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顾准_顾准追思录

追思顾准_顾准追思录

1995年，我国出现“顾准热”的时候，我正身处异国他乡。回国以后，陆续收到三本有关顾准的著作：《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我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如饮甘露，似嚼橄榄，受启发良多，余味无穷。对顾准的认识比过去全面、系统、准确、深化多了。当此纪念顾准九十诞辰之际，作为顾准多年的同事兼学生的我，也来步学术界的后尘，对他作些追思，以期集思广益，交流切磋。

不具慧眼，难识真佛。要说跟顾准的接触与交往，笔者比一般局外人士要多得多。我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息县干校与他共处多年，而且还于1966年将近一年的期间里，在房山县大韩继村建筑工地上与他一道被监督劳动过。其实我们经常交流思想、谈古论今。偶尔也开开玩笑，苦中作乐一番。是年，他51岁，我30岁，可称得上“忘年交”。他是性情中人，口无遮拦、爱发议论、锋芒毕露、喜怒常形于色，生气时也会骂娘。与这样的人相处，不累，还挺有意思。说实在的，当年虽说我很佩服他：会计专家、英语精通、学贯中西、敢讲真话等等，但没有达到眼下学术界对他评价的高度；卓越的思想家、预言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与理论先驱等等。综观顾准的方方面面，以上评价恰如其分，绝无溢美之谦。大凡要较全面准确地认清与评价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往往需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或甚至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兴许是一条客观规律吧。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

当年，他是“极右分子”，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怎么就摊上了这么可怕的罪名？说起来是“水土不服”，时机不巧所至。

我在1960年秋，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分配在经济所工作。1961年夏，被下放到河北省昌黎县人委财委从事协助管理集市贸易的工作。农村集市自1961年初开放以后，对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好的作用。到了1962年4、5月份，传来关于集市要重新关闭的小道消息。我写了一篇《昌黎农村集市贸易调查报告》，寄回所里。里头讲了一些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是修正主义，至少是“右倾”的观点，诸如：农村自由市场利多弊少，不可时开、时关；对集市应“统其大纲、无为而治”；长途贩运不应算违法，只要对生产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农业生产应以经济杠杆为主，思想教育为辅；农村一次次整风不能解决干部民主作风问题，关键是规章制度，不可一个人说了算，应搞包产到户作权宜之计等等。9月份，所长孙冶方给我回了封亲笔信，说《调查报告》很好，已在中央内部刊物《财经通讯》发表，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请继续调研，及时上报，供中央决策参考云云。我有些小虚荣心，将此信给不少人看过。到了1964年10月，康生派了一个庞大工作组到经济所校“四请”。当工作组向我要孙冶方的这封信时，我把它烧掉了。我刚回国不久，实在不知道政治运动中“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新道德标准，还自认为这是古之“君子”、国际上之“汉子”的行为。这是“水土不服”所至。为什么说“时机不巧”呢？后来得知，1961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些检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把陈云请出来主持恢复经济的工作，推行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经济很快有所好转。这期间，彭德怀提出“本反”的申诉，又出了小说“刘志丹事件”。毛泽东开始反击，在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以及9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在这节骨眼上，孙冶方说我的调查《调查报告》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要我继续上报。这不是蓄意地组织人马与毛泽东唱对台戏吗？我将这么重要的“罪证”付之一炬，很可能惹怒了“四清”工作组、上面的牵线人康生之流。于是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运动中烧毁重要罪证”。这样，我日后就经常需要与顾准这类“分子”为伍了。(www.guayunfan.com)回想起来，大韩继的被监督劳动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顾准有相当多的时间在自己单独居住的小窝棚里看书、写东西。有一次，我踱进了他的蜗居，问道：“在搞会计呢吧？这活对右派合适。他从小板凳上站了起来，收拾好钢笔，说：“嗨，会计，那只是我安身立命、混口饭吃的工具。我的真正兴趣在于博览群书，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去想。”“都想些什么了？”，“那就一言难尽了。就这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跟阁下说吧，年轻时我是坚定的一元论者，为它不怕杀头。这些年我却转到多元主义上去了。”在1966年“一元论”、“多元论”这类词是十分新奇的、超前的，在经济学界发表的文章里从未出现过。那时谈“利润”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哩。连经济杠杆为主都是不能提的。我在大学里学习过“西欧哲学史”等课程，大概其能领会顾准意何所指（但对它的全部内涵深度和广度实非其时我的知识水平所能猜度），于是也就自以为是地与他议论起来了。我说：“其实，‘一元’‘多元’各有利弊。像苏联，中国这类民主传统极少的国家，太‘多元’了可能不行吧。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毛主席推翻国民党，不都是靠‘一元主义’才成功的吗？”他说：“的确，打仗，推翻旧政权，集中统一的‘一元主义’具有优势。但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的任务不同了，是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文化水平，不走多元化的道路就走不远了。如果再搞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搞斯大林主义，到头来要干不过资本主义。这样吧，我正在拼命地写到时候，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把东西留给你保存。眼下，它暂为‘异端邪说’，也许几十年以后，人们会发现我的‘一家之言’有些道理。”我连忙说：“谢了，谢了。我余生只想拜骆耕漠为师，做一部《资本论》的活字典，吃口安稳饭。稿子你自己留着吧。”

顾准的这些文稿极有可能在1966年底大韩继村红卫兵揪斗他的前后给毁掉了。但他的那些“玄想”肯定还留在脑子里。

上述史实，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印证了陈敏之的这段推论：“显然，这些看似随手写来的笔记、传记（指1973—1974顾给他的信件），决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作者多少年来的积累，凝结着作者多年来的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有谁能随手写出这样的笔记？”

2．一些同志根据顾准1971年7月的一则日记，说会计一道不想再操了，从而断言顾准从此告别了会计。可能不太确切。至少，在1966 年4月份他已对我说，对会计不感兴趣。诚然1963—1964年顾准是研究过会计，那是应孙冶方的要求而作的“仗义”之举。

3．著名学者王元化认为，仅就最早自觉而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和冲破教条主义这一点来说，顾准就比他以及他一样的学者整整超前十年。王元化先生这段话写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序言中，指的是顾准在1973—1974年给陈敏之信件中的那些学术观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他的这些学术观点萌发于1957年，而基本成型于1965—1966年，（“一元”、“多元”之论颇具概括性）那么可能就是不止超前十年的问题了。

在《顾准寻思录》里，登载了七、八篇文章，对顾准的《息县日记》展开了争鸣，试图解读《息县日记》留下的“历史之谜”。一种观点认为，有两个顾准，一个是《顾准文集》中独立思考的思想者顾准；另一个是《息县日记》中的“退化了”的、奴隶主义的顾准。这后一个顾准把《息县日记》定名为《新生日记》，决心“继续革命”、“夹着尾巴做人”、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斗、批、改”。反映出此时的顾准失却了免疫力，染上了“猩红热”，足见“文革”在“改造人”方面的威力之大。另一种意见完全不赞同上述说法，认为只有一个顾准，那就是特立独行的思想家顾准。至于《息县日记》则是一本“伪日记”，只是为了应付查抄编了一些假话而已。第三种说法是不敢肯定，认为可能是一本“伪日记”，也可能顾准在这一时期真的是“退化了”，被扭曲了。还有一种提法较为折中缓和，认为在那样一种具体环境中要他彻底否定“文革”是不合情理的，不排除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了某些当时的主调。但这并不等于顾准染上了“猩红热”。热烈的争论激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心。禁不住再一次去认真研读《息县日记》。经过一番求索，发觉上述种种观点都不怎么贴近《息县日记》的原貌，颇有望文生义、夸大其词、罗织编串、想当然等等的弊端。何以见得？听在下慢慢道来：为什么顾准要在1969年11月12日的《息县日记》上特地标上“《新生日记》开始记”这样几个黑体字呢？这要探究其前因后果。11月7日，他记道：“去三里河整理东西，闻噩耗”。他得知自己朝思暮想的爱妻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自杀身亡了，无异于巨雷轰顶；11 月10日，又是雪上加霜，他在是日的日记里写道：“赵钟声同志对我‘说清楚’，下午稖头，小米（顾的女儿、儿子）不会来了。”于是顾准在11月12日的《日记》里愤然写上：“《新生日记》开始记”几个黑体字。顾准的“新生”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他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为改善妻小的处境，为争取“摘帽”而背上精神枷锁了，去努力“表现”了。他彻底解脱了，获得“新生”了。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继续革命”了。什么是他的“继续革命”呢？还是由顾准自己来说吧。请翻开《顾准日记》第173页：“要继续革命，就是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噢，原来顾准的“继续革命”，是继续坚持、发扬自己在《商城日记》中的决心：“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留着一条老命回去”、“做一个历史观察家……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为后世所知。”顾准的“继续革命”岂不是在与康生、姚文元之流“逗闷”吗？革命辞藻是可以这么样地来予以歪曲的吗？这是哪跟哪呀。有人对这样的“继续革命”斥之为“退化”、“奴隶主义”，岂非有“望文生义”之嫌吗？岂不是怨假错案吗？那么顾准的“夹着尾巴做人”、“认罪服罪”的表态是否因“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之故呢？还是由《日记》本身来表白为宜。《息县日记》1971年2月5日写道：“‘批判会’……最大收获是从此要‘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而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既然衷心认识到这一点，此后自当切实做到也。”为什么说“继续革命”与“夹着尾巴做人”这两点不是“相反”而是“相成”的呢？道理十分简单，一旦“翘尾巴”、一旦“不老实”，就没有条件与可能再“继续革命”了，也就是说，就不能安安静静地躲在一旁“记录时代、研究历史、为后世留下反思的素材和镜子了”。显然，他决心为祖国、人民的未来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他更成熟了，更坚毅了，何“退化”之有？当他在“思想汇报栏”里贴出“读史”二字时，我曾在一起扫厕所时问他：“你知道杨修是怎么死的吗？”他也曾说：“对对，我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切记切记！”

有的同志说，顾准在《息县日记》中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充分肯定“斗、批、改”。这显然是太夸张了。翻阅全部日记，不仅未见“热烈”与“充分”的痕迹，而且提到“文革”与“斗、批、改”的地方甚少。更耐人寻味的是，凡出现“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整党建党、理论学习、清查“五·一六”等字样之处，皆有深意藏焉：或玩世不恭、或窥探时局、或剖析政治权谋、或揣度“战略部署”，不一而足，就是体会不出顾准对“文革”心悦诚服地予以“热烈讴歌”、“坚决支持”的丝毫气味。请翻开《顾准日记》第236页，标题是“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日期为1971年1月26日。顾准写道：“这样，文化大革命就具备了完整的形态了。想一想从‘五·一六’通知，经过十六条，到1968年军、工宣传进入清华……到了九届二中全会提出学哲学，元旦社论提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个历程，和遵义会议至七大的晋绥讲话虽然不能做冒然的类比，但在基本方面是有某种共同性的。差别似乎在遵义——七大是十分慎重地步步前进，这一次则更加曲折复杂。”顾准为什么说从遵义会议至七大的历程与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在基本方面是有某种共同性的呢？那是因为前者是毛泽东粉碎“教条宗派”与“经济宗派”的“较劲”而逐步确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历程；而后者则是粉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潜在身后否定威胁”，安排好“接班人”的历程。细心人可以看出，顾准只是对这两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的手法、步骤、特点进行客观对比，丝毫没有“讴歌”、“支持”之意。

《日记》中凡谈及“文革”与“斗、批、改”的地方，只是对清查“五·一六”是衷心热烈欢呼的。那是因为当时他从经济所的群众口中得知“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他还得知“五·一六”的后台是戚本禹，总后台是陈伯达。1969年12月20日的《日记》写道：“‘五·一六’问题，赵钟声副指导员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个组织的发展，是戚本禹通过多条线索搞的，这一点似乎还引起了一些震动。”1971年6月3日的《日记》又写道：“……其实是明确对‘五·一六’的认识，其间最大的一件事是不指名地公布了陈伯达是总后台。”虽说顾准清楚地知道，那些清查别人以及被清查的群众都是些懵懵懂懂的“棋子”，但作为随时密切关注中央上层政治斗争动向的顾准，不会看不到随着清查“五·一六”斗争的展开与深入，周总理的地位日趋主动与稳定。这是他内心里企盼的民族前途有望的一线曙光，怎能不由衷地喜悦呢？他在《日记》中大量记述周总理的报告、祖国建设动态、国际形势的分析。其中说了不少赞颂的话，颇多地方是以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心情来写的。因为大庆、大寨式的建设模式与热情总比祸国殃民的武斗、瞎折腾强。所以，我认为，这些“婆婆妈妈”内容的《日记》既不是“伪日记”，更不是失去免疫力、染上“猩红热”的结果。而是活脱脱地映照出顾准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爱国者。他没有因自己多次戴帽，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而迁怒于祖国，而灰心丧气、怨天尤人。

有人说：“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现在已经从整体上否定。但作为顾准，要求他当时就全面彻底地否定文革，是不合情理的。”

曾彦修不同意上述意见，写道：“顾准要不是从一开始就全面反对‘文革’，那才是不合情理的”，“以顾准的思想认识水平、政治经验、党史知识和本身异乎寻常的长期受残酷打击的经验，他会看不清这些形势与意图，会忽而产生任何一点拥护或多少‘认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吗？我认为绝无此种才能！”曾彦修在这里虽然只是根据一般常理来作推论，但他通篇文章是多么地充满革命老同志的感情，而又入情入理呵。根据我的亲耳所闻，可以印证，曾彦修的推论是完全符合顾准的实际情况的。

记得，那还是早在1966年5月11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抛出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顾准对我附耳低言：“少奇完了！”我被吓了一大跳。连忙说：“别神经过敏！这种玩笑可不是随便可以开的！”他说：“你等着瞧吧，别散布就是。”接着他又说：“唉，建国以来，为什么总跟小孩垒积木似地，摆摆好，弄弄乱；摆摆好，又弄弄乱。三年困难时期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算中国命大，现在又要来给自己挖坑了。”根据顾准的这些言论，关于他是否会“被文革的某些现象所蒙蔽，认同某些当时的主调”，还用多费唇舌吗？什么“‘斗、批、改’是自下而上地揭露黑暗面”之类的愚民鬼话能骗得了顾准这样的超级智者吗？依靠谁来揭露谁呀？靠江青之流来揭露老帅们、老八路们的“黑暗面”，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呵。

日后查查史料，得知：连刘少奇本人在1966年5月份也还预见不到自己的必然归宿。1966年6、7月份他还在请示在杭州“云游”的毛泽东以后，积极地往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稳定极其混乱的局面。8月份，刘少奇还很有信心地对王光美说：“不必忧心忡忡，毛主席历来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在1966年8月初听到江青向他“交底”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时，觉得完全出乎意料，惊呆了。直到8月12日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中央领导人公开露面的报道中刘少奇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有一次，我对吴敬琏说：“顾准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最早预见到刘少奇要被打倒的局外人士。试想想，当时他身处劳改基地，与世隔绝，手头只有一份《人民日报》呀。”吴敬琏说：“老顾也对我谈起过此事，说他在大韩继劳动时，一看到吴晗被端出来，就预见到少奇要垮。”原来“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大改组呀，先从“文化”入手而已。

顾准对毛泽东进行政治斗争的部署、手法是研究得相当透彻的，并叹为观止。他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号召全面看问题，以历史事件为比喻，这是1948年的晋绥讲话精神，具体办法有所不同——以清查‘五·一六’代替‘纠偏’。”然后，顾准对毛泽东的政治斗争艺术作出结论：“时势不同，措施各异。匠心巨手、叹观止矣。”

《息县日记》里多处提到要再活20年，顾准坚信，至迟在20年以后，中国将出现实事求是的新局面，将“雄飞世界”。他的子女们会怎么样呢？“她们会来找我的。”“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顾虑将会打消”（见《日记》，第161页）。意思是说，他在20年后将获得平反，儿女们会认清自己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人们不禁要问：“顾准怎么当起算命先生来了，而且那么地信心十足。根据何在？”据我猜度，主要根据有二：一是，个人迷信与封建专制主义违背党心、民心，脱离社会主义轨道，降低党的威信，使亲者痛、仇者快，是自毁长城的蠢行，必难持久。早在《商城日记》中就写道：“若要真摘帽子，必待另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这件事之来到，为日无多。……目前的妖魔邪气，何能持久。”（《顾准日记》，第57—58页）。二是，任何世人都不可能真的“万寿无疆”。历经磨炼的中国共产党英才济济，届时定能拨乱反正，恢复并发扬实事求是之风，还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使祖国呈现“神武景气”。顾准不是在搞迷信算命，而是进行科学预测。

20年以后，顾准想干什么呢？但愿今人不要各取所需地来给顾准“画像”、臆测，还是听听他自己怎么规划吧：“……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全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见《顾准日记》，第273页）。原来《日记》中大量的关于地理、交通、财经、外交的心得与素材是为20年后给祖国提建议作准备的呀。我怀着极其激动与崇敬的心情反复捧读《息县日记》，认为这是一本《思想家日记》、《预言家日记》、《爱国者日记》，是作者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的学术与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去研究、发掘。这里我们应当感谢陈敏之和丁东等同志，当年没有出于“为贤者讳”而删去那些他们还没有搞明白的“曲笔”，以及用以伪装“报刊文摘”，使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位真实、有味道而非凡的顾准。

林贤治同志肯定，《息县日记》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顾准的真实“心声”，接着，把散落于日记各处的片言只语串编起来，从而得出结论：写《息县日记》时期的顾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体”，他被“文革”所“改造”，产生了“凹陷”的悲剧。最后，哀叹：甚至连顾准这样的思想者也逃脱不了“文革”的影响与毒害呀。

我认为，《息县日记》就其总体和精神实质而言，并不是一本“伪日记”，但里头也夹杂了少量的“官样文章”，这少量的文字有伪装的居心，有些则是嘲讽的曲笔。有人首先肯定顾准不可能撒谎与作伪，这个前提是不可能成立的。据我所知，顾准也是会撒谎与伪装的。请读一下他的《商城日记》，他为自己为了早日摘帽而“唾面自干，笑靥迎人，卑躬屈节”深目痛责：“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接着写道：“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要对得起院领导，还要对得起爱人哪！”（见《顾准日记》，第25页）顾准还劝导过我这年轻人“作伪”。记得有一次，我与顾准靠在斜坡上吃午饭，村里的几个小孩子用土坷垃扔我们。我说：“唉，成了过街老鼠啰，后半辈子怎么过哟。”他说：“怪你自己傻呀，跟我这号人泡个什么劲。”“那怎么办？”“揭我呀！批我呀！”“嗨，你这人，你不是教我为人在世绝不可‘既可为好，亦可为坏’，要有点骨气吗。”他语塞了，闷心啃馒头。过了好久，嘟哝道：“反正我的材料组织全掌握，不在乎你那几声哼哼。”

“四周皆是秋，一室难为春”，顾准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而且又不是“二傻子”，在《日记》里塞进几句以防查抄而显示一下自己“进步”的“报刊文摘”完全是有可能的。仔细读读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可以感到它们犹如贴在健康肌体上的几张狗皮膏药，并没有触及他的灵魂，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退化了”、“被改造好了”。

至于对“撒谎”、“作伪”的行为作何价值判断，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林贤治说，如果说顾准写了“伪日记”，他只有靠撒谎才得以掩盖和保存自己的思想，那不等于说顾准是思想与人格割裂的“两面人”了吗，这样的顾准更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要有点辩证思维，不可过于简单化地对待。对“撒谎”、“作伪”要看时间、地点、条件；还要看内容、形式、程度，出发点、追求的目的、后果等等。否则，怎么评价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那一段“名言”，如何看待医生对癌症病人的“欺骗”，在敌人营垒里又怎样开展地下工作……。

林贤治同志的以下这段话倒真是让人出一身冷汗：“诚然，我们可以做到不出卖别人，但因作伪而出卖了自己，背叛了‘精神’，我们是否觉得对几代人的道德和精神下降负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称为‘极左’的政治暴力和思想暴力所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畅通无阻，不正是因为政治社会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依次的‘不抵抗主义’行动造成的吗？”同志们值得反思、深思呀！

但愿“政治暴力”与“思想暴力”的“妖雾”不再重来。

好在就顾准其人而言，“撒谎”、“作伪”是极少见的现象，终其一生也就是为了妻小而软弱过那么几天，而且马上就深自内责了；在《日记》中也只是贴了几句标签而看不出灵魂受到扭曲，发生“退化”；他也从来没有在各种批斗会上像一些遭遇、身份与他类似的人们那样跟着去举拳头、喊口号“表态”；他也进不到“不抵抗主义”者的行列中去。他一生之所以那么地受苦受难，就是因为他过于傲气耿直；太不善伪装；太爱仗义执言；为国、为党、为民想得太多，为自己则想得太少……

记得曾在60年代初的苏联某报刊上读到过这样一首诗，其大意是：动物园的管理员粗心大意，把写有“公驴”二字的木牌挂在了雄狮的身上。雄狮暴跳如雷，问老虎：“虎老弟！难道我不是雄狮吗？”老虎答：“当然是雄狮，不过，怎么牌上却写着‘公驴’啊。”雄狮心里开始感到有些不踏实，又去问斑马。斑马说：“看上去，你倒有点像雄狮，不过，牌上说你是‘公驴’，咱们还是以牌为准。”雄狮惴惴不安起来，一个个地依次问过去，回答大同小异。最后怯生生地去问兔子：“兔兄，请老实告诉我，我不会是公驴吧？”小兔小斜睨着它，傲然答道：“你不是公驴是谁？自己看看牌子不就得了吗，还问个什么劲！”于是，雄狮哆哆嗦嗦地退缩进了深深的洞穴。良久“哞”得一声，发出了公驴的哀鸣。

回首以往悲惨岁月，封建余毒恶性膨胀，“极左”肆虐多年，各种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社会主义遭到歪曲，多少“雄狮”失去了“自我”，被名目繁多的“牌牌”“改造”成驯顺、扭曲、自我忏悔的“公驴”。

然而，反反复复挂到顾准脖子上的“牌牌”可谓多矣，他盖嗤之以鼻，至死一直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愤然发出阵阵抗争并震撼国人心灵的狮吼。在祖国“雄飞世界”的今天，仍在神州大地回响不绝。

“顾准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3辑，总第21辑）

胡实声（1913—2015），浙江定海人。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校是青年才俊，1935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曾任上海学联主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海关地下党支部书记，为上海的浴火重生贡献良多。他是顾准的地下党战友。建国后，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

胡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