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失败的原因

改革失败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客观因素亦有主观因素。

（一）客观因素——阻碍机制与阻力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长期以来，笔者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时，一直特别重视阻碍机制对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性力量。笔者认为，这一阻碍机制，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改革刚开始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变，与此同时，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1]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一开始，就意识到改革的阻力问题，随着改革实际进程的发展，认识在逐步加深。他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首次提出了“阻碍机制”之后，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又指出：“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2]他还在各种场合谈到，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斗争却是很尖锐的。(www.guayunfan.com)1.阻碍机制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从苏联领导人到学者，都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而明确的解释，但基本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

从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来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莫斯科大学A.布坚科教授撰写了若干篇专门分析阻碍机制问题的文章，他对产生阻碍机制的原因做了深刻分析。在他看来，阻碍机制这个术语虽在苏联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但这种现象本身却早已存在。阻碍机制是由那些不能使社会主义可能性得到充分发挥并束缚其优越性被顺利利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和现象，以及管理杠杆和体制组成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是一定会产生阻碍机制。苏联出现这个机制，是有其原因的。它实际上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和官僚对阶级统治的曲解的副产品。苏联不存在有人有意识地企图阻止苏联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人专门设计这种机制。在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是：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殖，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的地位；

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做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在这种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财产的分配、有效的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

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对阻碍机制的基础做了以上的分析之后，布坚科教授得出的结论是：“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他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我认为，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在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和滋长起来的。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各级领导人，都变成了墨守成规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患有不同程度官僚主义习气的人，却是厚厚的一层。所以，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一再抨击官僚主义是有道理的，它确实成了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

2.阻碍机制对改革体现出来的阻力。

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过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改革的阻力是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障碍机制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3]现在苏联“正在就改革遇到的障碍进行激烈的辩论。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1987年）的革新决议在实际贯彻中进展缓慢，困难重重”[4]。

第一，阻力来自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不同认识。

苏联从领导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存在一个改革的反对派。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尖锐。戈尔巴乔夫的每次报告和讲话，往往批评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保守势力存在于各个阶层，其中也包括中央领导层。戈尔巴乔夫把保守势力作为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代名词用。保守主义者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这样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做根本性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

这里应该分析一下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事件。在这次全会上，发言很踊跃，争论也很激烈。一些人认为当前改革步子过急，慎重考虑不够。有些人不赞成领导层的更换面过大，也有人反对急于改革物价。有些人提出要修改党史，即对苏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认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并非当务之急。总之，有不少人不赞成加快改革速度，而是要求放慢改革步伐。针对这一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十月全会之后的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中指出：“看不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有所加强是不对的。”

1987年10月21日，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也发了言，主要批评改革进程缓慢，收效不大，改革主要停留在制订方案、立法与制造舆论方面，缺乏实际行动。叶利钦的发言，被认为是犯了“政治性错误”，而先后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改任为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

笔者认为，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改革的一开始，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是非本质的，只是表现为对改革的速度、范围等看法不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质也逐步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差别。戈尔巴乔夫等认为，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对社会主义一些重要原则进行再认识，这就必然涉及斯大林问题。另外，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发挥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又必须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各种形式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引起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会从公开性的瓶子里放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魔来。

第二，阻力来自权力之争。

我们常说，改革涉及权力再分配，因此，往往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抵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但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改革情况看，这方面的阻力主要表现在：首先，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中间不少人害怕因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权力。其次，中央管理机关的阻碍作用。再次，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

这里，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这些干部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的原因，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干部的特点。在旧体制的长期培养下，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惰性的干部。这些人习惯于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履行公事，用行政命令领导经济。他们害怕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要改变工作方法，对这些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再从管理素质来说，具有积极的经济思维方法的领导干部只占四分之一。

第三，阻力来自一部分企业领导人。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把企业领导人视为最支持改革的一个阶层。当时企业领导人要求扩权，反对上级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但现在进行根本性改革，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大大扩大企业权限，使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变得害怕起来，感到风险大，责任大，不希望进行大的改革。另外，还应看到，在企业这一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有不少企业经营条件不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要自负盈亏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这些企业领导人更害怕大的改革。

第四，阻力来自一部分劳动群众。

苏联报刊摘登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人民没有把党所开始进行的改革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没有为实施改革承担责任。许多人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气氛。”[5]《旗帜》杂志主编巴格拉诺夫指出：人民是赞成改革的，然而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在苏联产生上述情况，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整个社会。但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

二是苏联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已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分配，习惯于在劳动中懒懒散散，不愿受劳动纪律的约束。改革必然要求改变上述情况，而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变原来的习惯。

三是因为目前苏联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然赶不上发达的西方国家，但可以说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因此，人们不太想为多挣几个卢布而紧张地劳动，加上多挣了钱，也买不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商品。这样，也造成一些人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四是由于人们还没有从头几年的改革中获得明显的实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大大影响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虽然一再强调要改善食品供应和住房条件，但进展缓慢。特别是食品供应仍令人失望，日用品供应也有很多短缺。总之，由于不少人对当前进行的根本性改革尚缺乏思想准备和充分的认识，因此，对改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根据当时戈尔巴乔夫谈及人民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各种材料，有人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八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理解、拥护改革并“热情地投入工作”。

第二种态度是理解、拥护改革，但不主张“转得太急”。

第三种态度是“赞成改革，愿意参加改革”，但是“从纯消费的观点看待改革”，“用眼前的好处衡量改革”。

第四种态度是赞成改革，但“不知如何以新的方式工作”。

第五种态度是，“支持新办法”，但却认为“搞改革的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上面的某个地方，是另一些人，即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其他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畜牧场或者建筑工地。简而言之，是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们自己”。

第六种态度是公开反对改革，并真心认为彻底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第七种态度是“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改革”，“知道后果如何”，但却“不接受改革”。

第八种态度是“等待和观望”，甚至不相信改革能取得成功。

阿巴尔金认为，一部分群众对改革的消极态度，对改革是十分不利的。但要改变这种情况也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需要有个过程；另外改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政策，使劳动者在消费方面有新的追求和刺激，不断地缩减社会消费基金，扩大付费范围等，这是更为复杂和要担风险的事。

第五，来自“左的”、僵化的理论和思想方面的阻力。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大力宣传新政治思维，要求人们改变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并一再强调要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遗产。应该说，改革的头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进展。但这远不能说，经过头几年的斗争，已经克服了“左的”教条主义理论。应该看到，对苏联来说，教条主义理论、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一直是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还处处、时时地在起作用。由于教条主义和旧的传统观念的严重存在，一直有不少人对苏联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思想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多元论，毫无准备，很不习惯。

讲到传统习惯，不能不提到苏联各阶层存在的严重依赖心理。各地方领导人什么事情都要找莫斯科解决。在一些劳动集体流行的思潮是：有领导，让领导去考虑。从而形成以下的连锁反应：工人说，让经理去考虑吧；经理认为，市委或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当考虑，而市委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则指望中央机关。这种传统习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延误了改革的时机和进度。

戈尔巴乔夫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提倡新思维，推行民主化方针与公开性原则，不断调整干部队伍，经常分析改革形势与揭示矛盾，加强法制建设，努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等。

尽管戈尔巴乔夫为消除改革阻力与疏通改革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仍然没有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存在不少严重的失误。因此，要说明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仅仅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因阻碍机制已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个客观因素来分析是不够的。为此，我们还应集中分析改革失败的主观原因。

（二）主观因素：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失误。

1.在经济体制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是着力地、及时地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从而形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是一种畸形的经济。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成了影响经济正常发展、改善市场供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分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同时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即在改变旧的经济体制模式同时应及时改变发展战略，使后者与前者相适应，并为前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就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二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加速战略的方针。当时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是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来实现。但从实质上来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的主要失败和消极后果有：

第一，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正如苏联一些经济学家说的：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

第二，从这几年的苏联经济发展现实来看，加速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加速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经济更加不合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

第三，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使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的是全面短缺，加上价格上涨，卢布贬值的情况下，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这种经济状况，使广大群众感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逐步失去信心，这又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困难。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而实行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并认为，在结构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已输掉了第一个回合。

2.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苏联经济严重畸形的特点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改革头几年，应把重点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苏联农业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

第一，长期以来，由于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尽管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对农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但因农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

第二，苏联在农业管理方面，一直忽视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从而不能使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显得更为迫切。

第三，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市场问题中，主要是消费品供应问题，而消费品中最为突出的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居民对食品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日益严重。

第四，还应指出，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虽然一再提及农业和食品问题，但问题在于，一是没有狠抓和实抓，口头讲得多；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根据苏联当时经济情况特别是市场供应情况，经济改革先从农业开始的必要性。只是在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巴尔金认为，农业改革晚了四年。农业改革的滞后，给苏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在2亿吨左右徘徊，1986—1989年四年进口粮食1.37亿吨，年均进口量为3430万吨，另外，肉、糖、黄油、土豆和水果等进口量日益增加。由于农业改革没有先走一步，因而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挫伤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改革的反对者也利用这一点，使大家厌烦改革。

农业改革滞后，是苏联经济改革中的一大失误，后来为苏联许多人士所共识。所以笔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应先从农业着手改革，这并不是要求搬用中国的做法，而在客观上确有其必要性。

3.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注意解决“四个结合”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相结合问题。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则又可支持和推动改革，这两者必须妥善地结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经济严重恶化，这必然影响经济改革的进行。

第二，改革中人民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既没有给人民带来近期的利益，也没有使人民看到美好的未来，在此情况下，使人民对改革逐步失去信心。

第三，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问题。由于苏联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人们十分容易看到改革的迫切性，但不少国家改革历史证明，改革的困难与复杂性要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使改革稳步前进。

第四，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相结合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没有使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衔接起来。微观搞活了，宏观调控措施又跟不上，出现宏观失控。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刺激生产的机制十分弱；另一方面刺激分配的机制的作用却加强。最后的结果是，生产没有发展，而货币工资却大大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助长了企业小集团利益的膨胀。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宏观调控措施不恰当，难以使微观搞活，像国家定货一度成了变相的指令性指标，这又卡死了企业。

4.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

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如何能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可是，苏联1988年以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倒被搞乱了。政治体制改革过激产生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推行“民主化”无度，“公开性”无边，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劳动纪律松弛，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往往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改革失去了稳定的环境，难以做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有机结合。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改革。

第二，在实行党政分开的过程中，由于行动过快，缺乏周密安排，形成了权力真空。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方针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还大大精简政府行政机关和裁减人员。苏联政府原有51个部，后减为28个部。这样一来，政府的权力大大削弱了，政府十分软弱。最后使经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党无权管，最高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

第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地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2）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改革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但把干部的责任提得十分尖锐，使一部分干部精神很紧张，使他们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决议。（3）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的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己未来的前途；又看到当时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党的干部受到冲击，面临失业威胁，更对自己的前途增加忧虑。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第四，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被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上。1988年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来抓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又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出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引导，从而出现了对历史否定过头、人们思想混乱、党的威信急剧下降，最后导致苏共垮台，使改革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对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又估计不足。这些情况，对苏联解体都起了作用。

5.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妥协策略，这是十分明显的。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还善于使自己的今天与自己的昨天、明天妥协，即善于不断变化。他在政治领域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摇摇摆摆。这样会使改革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往往使改革半途而废。妥协策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如1987年通过的企业法规定，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为此，企业要实行自治，企业领导人要选举产生，但因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久就取消了自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又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中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在改革方法上体现出来。按苏联原来的计划，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若干方案，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这次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七十多年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改革零售价格问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使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着很多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就拿《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来讲，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以是否存在私有制为例，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在所有制法中用了含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的异议，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不得不明确地使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第三，政策多变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上述错误，使苏联经济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是改革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