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第一节　关于转型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对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战略管理构成了重大的挑战。在转型经济学的众多研究成果中，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是主流的西方经济学都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由于不同的研究选择的角度不同、支撑的理论以及处理的方法的差异，导致了对转型环境下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结论的多样性，个别结论间还存在着矛盾，彼此相互冲突。但与其他具体问题的研究不同，作为一个社会性的普遍命题，在广泛的学术交流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研究分支，在沿袭国外研究共识的基础上，产生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一）对转型路径以及研究方法的基本共识：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转变

现在许多经济条件下的主体研究都从批判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转轨逻辑开始。萨克斯等人为经济转轨设计的“休克疗法”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典型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逻辑线路的产物。这一方法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国家推行，通过价格完全放开、全面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三个方面的举措加以实行，通过转型的“阵痛”最终实现经济的有效运行（Lipton and Sachs 1990；Blan－chard，Dornbusch，Krugman，Layard and Sunmers，1991；Boycko，Shleifer and Vishiny，1995）。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进行的渐进式的转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两条不同的转型路径产生了不同的现实结果。2004年5月，基于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宣传和认可（Ro－mo，2004），“北京共识”问世，其提出：对于转型国家，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型中的路径选择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转变直接表现为对转型经济研究方法的融合。以往对于转型研究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采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来分析经济转型，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主要采用局部均衡模型，在解释问题上具有普适性，但是难以对复杂的分工和制度进行准确描述，以Dewatripont和Roland（2000），Blanchard（1999）及Roland（2000）等为代表；另一种是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研究，迄今为止在政策制订中非常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North（1989；1997），Weingast（1989；1997），Sachs和Woo（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和历史的描述性分析。在“北京共识”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后，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为案例，并将宪政和制度纳入正式的模型分析成为当前转型经济学的一个趋势，以Roland（2002）的《转型与经济学》为代表。

（二）构筑转型（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系统框架

对于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探讨的一个焦点就是对转轨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系统框架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对于转型条件下企业和政府关系的整体性认识。其一是以洪银兴（2006）、刘志彪（2006）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强调对于中国转型问题以及转型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这一研究团体强调20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要求我们不能始终“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理性、有明确目标地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这就提出了在中国转型背景下建设指导经济转型的转型经济学的任务。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回答了中国转型的内容在于市场化转型、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转型，其目标在于确立效率、和谐以及安全。

对于转型经济学范式关注较多的是以吕炜（2003；2004；2005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吕炜确立了“经济转轨可通约于史论结合的思维范式”以及“转轨的收获是重新求证了近代落后国家社会转型”等结论，构成了研究经济转轨的基本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国转轨的民生导向，归纳了转轨的理论命题，将转轨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考察，将转轨的目标、绩效的评价、费用的结算、政策的选择联系起来，从全局、从转轨完成后的经济社会考虑，形成了一套思路。

（三）以资源配置为核心，产权改革为导向的转型方式研究

当前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在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典型特征就是对于资源的再次配置，并以此提升效率，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围绕不同的核心资源，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但一个共同的改革工具是采用产权变革的方式进行。

中国的经济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国有资本的产权改革。萨克斯（2000）指出中国改革初始的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主要原因，国有资本对于劳动力的吸纳有限，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此观点相对应，张维迎（2003），刘小玄（2003a，2003b，2003c）等学者认为中国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产权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国有资本，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最终通过市场均衡实现效率的提升，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一思路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遇到的困难以及民营企业的兴起成为研究的切入点。

与此观点不尽相同的是以张军（2002），李治国、唐国兴（2003），罗长远（2003）为代表的学者，他们认为资本的迅速积累是中国最近20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通过把中国的经济转轨和资本形成与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这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改革后的高速增长主要由资本在部门间的再配置所产生，因而是一种静态的增长，不具备持续动态改变的力量，高速的增长来源于过度的工业化进程。这实际上也同萨克斯的观点相一致。

立足于资源配置的另一种观点是中国选择不同于俄罗斯等国的路径进行转型，根源在于人力资本约束。以姚先国、盛乐（2002）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以及人力资本产权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断适应和吻合的过程，也是经济转型中人力资本约束、人力资本产权约束不断得到调整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以制度安排为核心，分权让利为导向的政企关系研究

钱颖一等（1994，1997，1998，2000）对中国的转型进行了分析，强调用“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来解释所谓的中国奇迹。钱颖一指出，在大多数转型国家中，地方政府构成了经济增长障碍，而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中央政府可以对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方向进行约束，并诱导后者向有利于地方经济的方向发展。通过引用“预算软约束”的概念，钱颖一等分析了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中国改革的特征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林毅夫等（1994，1997，1999，2004）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是形成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而剥离这一负担就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向企业让利。追随上述思路，国内对于通过制度层面研究转型问题形成了三个不同的侧重点：关注政府分权，如何梦笔（2001）、周业安等（2004）、Young（2000）以及Blanchard和Shleifer（2000）等；关注企业让利，如黄少安（2000）、韩朝华（2003）等；以及关注政企关系，如朱光华、陈国富等（2005）。

在制度分析框架下，地方政府行为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明显区别于产权分析框架。王振中（2006）特别分析了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特征并用经验数据加以描述。杨瑞龙（1998）基于放权让利的改革背景，认为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过程的一定阶段中扮演了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进而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此后杨瑞龙、杨其静（2000）还提出“地方政府是连接中央治国者的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

（五）以阶段监控为核心，实证检验为主要途径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

经济转型是一个过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实证性的方法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检验，用以证明理论假说和构建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实证研究中，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探究我国转型的阶段性进程以及市场化程度；另一类是通过样本的选择揭示现实的转型特征，对以往的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国际组织对于转型阶段性进程较为关注，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通过构建改革进程指数（IRP）系统对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的跟踪研究；世界银行（WB）在1996和2002年两次专题对转型国家的自由化、产权与企业改革、机构和社会政策三个领域进行评估。我国学者也一直对国内的市场化水平进行关注，卢中原、胡鞍钢（1995），江晓蔚、宋红旭（1995），顾海兵（1995，1997，1999，2000），赵彦云、李静萍（2000），赵雯（2003），景维民、张慧君（2006）都在这一课题上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对于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实证研究数量很多，龚冰琳、徐立新、陈光炎（2005）连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际银行对我国省份的地方保护主义进行了验证，并指出其影响；李善同、刘云中、陈波（2005）通过企业问卷调查也对中国国内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和内容进行了剖析。

（六）通过企业重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为线索的转型研究

在分析转型问题时，很多学者都将焦点集中于产权改革和私有化的浪潮，但是为什么激烈的产权改革或大规模的私有化在中国比在俄罗斯滞后很久，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不能解释这种特有的滞后，因此从企业重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微观角度寻求答案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角度，下表2－1能够基本涵盖这一研究领域的典型成果。

表2－1　企业重构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研究内容等分类

续　表

资料来源：陈钊：《经济转轨中的企业重构：产权改革与放松管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笔者有改动。

二、对国内外研究的述评

国内外对于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研究沿袭了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转变，并且对中国的转型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肯定。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于转型的特殊作用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国内外学者从产权和资源配置等层面对我国转型的机理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究。但是以往的研究还是没有从微观角度解释我国转型经济的机理及其对企业战略环境的影响，以及企业如何适应转型期的特殊情景。

究其根源，以往的国内外研究在本质上还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是在实践领先于理论，“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前提下进行的，并且对于中国转型的绩效导向是“民生”导向的，即所有的制度安排均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最终目标。由于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和地方政府行为的有限理性，势必导致中国转型中现实的问题层出不穷，致使相关研究停留于具体实践问题的解读上，缺乏对于过去二十多年转型历程的全局把握。此外，在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过程中，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还没有完全理清。企业对于社会财富创造和国计民生的现实功效没有被充分认识，致使企业往往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中的生产函数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拓展下的制度安排等抽象层面的组织，往往忽略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下价值创造层面的特殊实体组织，这就难以有效地从政治层面与地方政府建立最为充分的价值联系，使得中国转型情境下的经济学和企业战略管理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还存在可供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层次：其一，以往的研究没有将企业的价值本质作为经济学和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前提，没有充分剖析企业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二，在缺乏企业实体认识的前提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机理尚未有效地澄清，没有在企业和政府这两个转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其三，以往研究的重点在于解释“民生”导向下的现实问题，因而难以从一个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对现实中企业的战略行为做出有效的前瞻性指导，致使企业还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尴尬境地下，难以把握中国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客观规律。