那迷信盛行，把教条奉为圭臬的时代，要改变他们那时已经相当凝固的观念，又岂是我给他们写封信能够改变的。而我为了说动他们去见见他们已经垂死、苦苦思念着孩子的他们的父亲时，我的情绪又是那么激动，言词激烈，缺少理性的思考，缺少一个长者对孩子应有的通达的理解、抚慰。我为我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对他们的苛责、伤害了他们而感到疚愧。”言语之中，充满了理智、通达乃至反思。

顾准与汪璧1934年结婚。汪璧，本名方采秀，进入解放区后改从母姓，改名汪璧。汪璧是立信会计夜校读书时和顾准相识的，他们原本是师生关系。1934年结婚时，顾准19岁，汪璧20岁。1937年前后的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过两个男孩子，都在不满两周岁时夭折了，患的是同样的脑膜炎症。

顾准的妻子和幼妹陈枫，于1941年冬来到解放区，一起进入华中局党校学习。顾准到淮海区不久，汪璧即离开华中局党校到淮海区工作。1942年11月扫荡前夕，她在淮海银行当会计，扫荡突围和转移过程中，由行署财经处张以鉴照料她。扫荡开始不久，汪璧在战乱中生下了长女顾淑林，此时她们母女俩都已集合在行署机关中。

由于长期从事的地下工作的不稳定，直到1942年，顾准夫妇才有了第一个孩子顾淑林，小名稖头（苏北方言玉米的土名）。顾淑林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60年代开始从事基础科学研究。1982年由于工作需要转向科学技术政策和创新研究。1992年至2000年任联合国大学新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1946年，汪璧生下长子顾逸东（小名小米），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中科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空间技术协调中心主任。他的六叔陈敏之称他“在痛悔之余，以赎罪的心理，努力工作达到了忘命的程度，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顾准次子高梁（学名顾南九）1948年出生，“文革”时到内蒙古插队，“文革”结束后，成为吴敬琏的硕士研究生，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现任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总编辑。

1949年上海一解放，顾准就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顾准进入上海，添了一个女孩顾秀林(1950年生，小名五五）、一个男孩顾重之(1952年生，小名小弟）。

顾秀林像她的二哥一样，“文革”后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后又远渡重洋，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博士学位，现为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也是一位名声在外的反转基因斗士。

顾准最小的儿子顾重之素为顾准喜欢，顾准病重住院时，希望他能回来照顾，并且沟通感情和思想。当时顾重之在长春某林业部门工作，他在回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而且是坚定的。这着实给顾准打击不小，他的本来已经垂危的病情从此急转直下。1979年陈敏之的母亲顾庆莲在沪病逝，顾重之在得知祖母去世后写信给他的叔叔：“随着奶奶的去世，有关这个家的许多往事都在脑子里翻腾，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再也不可挽回了。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切所留下的痛楚，将永远刻在心上，今生今世也永不能平复了。为了这一切，为父母，为兄妹，为自己，为亲友，为死去的，也为活着的，我应当奋斗，永远也不满足，永远怀着负疚和苛责自己的心情向上。逝去的已不能复生，然而我们奋斗之成果，或许能在他们灵前献上一小朵白花？”这可以看作顾重之忏悔和誓言，而他确实也是这样做了。1979年高考，仅仅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他，依靠自学获得了北京这一届高考的文科状元。后来，他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现定居美国。

梦魇般的“文革”结束后，从炼狱走出的陈敏之和顾准的儿女们，获得了新生。这时，陈敏之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这就是把顾准的真实思想尽快地让他的孩子们了解，同时也向社会公开，借此把被历史严重扭曲了的顾准的形象恢复过来还其原来的面貌。

好在顾准的儿女们在大劫之后，有了“迟到的理解”。五六十年代，他们一直受到传统的正统教育，不仅要与沦为“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自身也背负黑锅，遭到社会的冷眼和歧视。

1984年2月，顾淑林在读了父亲的遗稿后，满怀深情地写道：“1983年初到1984年初，我仔细阅读了这本通信录(系后来公开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抄本)。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1965年底，父亲第二次‘戴帽’，我被告知父母亲决定暂时‘分手’。‘这样可能对他(指父亲)的改造有好处。我们说好十年以后再见。’母亲这样对我说。那一年我23岁。从这以后，我们和父亲没有再见过面，在这以前，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十分有限。对我来说，从1961年底到1964年这一阶段算是接触最多了，——每月一次的回家(我在念大学)，其他的时间里，父亲要么在前方，要么在异地工作，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劳改。我们这些‘右派’子女，从少年时代起就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怀疑、冷眼和挫折，但忘我的学习工作劳动中，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谅解和友谊。我们的信仰可谓真诚，这里面原因很多，有学校社会的，有家庭亲友的，有个人的。我无法在这里展开来一一回顾。”不愧为顾准的儿女，此番话声情并茂，又不失理性。

噩梦终将过去，阴霾必将驱走！

在这场噩梦中，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相互不理解，缺少沟通而受到一些误解、委屈。陈敏之从不讳言自己与顾准孩子之间存在某种隔阂，对此他感到心中不安，以致许多个夜晚午夜醒来以后不能成寐，他陷入深深的痛苦的沉思之中……他经常设法打破这一僵局，多次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与顾准的孩子恳谈沟通，促膝交流。而顾准的孩子则常常表达了对老人最大的尊重，也不时流露深深的悔意与愧疚……

顾准的女儿顾秀林公开承认：我们确实是做错了事，悔恨不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不原谅我们，他是孙冶方，不是某某某。1978年12月的一天，孙冶方问我和我姐姐：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你爸爸？姐姐只回答了一句话。孙冶方听完，低着头思考了整整5分钟。他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我看不出他在想什么。然后，他抬起头直面对着我们说：“我原谅你们。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你们爸爸是先知先觉。’”

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顾准诞辰80周年和《顾准文集》的出版召开了纪念座谈会，对顾准和他的学术思想作出了应有的评价。顾准生前对自己的荣辱毁誉，都已经完全置之度外，更不必说在他死后了。他只认定一条，为了追求真理，锲而不舍。

顾准生前素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去世后，遗留下的日记有三本，一本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写于河南商城；一本于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写于河南息县东岳和明港；一本于1972年10月13日至1974 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从此他一病不起，直到1974年12月3日与世长辞。这大部分日记保存在陈敏之手里，小部分则在顾准的儿子高梁（顾南九）那里。

在陈敏之的倡议下，《顾准日记》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李慎之先生中风住院，仍然抱病作序，忙了十几天。王元化先生欣然命笔，题写了书名，他还建议，要把前引顾准女儿顾淑林的文章收入书中。陈敏之年事已高，他捧着清样，连着校了四天。书刚出来，他却检查出胃癌，经施行手术，安然无恙。

《顾准日记》出版后，虽然反响很好，但仍不是完璧。留存在高梁那里的是顾准写于1956年的中央党校日记。承蒙高梁的美意，他把这本饱经沧桑的日记簿交给我，让我写作《顾准传》时参考。后来我复制了一套，编辑《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时，选编了其中几篇，也算是首度问世。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一书，是我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选编的一本顾准文选，它简明扼要，基本上把顾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都囊括进来。当时我的复旦同学、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听说我正在创作《顾准传》，对顾准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而他正在策划《野百合花丛书》，于是他就约请我选编一本顾准文选，在陈敏之、高梁叔侄俩的支持帮助下，我选十几篇顾准的文章，并撰写了约5万多字的《顾准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作为导读，书名定为《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于1999年1月出版。

后来又过了数年，陈敏之与侄子顾南九（即高梁）联袂合作，编选了《顾准文存》，该书一套四卷，包括《顾准文稿》、《顾准自述》、《顾准日记》、《顾准笔记》等，交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2年1月编辑出版。这是目前最为完整的顾准著作集。对于陈敏之、高梁叔侄俩的精诚合作，我想广大读者都心存感念的。

同样也是在2002年，陈敏之趁自己身体状况尚可，决定将哥哥顾准的遗稿转交给他的孩子。陈敏之先生认为：“顾准临终前把他的遗稿托付给我，这是那个年代不得已采取的权宜措施。现在他的孩子们都已成长起来并且都已成熟，因此他的遗稿理应交给他的孩子。顾准去世以前和去世以后，由于我和他的孩子们分处京沪两地，彼此缺乏理解和沟通，难免滋生一些完全不必要的误解，这也是那个被完全扭曲的时代所造成的。可以说，所有一切误解都已消除、泯灭，还可以相信顾准的孩子不但能继承顾准的遗愿，而且可以比他们的前辈做得更好！”

2005年7月1日，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在河南息县东岳举行。这一活动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东岳镇人民政府专门举办的。陈敏之先生和顾准子女代表高梁先生都出席并致辞，作为顾准母校立信校友的我，也躬逢其盛，有幸参加。他们的讲话在怀念顾准的同时，特别强调顾准对身后的评价并不在乎。我们主要学习他的探索精神。他的思想并不代表真理，如果有不足，希望能得到不断的纠正与批判。

在高梁先生的支持下，我参与的《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5月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一再加印。

回顾顾准的家庭悲剧，作为叔叔的陈敏之坦诚地说过：“当顾准的家庭悲剧已经成为历史，成为共和国历史中的惨痛的一页时，我想说，我必须说：一、顾准的家庭悲剧和类似顾准那样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剧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错误，是历史性的悲剧，因而必须记住；二、在这个悲剧中受害的不仅是顾准一个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也都是受害者，对他们同样应给予理解、谅解和同情；三、我应当坦率地承认，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思想奴隶。我相信，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没有成为思想奴隶的人是不多的。四、我同样也要坦率地承认，在顾准的家庭悲剧中，我的全部信息，都来自顾准，因此我的感觉、感情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局限。如果我因此而在无意中伤害了顾准的亲属，我真诚地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谅解。”

2009年5月4日，陈敏之因病溘然长逝。高梁先生代表顾准家属，专程来到上海参加了追悼会。此后不久，陈敏之夫人林樱初提出，将留存在家的顾准生前藏书，全部送还给顾准的孩子。高梁先生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我特意准备了打包的工具和材料，帮他一起将他父亲的图书整理装箱，这样顾准藏书等资料完整地托运回京。陈敏之先生与顾准的儿女们终于有了完满的和解，顾准先生当含笑于九泉。

俱往矣！但愿顾准的家庭悲剧在共和国的土地再也不要重演！

2015年4月2日

罗银胜（1962—　），资深传记作家、著名学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曾任职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在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从事顾准研究逾30年，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评传》，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珍藏增订本］和《顾准再思录》。同时，涉足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创作，著有《杨绛传》、《乔冠华全传》、《潘序伦传》、《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和《贾樟柯传》等。

罗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