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研究的现状及分析

关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研究的现状及分析^[1]

李巧宁　陈海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为保存中国教育的精华，华北地区的高校纷纷内迁。在这股高校内迁的大潮中，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院校先迁西安，成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继之迁往陕南汉中，1938年4月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从1938年7月开始至1939年8月陆续分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虽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名称存在时间不长，但人们习惯上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从中分立出来后依然在城固办学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统称为“西北联大”。

可以说，西北联合大学成立后，作为抗战时期与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呼应的高教界两颗璀璨明星之一，它不仅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收容流离失所的沦陷区广大师生，培养出一大批各行各业的建设者，而且奠定了抗战时期及战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根基。西北联合大学在抗战的烽火中坚持办学的艰苦卓绝精神，以及联合办学的经验教训，是值得追溯和探讨的，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却相当薄弱。

一、西北联大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1979年到2010年的资源中，按题名搜索“西北联大”“西北联合大学”，仅有3条记录。其中仅谷雪艳《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对西北联大从创办到分立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勾勒。

另有两篇网络博客文章对西北联大的历史有所探究。一篇是刘利民的《走出一片蓝蓝的天——西北联合大学记忆》，对已有的部分有关西北联大的回忆进行梳理之后，阐述了西北联大的来龙去脉;另一篇是刘明伟《“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之办学比较》，主要以西北联大为对照物，分析了西南联大办学成功的原因与经验。

此外，组成西北联合大学的学校，或由西北联合大学分立出来的学校，在编写校史时，对西北联大的历史有简要的、线索式的叙述，如西北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的《西北大学史稿(上卷)》( 1902—1949)，王明汉、衡均编《西北师范大学校史( 1939—1989)》，刘基、丁虎生主编《西北师大逸事》，《北京师范大学校史》( 1902—1982)，《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 1895年10月至1949年1月)，《回忆北洋大学》，等等。

总体上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篇专门研究西北联大的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出现，也没有一本系统展示西北联大历史的学术专著出版，更不要说学术界能形成一个较稳定的西北联大研究学者群了。

与西北联大研究的这种冷清相比，同样是抗战期间由几所大学内迁合组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1979年到2010年的资源中，按题名搜索“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南联大”，共有523条记录，除去重复发稿的篇幅之外，也有近500条记录，研究内容涉及西南联大的方方面面，其中还有3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此外，目前已经有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立德《西南联大教育史》(成都出版社)、《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封海清《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云南人民出版社)、刘宜庆《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杨绍军《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作家出版社)、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十数种有关西南联大的学术专著出版，形成了以闻黎明、谢泳、杨绍军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研究学者群，云南师范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西南联大研究所”。

可见，西北联大研究，目前还处于被学术界遗忘的角落，还属于一块有待学术界开发的处女地。

二、西北联大研究薄弱的原因

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何以会如此薄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严格意义上的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较短。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建立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西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陷后，日军沿同蒲线南下，迅速占领临汾、侯马，直逼潼关，西安告急。1938 年3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中，于1938年4月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农学院陆续独立，与其他相关学院分别合组成立了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 1939年8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其他院系陆续分立重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完全撤销。此后，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继续在汉中办学，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于1944年全部迁往甘肃兰州外，其余院校均于抗战胜利后迁出汉中。虽然，人们习惯上也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从西北联合大学分立出来后依然在汉中办学的几个院校统称为西北联大，但严格意义上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1938年4月成立到1939年8月撤销，存在的时间仅1年零4个月。

存在时间短，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西北联大重要性的重视，进而影响到对西北联大研究的重视程度。同时，从西北联合大学分立出来的高校，除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外，大都在重组中与其他地区的相关院系相互合并，几经变迁，因此，它们在编写校史时，西北联大仅是它们曾经的源流之一支，且是延续时间仅一年多的一支，很容易对它轻描淡写。

其次，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分立出来的院校陆续离开汉中后，在汉中没有留下办学实体，校址也都改为它用，没有一处被高等院校或文化研究机构来继承，当地政府也没有用醒目的标志标注出那里曾经有过一段值得记忆的教育弦歌。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北联大的一些旧址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西北联大的历史伴着联大遗迹的悄然无声乃至销声匿迹，而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这一点可以从与同是抗战时期联合办学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对比中看出。西南联大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于1937年10月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后改名而成。1946年三校返回平津各自的原址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不复存在。但是，原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部分教师留在昆明，并在原西南联大的校址上成立了昆明师范学院( 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和云南师范大学非常重视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这一文化遗产，在位于一二一大街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复原了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和一个教室，近旁是富有联大师生风采的浮雕群、“一二·一纪念馆”“西南联大纪念馆”等。这些明显的标志性设施，塑造了一种浓厚的西南联大氛围，到过这里的人们，自然会去回溯西南联大的历史。

第三，汉中地方政府没有对西北联大这一无形的文化遗产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能够组织专门的力量、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来挖掘这段历史，没有把抗战时期汉中作为后方重镇在文化方面的特色与贡献展示出来。作为汉中地区唯一一所高校的陕西理工学院，也未能充分发挥高校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优势，虽然对西北联大的历史有所关注，但谈不上系统研究，也未能在推动西北联大研究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

三、加强西北联大研究的紧迫性

西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汉中作为后方重镇之一在文化方面的一个缩影，研究抗战时期的汉中，不能不提西北联大的历史;西北联大奠定了抗战时期乃至战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论及今天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的高等教育，追根溯源，不能回避西北联大的历史。因此，加强西北联大研究，改变当前西北联大研究十分薄弱的现状，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加强西北联大的研究，也是目前一项相当紧迫的任务。历史研究的灵魂是史料，没有有效的、丰富的史料，是很难勾勒历史事件的线条的，更谈不上尽可能地还原它有血有肉的原初风貌。研究西北联大所需的史料主要有四种:档案史料;当事人的信件、回忆与日记;遗址、照片等实物史料;采访当事人所获得的口述史料等。档案一旦经过整理，当事人的回忆与日记一旦出版，都有了一定的稳定性。然而，遗址如果没有受到重视，往往会在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被夷为平地;有关西北联大的照片，包括西北联大师生当年的私人照片，如果得不到抢救，大多也会损毁或丢失，尤其是当事人去世后，他们的后代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往往会把它们或束之高阁，或随手丢弃。

档案、回忆与日记、实物这三种史料，只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是“不会说话”的“哑巴史料”，它们所反映的信息缺乏张力，而对当事人的采访获得的口述史料不仅是“活”的，而且内容更丰富、更具体。因为，对当事人的采访，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尽可能充分地把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挖掘出来，甚至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情感;同时，通过采访可以对文字或实物史料中未能涉及或记述不清的地方进行查证和补充。更何况，现存有关西北联大的档案史料主要是文书档案，数量不多;当事人的回忆往往是片断性的，很少有系统的回忆录;信件提供的信息大多仅是只言片语;当事人的日记鲜为少见，口述史料在西北联大研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分立学校的教职员和工友在世的已所剩无几，且近百岁高龄;当年就读于西北联大的学生也已过耄耋之年。如果不抓紧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随着他们的离世，我们将永远失去一批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将成为西北联大研究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尽快开展西北联大研究，是在抢救史料，抢救历史。

此外，西北联大的主要办学点，在今汉中城固县城、城固县董家营乡古路坝村、汉中市汉台区七里镇文庙村、勉县武侯祠。城固县城近年来建设步伐很快，伴随的一是大量的拆迁和修建，二是地名的更新与变化。在拆迁和修建中，原本所剩无几的西北联大遗址将更彻底地消失。城固县古路坝村是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后来的西北工学院办学的地方，一部分校址早已成为水田，另一部分借用的教堂也因年久失修，再加上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波及而多有坍塌。好在2003年城固县人民政府所立“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碑，与2004年西北工业大学所立，由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师昌绪题写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碑，以及由中科院院士、曾任教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张伯声临终捐资所建的古路坝小学，一起见证着西北联大曾经的辉煌。而国立西北工学院另一办学点——城固县龙头镇七星寺如今是一个农场的院落，了无当年办学的痕迹。今汉中汉台区七里镇文庙村是原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所在地，几经变迁，现在是一所小学的校址，周围已经很少有人能知道这里与西北联大有关联。勉县武侯祠内已经找不到一丝西北联大的遗迹，就连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在武侯祠内，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曾经办过学。因此，如果不通过对西北联大的研究，使地方政府意识到西北联大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那么对西北联大遗址的保护只能是纸上谈兵。退一步说，抓紧对西北联大的研究，及时地拍摄现有的西北联大遗址，尚能保存一些珍贵的遗址影像。

四、加强西北联大研究的对策

在现有条件下，加强西北联大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依托汉中地区唯一的一所高校——陕西理工学院设立“西北联大研究所”，建立“西北联大纪念馆”，作为研究西北联大历史的主阵地。与西北联大有渊源的学校，如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天津大学等，都已经远离当年西北联大的办学点，而陕西理工学院是目前唯一一所研究西北联大具有地利之便的高校，且拥有一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人员，足以承担这一研究任务。在陕西理工学院成立“西北联大研究所”，组织专业的研究人员，一边抓紧抢救和搜集相关史料;对现有史料进行整理和编撰，为以后的深层研究打下扎实的史料基础，一边通过建立“西北联大纪念馆”，陈列有关西北联大的实物与研究成果，宣传西北联大，让各界对抗战时期的汉中文化与教育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二，由汉中地方政府统一规划，联合与西北联大有渊源关系的学校，在原西北联大的旧址上建立相关的纪念碑，并适当复原一些小型的西北联大标志性建筑，如照壁、校训等，作为地方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目前，由陕西理工学院李锐教授主笔的汉中市政府《汉中“经济强市，文化名市，生态大市”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20)》在“文化名市”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建设“以西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文化系列”的战略方针。这为西北联大研究与宣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第三，在现有学术刊物中开辟“西北联大研究”专栏，创办专门的西北联大研究网站，不断地推介有关西北联大的研究成果。对西北联大历史文化的深层次挖掘，最终依靠的是学术研究。学术刊物上的“西北联大研究”专栏和专门的西北联大研究网站，既是推动西北联大研究的重要载体，又是有关西北联大的研究成果的交流园地。通过它们，一面持续地把西北联大的历史宣传给外界，一面逐渐地形成一个较稳定的西北联大研究群体。

此外，利用现代影视手段拍摄有关西北联大的纪录片或故事片，也是使已经沉入历史深处的西北联大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影响力更大、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宣传途径。

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有关西北联大的研究亟待加强;同时，西北联大研究有一定的史料支撑，尤其是一些口述史料尚有挖掘的可能性，开展研究是可行的。2011年1月14日，曾就读于城固县龙头镇七星寺和城固县董家营乡古路坝村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学生师昌绪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使得抗战时期的汉中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焦点，为西北联大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注释】

[1]陕西理工学院科研项目( SLG0839)。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第29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